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重农学派之得失”，梁启超在文章中作了以下的分析：
第一，“彼以工商业为分利而非生利，是其谬见之最甚者也”。因为“凡以人力加于天然物，而产出之，或增多之者，皆谓之生利，此通于农工商而皆有效者也”。然而其合理的一面在于“当时法国农民，大为上流人士所贱蔑，沉沦困顿，苦不忍言。救时之土，益断断三致意焉，盖有由也”。
第二，重农主义的“自然法”理论应用到社会中是不可取的。“国计政策，随时不同，随地不同，断无所谓贯古今通万国之一定理法者存”。但是，“当时风气所趋，一切政治、法律、哲学，皆毗于此论，无足怪者”。
第三，重农主义的直接税“毕竟终不可以为完全之租税法”。这种理论对于后世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可勿深论”。
第四，“重农学说之最有关系于群治者，则产业自由论是也”。这一理论是对重商主义过渡干涉的革命，“实足以震撼当时阶级秩序之社会，而所向无敌者也”。但“惟其所谓放任之义者，未免过度，时或轶出范围以外”，“故后世论者，或谓重农学派，偏重个人主义，几与无政府党相类，殆非诬也”。即使这样，“此等学说，自今日视之，其偏激固无待言。揆诸彼时之事势，殆有不得已者存，未可胶柱以低昔贤也”。
总之，梁启超虽然指出了重农主义的“纰缪之见，过激之论”，但主要肯定了其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作用，认为“至其变革群治之面目，改良生计之学理，厥功甚巨，不可诬也”。他高度评价了重农主义学派“排击干涉，主张自由”的思想，认为这种思想在经济学说史上“实骤开斯密亚丹以后一新天地，其势力不亦伟耶！不亦伟耶！”（全集，第997页）
三、古典经济学的导入
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到亚当·斯密时期，进入了一个重大的发展阶段。
马克思说：“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到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斯密成为公认的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者。他的《国富论》，也成为是经济学说史上最主要的着作之一。在《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中，梁启超通过引证西方学者的言词，高度评价了斯密的经济理论，认为斯密“立于生计学史之中心者也。
斯密以前诸家，皆为斯密学说之准备者耳。斯密以后诸家，皆为斯密学说之修补者耳。”斯密《国富论》的问世，“使生计学为一独立之学科，其耸动一世之耳目，而别开一新时代”。（全集，第997页）
让梁启超失望的是，这样一部涉及国家富强的重要的经济学着作，在西方已披靡了百余年（《国富论》1776年出版——引者注）后，在中国才有译本的出现。即他撰述《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的前一年严译本开始印行，并且“乡曲学子，得读之者百无一焉。读之而能解其理者，千无一焉。
是岂不可为长太息也”。为了使国人真正了解这部宏着的内容，梁启超借用严译本的经济学术语，以通俗的语言，“举其全书十余万言，撮其体要”，进行了较全面的介绍，“欲以此为读《原富》者之向导”（全集，第997-998页）
梁启超在文章中首先介绍了亚当·斯密的生平和他的经济学说的来源。认为斯密经济思想尤其是“生计自由”思想的形成，扎根于欧洲大陆“自然理学”的哲学土壤中，并深受英国、法国同时代经济思想家的影响。
梁启超还高度评价了斯密对经济学的贡献。斯密病重期间，“语其友人列德尔曰：“吾一生事业，无可表见，今遂不得不死耶”。”对此，梁启超感慨地说，“以斯密之学术，开拓万古，推倒一时，为学界建一至高至大之纪念塔，而其欿然不自足也若此，大哲之风度，吁可敬矣！”（全集，第998页）
《国富论》共分五篇，梁启超按照斯密论着的逻辑，主要介绍了第一和第二篇的内容。其中涉及的主要理论是：
（1）分工和交换的理论
“斯密的整个经济理论是从分析分工开始的，分工学说在他的整个经济理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把劳动分工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国民财富的一个重要途径。”斯密的分工理论，“不仅把财富来源的范围扩大了，而且是建立在劳动是财富的源泉的基础上的。这既克服了重农主义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才创造财富观点的片面性，又纠正了重商主义认为财富来源于流通领域，来源于顺差的对外贸易的错误”。梁启超把握了斯密理论的这一特点，称“斯密首以国民之劳力为富之大源，以谓劳力者，国民所赖以得日用百物之供给者也”。“斯密固非谓劳力为生产上独一无二之原质，然于卷首特提出趋重力作之义，殆所以示别于重商重农之两学派也。”而“其论劳力之效，以分工为第一要义”，而又言“分功学理之适用，农业不如工业”，“卷首论分工之效一篇，其学识已有夐超前古者矣”。（全集，第998页）
对于分工产生的原因，梁启超按照斯密的理论，解释为“由于人类有欲交易物品之天性”。（全集，第998页）斯密认为分工是由交换引起的，这就颠倒了分工和交换的关系。实际的情况是：“分工产生了交换，交换又反过来促进分工”。梁启超指出了分工与交换“相因为用”的特点，但对二者的关系也无法辨别清楚。
斯密的分工学说中，“有一个观点是值得重视的”，即他认为“分工的发展往往受到交换范围既市场范围的限制”。梁启超对此专门作了介绍说，斯密“又论分功之程度，与市场之广狭相为比例”，“论分功之所始，必在濒海多河之国。以其交通便，故市场广。市场广，故百工兴也”。梁启超进而发挥说，“近世欧美诸国，汲汲然求市场于远地，势将合五大洲为一大“玛杰”，皆实行斯密分功之政策而已”。（全集，第998页）
（2）货币和价值理论
梁启超在介绍了斯密的分工和交换理论后，接着分析了斯密关于货币的起源和商品价值的学说。斯密认为分工一经确立，人们所需要的生活物品，绝大部分都要通过交换取得。货币正是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分功局定，则民之生事，取足于己者日以少，待给于人者日以多。故易之为道尚焉”。最初的物物交换很不方便，“必有所窒”，于是，“有智者起，别储一物，使随时随地，出以为易，人皆乐之而不吾拒此物也，名之曰“易中”，是即货币之所由起也”。（全集，第999页）梁启超的介绍固然符合斯密的原意，但与斯密一样，无法理解货币的真正起源和本质。
在经济学说史上，斯密首先明确提出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划分。梁启超用相当长的篇幅介绍了斯密的价值理论，由于他把价值与价格混为一体，因而对斯密的价值理论的介绍有许多不科学的表述，如斯密讲：“价值一词有二个不同的意义。他有时表示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这是斯密论商品价值时的经典论断，梁启超的介绍则是“斯密论物之价格，分为二种：一曰利用价格，……二曰交易价格”。（全集，第999页）这种表述显然是不正确的。
斯密在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后，接着提出了他的价值学说所要解决的三个问题。即“第一，什么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换言之，构成一切商品真实价格的，究竟是什么？第二，构成真实价格的各部分，究竟是什么？什么情况使上述价格的某些部分或全部，有时高于其自然价格或普通价格，有时又低于其自然价格或普通价格？”对于上述三个问题，梁启超在文章中除了如实介绍外，还附加了许多案语。这是本文的一大特点，反映了他对该问题的理解。
对于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梁启超说，“斯密乃论物有真值，与市价异。凡人所有之物，皆自力来。始也以力致物，今也积力于物，及其未毁，斥以与人。或易物焉，或得钱焉。自我观之，其所得者必其与是力相当者也。故功力者，物之所以相为易也。若是者，谓之真值。”虽然在市场交易中人们看到的是市价，但商品相互比较的尺度却是人们的劳动，即梁启超所说的“所用之力”。“斯密又言：吾欲求得一物，以衡量万物之真值，以审其贵贱之差。吾思之，吾重思之，其可以为诸值之程准者，宜莫如人力矣”。梁启超的这段解释，符合斯密关于“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的论述。这也是斯密价值理论中的科学论断。
梁启超对于斯密关于价值由三种收入构成的理解也符合斯密的原意。即商品的价值（梁启超所指的“物价”）的决定在简单的商品经济中是“所费之力”，随着“群治愈进，而物价所含之性质亦愈复杂”，即斯密所讲的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商品的价值是由购得的劳动决定的，也就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决定的。梁启超按照严译《国富论》的术语，分别把三种收入表述为“庸”，“息”和“租”。至于价值所以由三种收入构成的原因，梁启超也在文章中进行了符合斯密学说的介绍。
梁启超在介绍了斯密的上述两个问题以后，接着又介绍了第三个问题，市场价格围绕自然价格波动的问题。斯密的这一理论，被视为“斯密价值理论中富有科学意义和积极意义的成分”。斯密首先区分了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即梁启超所讲的“经价与时价之不同”。“经价者，即物之真值”，“即合其所纳于土地之租，所偿于资本之息，所酬于劳力之庸，而所售适足以相抵者是也”。“时价者，当市所售之价也”，对于斯密的市场价格围绕自然价格上下波动的原因和结果，梁启超不仅作了形象的说明，而且高度评价说，“斯氏此论可谓通物情之窾奥，洞天地之大理，言利也而进乎道矣。”（全集，第999页）
（3）工资理论
“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上，斯密是第一个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作出比较正确分析的人。”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三个基本阶级，梁启超称之为“一曰地主，食租者也；二曰劳动者，受庸者也；三曰资本家，享赢者也”。（全集，第1001页）
那么这三种收入本身是由什么决定的？斯密提出了他的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学说。梁启超在介绍这三种不同的收入时，着重点是工资的理论。
梁启超没有分析斯密关于工资是劳动的价格的理论，主要介绍了工资决定的原则和工资变化规律的学说。前者即“庸率之高下，定于受佣者与雇佣者两家之约”，即工资（斯密把工资视为劳动的价格）是由劳动者和资本家在劳动市场上的竞争所决定的。后者即“庸之消长，亦视供求相剂何如。国富则母财足，兴业多，需佣众。求过于供，而庸率腾。国贫者反是”。（全集，第1000页）
按照斯密的解释，“充足的劳动报酬，既是财富增加的结果，又是人口增加的原因”。所以，考察一国的财富状况，可以通过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反映出来。对于这一点，梁启超附加“案语”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按照他的观察，“中国庸率，近日如大优进者然”，尤其是在“广东、京、津诸地，则视数年前倍蓰焉”，这是否是“我国国财增进之现象”？梁启超作了否定的回答。在他看来，“庸率之进，固由兴业之众，而此兴业之母财，非出自我，而出自人也。母财出自人，则其赢入于人”。西方资本家竞相投资于中国，虽然带来了中国产业的发展和工人工资的提高，但是他们“非欲以剂吾庸，实欲以吸吾赢耳！”而且，“我所得者，仅此小部分之庸，而大部分之赢，已尽归他族之手”，“言念前途，毛骨俱悚”。（全集，第1000页）梁启超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
《国富论》的第二篇是论资财的性质及其储蓄和用途。在这一篇中，梁启超主要介绍了斯密的以下学说。
（1）关于资本类型的划分。“斯密以为一家之积贮，常可分为二物。
一曰支费，二曰母财（即资本也）”。“母财又分二种，一曰常住母财，二曰循环母财”，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其中前者包括“（一）器械。（二）行店仓库等建筑物。（三）农产上改良诸事业。
（四）人民本身之技能”等。后者包括“（一）货币。（二）农者牧者之廪食。
（三）制造家之原料品。（四）制造已成之物品等”。（全集，第1001页）
（2）关于“总收入”和“纯收入”的划分。斯密把一国全部居民的收入分为“总收入”和“纯收入”，严复译为“总殖”和“实殖”。梁启超把“总殖”表述为“地之所出，民之所登”；而“国之岁进，以补苴通国常住循环二母之外，而尚有余，得除之为支费即用即享者，夫是之谓实殖”。梁启超还以按语的形式具体说明了“实殖”的内涵。（全集，第10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