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通过西（西欧）、北（俄罗斯）、东（日本）等多条路径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也是一个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性的过程。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分配领域引入到生产领域，从经济科学上论证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是由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先进知识分子完成的。
一、李大钊：社会主义必然性的经济学论证
众所周知，1919年《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发表，标志着李大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少学者充分肯定了李大钊这一时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上的贡献。相对来说，学术界对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中国化问题的探索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实际上，李大钊正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阐述，为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有力的学理支援，也引导他思考社会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地位
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地位”有两层特定的含义：一是指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地位的认识；二是指本文认为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李大钊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经济学说，而经济学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有趣的是，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的逻辑结构，是从介绍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开始的。
李大钊首先区分了资本主义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学。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以前，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正统学派从亚丹·斯密到李嘉图、穆勒等，他们的“根本思想是承认现在的经济组织为是，并且承认在此经济组织内，各个人利己的活动为是”。正统学派“以为现在的经济组织，就是个人营利主义的组织，是最巧最妙、最经济不过的组织”。从生产的角度，正统学派夸张的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活动其结果是“社会全体的利益不期增而自增”。“从消费一面讲，我们日用的一切物品，都不是在自己家内生产的，都是人家各自为营利、为商卖而生产的”。这种正统经济学可以称为以自由竞争为核心的“个人主义经济学”，也可以称为“以资本家为本位的经济学”。但社会主义经济学则认为，“现代经济上、社会上发生了种种弊害，都是现在经济组织不良的缘故，经济组织一经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现象都跟着改造，于是否认现在的经济组织，而主张根本改造”。而社会主义经济学将取代资本主义经济学占据正统的地位，人类历史也将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然后，李大钊又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又与一般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不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克服了一般社会主义经济学“偏于感情”或“涉于空想”的弊端，发展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与系统”，他用“科学的论式，把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在《我的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还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地位。他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大别为三部：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在这三部分内容中，唯物史观是最基础的理论，“离了他的特有的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的是不可能”。只有根据他的唯物史观，才能“确定社会组织是由如何的根本原因变化而来的；然后根据这个确定的原理，以观察现在的经济状态，就把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为分析的、解剖的研究，豫言现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不久必移入社会主义的组织，是必然的运命；然后更根据这个豫见，断定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级竞争。”可以看出，无论是唯物论还是阶级竞争学说，都归结为“社会主义必然性”问题。而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具体论证则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得到了实现。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通过对马克思的“历史论”、“经济论”、“政策论”的介绍，所传达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传播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理论依据，而这种理论依据又主要来自马克思的经济思想。所以，从李大钊在文章中的论述看，虽然在不同的部分所论述的侧重点不同，但都把马克思的经济思想融入其中。
李大钊在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介绍中，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思想联系在一起进行论证的。他认为，所有的“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因为历史上物质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故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唯一的物质的要件。自己不能变化的，也不能使别的现象变化。其他一切非经济的物质的要件，如人种的要件、地理的要件等等，本来变化很少，因之及于社会现象的影响也很小，但于他那最少的变化范围内，多少也能与人类社会的行程以影响。在原始未开时代的社会，人类所用的劳作工具，极其粗笨，几乎完全受制于自然。
而在新发见的地方，向来没有什么意味的地理特征，也成了非常重大的条件。所以历史的唯物论者，于那些经济以外的一切物质的条件，也认他于人类社会有意义，有影响。不过因为他的影响甚微，而且随着人类的进化日益减退，结局只把他们看作经济的要件的支流罢了。因为这个缘故，有许多人主张改称唯物史观为经济史观”。在介绍马克思的唯物论时，李大钊强调：“马氏的经济论，因有他的名着《资本论》详为阐发，所以人都知道他的社会主义系根据于一定的经济论的。至于他的唯物史观，因为没有专书论这个问题，所以人都不甚注意。他的《资本论》，虽然彻头彻尾以他那特有的历史观作基础，而却不见有理论的揭出他的历史观的地方”。
因此，李大钊实际上指出了马克思的唯物论和经济论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的核心价值就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推导出社会革命的必然性和社会革命的基本条件。他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二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其一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称这些精神的构造为表面构造。表面构造常视基础构造为转移，而基础构造的变动，乃以其内部促他自己进化的最高动因，就是生产力，为主动；属于人类意识的东西，丝毫不能加他以影响；他却可以决定人类的精神、意识、主义、思想，使他们必须适应他的行程。其二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社会组织即社会关系，也是与布帛菽粟一样，是人类依生产力产出的产物。
手臼产出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汽制粉机产出产业的资本家的社会。生产力在那里发展的社会组织，当初虽然助长生产力的发展，后来发展的力量到那社会组织不能适应的程度，那社会组织不但不能助他，反倒束缚他、妨碍他了。
而这生产力虽在那束缚他、妨碍他的社会组织中，仍是向前发展不已。发展的力量愈大，与那不能适应他的社会组织间的冲突愈迫，结局这旧社会组织非至崩坏不可。这就是社会革命。新的继起，将来到了不能与生产力相应的时候，他的崩坏亦复如是。可是这个生产力，非到在他所活动的社会组织里，发展到无可再容的程度，那社会组织是万万不能打破。而这在旧社会组织内，长成他那生存条件的新社会组织，非到自然脱离母胎，有了独立生存的运命，也是万万不能发生。恰如孵卵的情形一样，人为的助长，打破卵壳的行动，是万万无效的，是万万不可能的。”
同样，李大钊也是从经济关系与阶级的联接上解释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并通过阶级斗争解释了人类历史运动的规律。他说：“而在马克思则谓阶级竞争之所由起，全因为土地共有制崩坏以后，经济的构造都建在阶级对立之上。马氏所说的阶级，就是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就是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有产阶级，与没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无产阶级的区别：一方是压服他人，掠夺他人的，一方是受人压服，被人掠夺的。这两种阶级，在种种时代，以种种形式表现出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本家的，这些生产方法出现的次第，可作经济组织进化的阶段，而这资本家的生产方法，是社会的生产方法中采敌对形式的最后。阶级竞争也将与这资本家的生产方法同时告终。”
不难看出，李大钊在介绍马克思的唯物论思想时，已经表达了当生产力发展到资本主义制度“无可再容”的时候必然要崩溃的思想，但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状况并未说明；在介绍马克思的阶级学说时，也说明了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必然出现的现象，但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一部分人是如何掠夺另一部人的劳动并成为对立阶级的，对此也没有明确的解释。而所有这些内容，都与论证社会主义思想的必然性和现实性有紧密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李大钊有意识地放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最后一部分的进行了详细的解读说明，而这一部分主要是介绍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几个重要学说。由此也不难看出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的重要位置和特殊意义。
2.“余工余值说”和“资本集中说”的逻辑归宿
李大钊在论述阶级斗争学说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出现阶级对立主要是由于一个阶级无偿占有另外一个阶级的劳动。而这种思想通过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尤其是剩余价值学说的介绍具有了强大的说服力。
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的“经济论”主要包括“余工余值说”和“资本集中说”。而劳动价值论是剩余价值论的基础，“马氏的“余工余值说”，是从他那“劳工价值论”演出来的。”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在商品价值的规定上，首先分清了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商品除了具有使用价值以外，还能够与其他商品进行交换，具有交换价值。但能够使不同商品进行交换，只能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即商品的价值。李大钊解释说：“马氏也决不否认“效用是价值的必要条件””，“但他以为单拿效用这一点说明交易的价值，理据尚不充足。每在一个交易的行为，两个物品间必含着共同的原素，一致的等级。此种一致，决不是效用的结果，因为效用的等级，在每个物品中均不相同。而所以构成交易这件事存在的理由的，就是这个不同。在那些性质各异的物品中所含的共同原素，不是效用，乃是那些物品中所含劳工分量的大小。每个物品的价值，应该纯是物品中所含人类劳工结晶的全量。
物品价值的分别，全依劳工的分量而异。此等劳工，是于生产这些物品有社会的必要的东西。”他举例说：“有一工人在一种产业里作工，一日工作十小时，什么是他的生产物的交易价值呢？这交易价值，应该是他那十小时劳工的等量。他所生产的，是布，是煤，或是他物，都不必问。按工银交易的条件，资本家把处分物品的权保留在自己手中，而按实在的价值出售。这实在的价值，就是十小时劳工的等量。”李大钊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认识虽然不是很全面，但抓住了问题的根本。
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全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是剩余价值理论的理论前提。李大钊首先引用了马克思关于工人的劳动的价值和维持工人劳动力的价值两个概念，进而阐释了马克思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学说。
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劳动力也成了商品。马克思以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剩余价值的性质和起源，关键在于他们没能区分工人的“劳动”和“劳动力”，不懂得工人出卖的是“劳动”而不是“劳动力”，劳动力商品的消费即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大于劳动力自身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