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1972年，我的爱人常吐血，一查肺都烂得差不多了，她却在每次的信上说一切都好。孩子写信也懒，我一直不知道。有人探亲回来说：“老石啊，你老婆又白又瘦，不行呢。”那时我一月工资68，寄回家50块。爱人38块，孩子要念书，也不知她怎么熬过来的。赶回家探亲，看到爱人瘦成一张纸，一咳咳到天亮；看到十岁的小女儿捏着五毛钱，鸡叫头遍就起床去挤便宜菜；看到七十多岁的老母亲还在为我操劳；看到饭都吃剩底了，爱人加点菜叶再吃，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痛。
那时四川空分厂的党委书记姓林，是呼拉尔齐重机厂调来的，我把爱人的X光片给他看，他说：“我们要为毛主席分忧啊，你家困难我知道了，一有机会想法给你调动。”好在我爱人吃苦比享受来得安心，我就等。等到不少人都通过林书记调走了，我心里就不平衡了。
“文革”中期，四川的造反派连枪炮都搬出来了。整天你革我的命，我要你的命，聪明的就“革”回杭州了。刚开始时我们是保设备保物资保领导，造反派武斗要汽车，一张条子，给不给？不给，说揪就揪往死里打。厂里的造反派头目姓徐，后来成了“九大”代表，钦差大人，不得了。我们几个中层干部为了自保，也成立了革命无罪战斗队。自己老老实实做人一辈子，唯一的缺点就是脾气急，当时都议过我当副厂长的。没想到为调动的苦衷心里有气，贴了领导一张大字报，从此埋下了祸根。
这一年我去北京批了一个职工食堂的项目。本想早点儿改变职工在简易棚里吃饭的历史，领导说这钱改为造大礼堂吧。那时他有权了，一言九鼎。有一次党委扩大会，我给他提了两条意见：一是中央反对造楼堂馆所，你不讲党的原则；二是要拿出基建项目费给车间工人发工资，我反对。又把领导给得罪了。
1974年的10月，我母亲生病，为了让儿媳能安心工作，她回了新昌石溪我大哥家里。老人走到尽头，想的还是不给我这个远方的儿子添烦恼，她认为我是为党为国在干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老母去世，为了让我见上最后一面，停柩四天四夜。那时候通信、交通和今天不能相比。我赶到时，遗体开始腐坏滴水。我一跪到地，痛哭流涕，忠孝不能两全啊。现在说给儿女们听，他们都不懂。
“四人帮”倒台后，又展开了揪“帮四人”的运动。开始大家义愤填膺，没曾想三揪二揪，因为我给领导提过意见，写过大字报成了“帮四人”的行径。
我是个麦出不吃米的性，我倔，我不认罪。厂里的军代表也不同意签字。爱人在杭州得了此信，便燃一炷香，为我祈祷。
后来，我这科长也没免，只是靠边劳动。
有一天安装厂房的天窗，十多米高。上面安装的人一失手，一米二见方的大铁窗框掉下来了。一百来斤的铁家伙砸在我的右脚上，肿了一个大包，疼得我龇牙咧嘴。送到医务室，医生直摇头，到县医院一拍片说是粉碎性骨折。1978年的冬天，我到了浙二医院，重新做了手术。
1982年7月，我办工伤退休回杭州，每天送行的酒都喝不过来，看看那里朝夕相处的工人，看看曾灌注心血的工厂，心里还真有点舍不得啊。
办完退休，迁回户口，退休证上参加工作是1949年8月，退休职务基建科长，退休工资六十四元八毛，这待遇当时很不错了，有点苦尽甜来。过了两年，上面又有一个文件，我的工龄可享受离休干部待遇了，工资每年可以多发一个月，还有三万元安家费，乐得我赶紧去信四川。回信来了——经查，我只能算1951年参加革命工作的，不能办理离休。
我是1948年新昌师范学校毕业的，后来去义乌解放大军二十军部作支军工作，八月初回到老家。那天石溪小学正在教《义勇军进行曲》，唱不好。这歌在部队很熟，我就唱给他们听。校长一问我的学历，就留我当了教师。后来区公所抽人培训干部，挑上我学习了一个多月，派到东区参加土改队。那是1950年的春天，天姥山土匪还很多，天天枪声不绝。一个组虽有一支中正步枪、一支左轮枪，还是觉得整天脑袋别在裤带上。有一次遭袭，慢了一步，农会主席一家七口全都被害，连脑袋也被土匪割去了。
“土改”结束后，我到县粮政科工作。1951年底，地署来物色干部去杭州学习，全新昌挑了我和一个姓杨的，在浙江财经学校。“镇反”那年说杨有问题，那时这个罪名不枪毙很幸运了。我也查出点麻烦，因为介绍我参加工作的校长，“镇反”时也被毙了，当年只要有两人指证通匪，都是要小命的事。到了1964年“四清”，又外调一次。那时候搞外调的人比如今做买卖的要多，列车上三个人聊天，说不定有俩正握着某个倒霉蛋的小命。我那档案就留了这么一笔。可谁能想到，十几年后，离休退休一字之差，钞票会相差五六百块。
回杭后我在建筑单位做施工监理，当年杭氧厂去四川三百多人，退休回杭后多数找了工作。因为越到后来，靠退休金过日子越苦。你看，这是1987年四川厂里给每人每月增加两块钱的通知。到了1994年，我的退休金才加到一百元，而比我不如的却大有人在，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终究还是要靠政策。看到在杭氧厂退休的同龄人都有五六百一月，谁的心能平衡？四川空分厂的在杭退休工人集体给简阳县劳动局、厂里写了信，签了名。
这一次的结果，每人增加了45块钱。信中注明，厂里经营不好还是要扣回的。我们体谅厂里，国有机械厂那几年效益都不好，厂又那么偏僻。当年我们是“匹夫有责”，如今仍是“有责的匹夫”。
1996年，我通过省银色人才库又找到了工作。这是一个发挥余热的机构，每年都要回访用人单位，评比先进，让我又一次看到了依靠。通过银色人才库的三次介绍，我在三个单位两次被评为先进，还两次上了明珠电视。直到如今，第四个老板欠了我五千多的工资，我也不想和老板翻脸。我去找“娘家”，可是“娘家”已成了一片工地。打电话问省老干部局，也说不清银色人才库搬到哪里去了。
2001年10月，四川厂里给我们来了一封信；说退休金改由银行发了，扣回厂里1994年的补助金额，退休金计392元，银行手续费百分之一，实发388元。
医药费报销仍在厂里，可是厂里没钱，以后形势好了一定给大家解决。
哎，我从1999年开始寄去的四千多块药费单据，又无望了。“有责的匹夫”哦，73岁的我，看来还得做下去……
红墙记者
口述 朱幼棣 整理 邹滢颖
灯下，细看带着的地图，东西居延海像一对迷人的深蓝色的眼睛，与我对视，然而她们竟然要双双枯竭！我很想去实地采访，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
我关心西北已经有20多年了，自打1982年我进入新华社当记者，第一次进新疆后，我就非常关心那里发生的一切。我可以给你画西北的地图，每一条大河、每一个湖泊和被风沙侵蚀的汉唐古城。
我为什么关心西北，一个新华社记者为什么像地质队员一样，去勘察国家的地理？从1982年到1992年，我在新华社从事经济新闻报道10年，从记者做到采编室主任，破格评上正高。这期间，我经历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过程，对全国的工业建设、重点工程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尤其关心生态环境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
1992年秋天，新华社创办《新华每日电讯》，我从经济采编室调到教科文采编室任主任。以往我的工作比较简单，或者出门采访或者在办公室签发记者的稿件。如今多了一项工作，要管报纸的版面。当时没有配备版面编辑，得自己学着排版，多少号字体，多大的标题，又因为新华社稿件不可以随便增删，我这个有签发权的人晚上还得去印刷厂跟班，看着工人排字灌版，决定加字还是减字。试刊时，往往到次日凌晨七八点我才从印刷厂出来。没日没夜的工作使我眼底出血，视线模糊，至今还有后遗症。
我想休息几天，想到了去西北河西走廊。地矿部的宋瑞祥部长给甘肃地矿局的领导打了电话，给我配备了一辆老旧的白色伏尔加。它驮着我走遍了河西走廊所有绿洲、每个城镇、各条河流。我们一个一个地质队走过去。地质队的驻地基本都在郊外扎营，条件比较艰苦。在张掖地质队的帐篷里，我听到了居延海干涸的消息。
居延海，唐朝诗人王维的《使至塞上》中便有叙述：“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它是我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的终点湖，由东西两个湖泊组成，河流和湖泊构成了阿拉善高原的绿色屏障，那里曾经水草丰美，牛羊成群。然而解放前尚有200平方公里左右水面的大湖，它竟干了。
“没有一滴水！”那位刚从额济纳旗回来的地质队老工程师对我说，他从西居延海的湖底走过，到处都是白花花的鱼骨。上世纪50年代，他们在那儿搞过勘探，那可是大得无边的海子。并且，据他估计，东居延海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我听得心里很震动，在脑子里打下了深深的问号。
晚上，灯下，我细看带着的地图，东西居延海像一对迷人的深蓝色的眼睛，与我对视，然而她们竟然要双双枯竭！凭着记者的敏感，我预感到那里正在发生重大的灾变。在罗布泊消失之后，居延绿洲会不会也带着辉煌的文明死去？我很想去实地采访，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
我对司机说：“能不能转回去，北上去额济纳旗？”司机不肯。他找了好多理由，最使我无奈的便是路况不好，有几百里土路，伏尔加车底盘太低，进不去。
那天，我喝了很多劣质白酒，却不醉。我也从未醉过。武威、张掖、安西和敦煌，我走了个来回，但却与居延海失之交臂，我不无遗憾地回到了北京，心却留在了西北，时时北望。
沿黑河北上，一路荒凉。地图上密密麻麻的村镇在现实中大多有名无实，没有人烟、没有植被、没有树，夜晚，四周荒凉冷寂，如同月球一般此后，我又编辑过不少从西北发来的新闻，像《稻花飘香》、《沙漠中养鱼》、《河西走廊发现巨大的地下水库》等。我签发这些稿件时，不免生出许多疑问，常常把这类报喜的新闻删成简讯，或者处理成发晚报的专稿。
1993年5月5日下午，北京城天昏地暗，飞沙走石，黑、红、黄色翻滚的浓云压着紫禁城，那情景给人着了火似的感觉，像地球末日。第二天报纸头条都用粗黑体写着“特大黑风暴”，黑风暴是沙尘暴中非常强烈的一种，破坏力极强。这次黑风暴从西北刮来，横扫河西走廊和宁夏中卫一带，很多放学回家的孩子被狂风刮进了水渠，迷失了方向，有近百人在黑风暴中死亡和失踪，有3万只羊丢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数亿多元。我的心情极其郁闷。
20多天后，我看到了中科院兰州沙漠研究所对这次黑风暴成因的调查报告。报告里把原因归之为气象变化和河西走廊近年被大量开垦，地表不稳定，受风蚀和沙埋以及戈壁地区开矿和挖土取沙等人为活动。这些当然都是原因，但从更广阔的地学角度来看，我认为真正的原因并没有被查明，至少这份调查报告是不够全面的。我现在还保留着那份报告。
凭着对河西走廊和西部湖泊河流的了解，我认为黑风暴并不是简单地只在河西走廊吹过，它实际上横扫了更广阔的地域，那就是新疆东部和阿拉善高原。
黑河断流，居延海干涸，肯定是黑风暴能毫无遮拦横扫的原因之一。然而迄今为止没有人报道反映过那里的情况。我渴望去居延地区，考察灾变的真实原因。
1994年春夏，国家环保总局组织第二次“中华环保世纪行”采访团，我任西北团的团长。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新闻处处长孟凡例是我大学校友，比我低两个年级，好说话。我拿了一本地图册，向他说了采访完目的地宁夏沙坡头治沙站后前往考察居延海的设想。孟之前从未听说过居延海，我便一边在地图上画路线，安排行程，一边由他给当地人大与政府发传真，安排接待。我们就带着来自《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中国环境报》等的一批记者出发了。
我们翻过贺兰山，沿着中蒙边境公路，到达内蒙古阿拉善盟首府巴彦浩特。
盟里接待空前“隆重”，因为这是第一次有中央记者团到阿拉善盟，采访有关居延绿洲的生态问题。此前，盟里也不是没有向上反映过，但一来不是重点经济区，二来处于黑河的下游，上游水库给不给下游放水完全由甘肃省调控，所以居延地区的生态恶化问题从来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
我们沿着黑河北上，一路荒凉。地图上密密麻麻的村镇在现实中大多有名无实，没有人烟，很难见到几间低矮的土坯房。没有植被、没有树，夜晚，四周荒凉冷寂，如同月球一般。白天天气非常炎热，路况却越来越差，车队的车接二连三爆胎。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镇子，在那里的修车铺停下修补。
所谓的镇子，只有十几间零落的房子，还是破破烂烂的。问镇上小旅馆的老板娘，她说，人都搬走了，住不下去，没有水，养不活庄稼，连草都长不好。她小时候，还能见到比人都高的草，骆驼进去，看不见身子，只听到沙沙吃草的声音，现在都没了，旱死了。镇上的人一批批地往外走，都快走光了，到明年，可能她也要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