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叶落而天下惊秋，听鹃声而知气运”。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把世纪的更替、个人的奋斗与国家的强盛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他们竞相阐发“青春”命题的深刻意蕴。李大钊在《新纪元》中，鲜明地指出，“一个人的一生，包含无数的新纪元，才算能完成他的崇高的生活。人类全体的历史，连结无数的新纪元，才算能贯达这人类伟大的使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大都经历了19世纪到20世纪的交替，清王朝与中华民国的朝代交错，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格局的变动，所有这一切，使他们产生了新的兴奋、新的期待和新的探求。他们自觉地把星转斗移的自然时间变化和绝处求生的社会历史追求联系起来，时时眺望着新世纪的曙光，探索国家和民族的出路。正是这种跨世纪的期待意识和探求心态，使五四新文化运动自始至终充满黎明期和青春气息的诱人魅力。李大钊更是从俄国十月革命的浪潮中，最早感受到人类历史新纪元的真正开始，“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因为“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20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在之显兆”，“历史中常有无数惊秋之桐叶、知运之鹃声唤醒读者之心。此非历史家故为惊人之笔遂足以耸世听闻，为历史材料之事件本身实足以报此消息也”，对于俄罗斯发生的事变，我们“惟有翘首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基于这种历史学者的自信，李大钊直言不讳地宣告：“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出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少年中国”这个20世纪初爱国知识分子理想的宁馨儿，在她面前展现出一片绿洲，迎来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阶段。社会主义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救亡之梦形成一种巨大的精神契合，一种历史性的精神期待。
（三）
从鸦片战争开始的百余年间，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文化挑战和民族危机，中国社会发生了甚至春秋战国时代也难以相比的激烈动荡和深刻变迁。冯契先生形象地指出：这是一个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专制走向民主，由中世纪走向现代社会的转折时期，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中心问题，中国的思想界不断掀起轩然大波，形成了一幅政治救亡思潮蜂起、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略举其荦荦大端，其中有经世致用思潮、洋务思潮、维新思潮、革命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乡村建设思潮、法西斯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思潮，等等。在短短百年间，特别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的数十年间，如此多的政治思潮的纷呈涌动，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上是罕见的。各种政治救亡思潮或此起彼伏，交相呼应；或旧潮未落，新潮又起；有的蹒跚前进，有的急转直下，形成了嬗递多变的景观，就其主流来说，各种政治思潮的风云激荡集中表现了中华民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走向现代化的曲折道路，表现了近代中国民族精神的高扬。
社会政治思潮反映的总是特定阶级的利益和要求，都深深地打上了时代和阶级的烙印。中国近代史上的封建法西斯主义思潮，无论其如何用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进行巧妙包装，都无法掩饰其作为统治阶级的腐朽性，最终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思潮又显示了中国中间阶级和中间阶层的软弱和乏力。只有无产阶级的政治战略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方案才反映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决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命运和方向。近代中国救亡运动史表明，先进的中国人最终锁定马克思主义，是近代中国救亡运动的历史选择；从思想史的内在发展逻辑上，也证明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代表了近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中国近现代思想的演变中，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所接受成为一种历史的选择，但在历史的研究中，这又是一个被学术界淡化的研究命题。
当前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框架下，在以阶级为标准的研究路线被学术界搁置一旁后，以“文化三要素”为标准的研究理路长期以来一枝独秀，成为解释中国近现代思想新陈代谢历程的主要工具。
从近现代的历史文献中，梁启超和陈独秀都曾经以文化的要素对中国近现代思想的发展作出合理的解释。
中国自近代开始，进人了社会变革的新时代，中国近代化也随之成为一个充满历史变革的过程。中国在古代虽和西方国家、西域国家有过程度不同的接融，但这种接融“从来没有多到足以影响它特有的文化以及科学的格调”，因此中国文化“保持着明显的、从未间断的自发性”。中国近代历史同漫长的中国历史其他时期明显不同的地方首先在于，它是一部反抗外国侵略的历史，是一部同几个在文化类型上异于自己的外国侵略者相斗争的历史。由于外敌的入侵，迫使古老的中华帝国从睡梦中惊醒。
伴随着殖民主义者的入侵，西方文化也开始对中华传统文化发起了冲击，中西文化冲突以鸦片战争为起点正式拉开帷幕，以中国近代历史为坐标逐层展开。在这种冲击面前，中华文化承受严峻考验，面临新的抉择。中国的近代化问题正是在这种激烈的碰撞中开始的。
按照文化学的解释，文化是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件三个层面组成的有机整体。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正是从文化的三个层面上总结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陈独秀分析当时的中国社会说：“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即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3年的“二次革命”和1915年的护国战争，“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人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总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故”。因此，只有政治革命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必须在进行政治革命的同时，开展伦理革命、道德革命。陈独秀认为以新伦理新道德批评封建旧伦理旧道德，是思想战线上的当务之急。他说：“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倘于政治否认专制，于家族社会仍保守旧有之特权，则法律上权利平等，经济上独立生产之原则，破坏无余，焉有并行之余地？”陈独秀认为，自西洋文明传入中国之后，思想界、知识界必然并已经经过如下的发展变化轨迹：学术觉悟——政治觉悟——伦理觉悟，也就是经过学习西洋文明中的坚船利炮——共和政体——个性解放这样三个阶段。目前，中国正处在伦理觉悟，即个性解放这个阶段。“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
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之觉悟之最后觉悟。”他的这个公式，划分出了中国近代先进人物向西方学习所经历的几个时期。他也充分估计到了文化心理变革对于中国社会“政治根本解决问题”的重要性。
无独有偶，1922年4月，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梁启超在它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从学术的意义上概括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
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到同治年间，借了外国兵来平内乱，于是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很觉得外国人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于这方面的事项，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渐次设立起来。但这一期内，思想界受的影响很少，其中最可纪念的是制造局里头译出几部科学书。”“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像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因想道，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在这一时期除了“废科举”被梁启超视为成功之外，其余的政治运动都全然失败。废科举“这件事的确能够替后来打开一个新局面，国内许多学堂，外国许多留学生，在这期内蓬蓬勃勃发生。第三期新运动的种子，也可以说是从这一期播殖下来。这一期，学问上最有价值的出品，要推严复翻译的几部书，算是把十九世纪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绍进来，可惜国里的人能够领略的太少了。”“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约二十年的中间，政治界虽变迁很大，思想界只能算同一个色彩。简单说，这二十年间，都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但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恰值欧洲大战告终，全世界思潮都添许多活气。新近回国的留学生，又很出了几位人物，鼓起勇气做全部解放的运动。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这种新陈代谢现象可以证明，这五十年间，思想界的血液流转得很快，可以证明，思想界的体气实已渐趋康强。”
梁启超以当事者的身份梳理了近代思想发展的脉络，以一个历史学者的职业习惯把近代变革的五十年划分的三个时期也基本照应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实际。但梁启超发表论文的时间是1922年，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诞生，他与科学社会主义的论战已经开始，把关涉中国历史文化走向的社会主义问题淡出自己的视野，不难让人怀疑其立论的正当性和客观性。
另外，梁启超虽然是从学术的意义上进行历史阶段的划分，但把革命党人在中国近代变革中的作用完全忽略不计，也是难以让人信服的。
实际上，“文化救亡”思想并非是在第三时期形成，早在戊戌变法时期尤其是变法失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便是知识分子救亡的大思路。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孙中山的“训政”，其逻辑的基点都是国民主体的建设与国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