2008年8月份，我在完成《读国学用国学——到中华文化的源头寻找智慧》
（新世界出版社）的写作以后，本想休整一段时间。可是，由这本书所牵引而出的对大秦帝国的兴趣一发而不可收，甚至夜不能寐。于是，我决定趁热打铁，将这本书一鼓作气完成。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脱离开思想的史实，更没有在语言中抽身而出的真实。历史上的事件，都是在伽达默尔意义上的“偏见”中向我们袒露自身的。解读历史，无非是和历史进行创造性的对话。对话，是辩证法的应有之义，更是真理的机缘。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曾经把“对话”看作接生真理的“助产婆”。真理不是发现的，更不是兜售的，它总是在对话中激荡而出，靠机缘一步步走向澄明。
对于历史而言，想通过“过去”打通“未来”的初衷，使得这种对话成为必要；而因时空距离所形成的必要张力，又使得这种对话成为可能。我不是学历史出身的，但这种所谓的“先天不足”，也许更是一种优势。因为，只有不断地变化“偏见”的角度，才能展开另外一种形式的对话。历史在影响人，人何尝不在影响历史？过去在影响未来，未来何尝不影响过去？不能走向未来的过去，不能称其为过去，而不向过去回溯的未来，也不能称之为一个光明的未来。
就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正值小儿继开即将临世。他在母亲的肚子里辗转反侧，让我们感觉到了一个生命的奇迹。历史新意的阐发靠的是对话提供的机缘，生命的奇迹何尝不是阴阳交合的结晶？感谢我的妻子，感谢她多年来对我“润物细无声”般的关心、支持和帮助。特别是这段日子，虽怀揣入甲，大腹便便，但仍在无时不刻地照顾我的饮食起居，尤是感激。
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石云涛教授。这本书，大到整体构思，小到标点符号、引文注释，石先生都认真给出了意见，表现出了前辈学人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不仅如此，石先生在百忙之中欣然答应为本书作序，其不遗余力提携后进、勉励后学的拳拳之意，更是令本人感激不尽。
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的谢焕编辑，正是他不厌其烦的耐心指导，本人肆意挥洒、略显杂乱的思绪才得以纳入到“书籍”这一严肃正统的物质载体中。感谢新浪网站的张蕾女士，正是她的青睐，本书的大部分章节才得以在新浪网文化博客读书频道推荐阅读。全文曾以“历史的黑洞——大秦帝国兴亡录”为名，在天涯网站的“煮酒论史”版连载。在此过程中，受到了很多网友的青睐，并得到了受益匪浅的指点和帮助，一并致谢。
人过而立，对于我这个年代的人来说，在思想上估计还应该属于所谓的激进、愤青一派。但对我来说，却是越来越保守，越来越怀旧，以至于沉醉在历史的深处不能自拔，无论在生活方式上，还是在思想演进上，都在做着和自己这个年龄不相称的事情。也许，每个人都有一个世界，既然选择了一条路，就要各司天命，宿命地走下去。非常喜欢美国诗人弗罗斯特写的一首小诗，抄录下来与大家共勉：
黄昏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我选择了其中一条，
留下一条改日再走。
可是我知道每一条路都延绵无尽头，
一旦选定，就不能返回，
从此决定了一生的道路。
2009年9月25日于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