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陪审团制度亦有提及：
人犯既齐，察院在本犯地方择衿耆以助审。衿耆则以十二人至二十四人为额，多则二十五人，少亦十一人。如是犯之亲戚兄弟朋友固不能为，即先知有此事者，亦不能为。审时衿耆听原告、被告之词，照察院之例，出而会议，遂定曲直，从衿耆将情由写明，交于察院，各散回家，察院观何是何非，即照例定罪。
裨治文对三大权力中心的介绍，在现代人看来，也已经是非常详尽。作者还显然看到了三大权力中心相互制衡的关系，他说：
……为审官，则不能会议制例。会议制例官，亦不能兼摄审问也。国内倘有人犯法，察院审判后，如审不公，统领亦可以赦之。
这种认识不可不谓深刻。
裨治文还向中国读者介绍了美国州长、市长、镇长等人的选举方法和程序，对镇一级长官描述如下：
县官有积仁，一则以选人为首，所有一切诸事，皆必尽知。即非其所管者，亦必周知焉。二则在县内收饷，必悉知县内人丁多寡，何人有田若干，何人有地有屋若干。三则总理县主一年收支各数，言行各事，登录书内存档，不能苟且漏入漏出。
裨治文在这里向中国读者表示美国官员非常敬业，对所管辖之事一清二楚，把所有事情缘由昭之于众。无疑，其中有与中国官吏的工作作风作一比较的倾向。
裨治文详细介绍了美国宪法，在其著作中列出《联邦宪法》第一条第八项的十七款条例。作者力图呈现给中国读者一个法治而非人治的美国社会。他在书中写道：
除此例（指《联邦宪法》）外，首领亦不能胡为。虽有贤德及富贵之人，皆不得以虚爵衔馈送，当受者亦必商之议事阁及选议处。使大小文武，皆得仿此而行。国人宜以律例为重，不徒以统领为尊。
第所有条例，统领必从，亦必示人恪遵。如在例外，统领亦断不为之，无异于庶民焉。
美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跃然纸上。
裨治文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有三个特点：
其一，视四海如一家，不可自专；其二，两国往来必同一体；其三，列国纷争，劝和为尚。
之后，作者历数与其通商之欧亚非各国，并且说美国虽然日渐强大，但与各国相安无事，皆有国使往来，只有在广州设立的是贸易领事。在这里，作者一方面表明美国虽然逐渐强大，但“视四海如一家，不可自专”，并无侵略别国之心，包括大清政府。这也是作者当时对中国政府的渴盼。至于“列国纷争”时，美国是否以“劝和为尚”值得商榷。
在裨治文笔下，美国有着完美的社会救济制度。裨治文在介绍20州概况时，细说每州的慈善机构，还在下篇专列两个章节介绍美国社会的救济制度。
裨治文写道，对于贫穷之人，美国社会采取防微杜渐的措施，一方面设法堵住贫穷的源头，一方面接济贫穷之人。如果亲戚朋友不愿接济穷人，则由地方官员接济，或者去“济贫院”。穷人在“济贫院”会得到工作，而且他们的子女有免费接受教育的机会。也就是说，所有美国穷人都会得到救济。裨治文认为这种济贫方法“尽善尽美”。
至于聋哑人、盲人和孤儿，也会得到国家的照顾，并且有机会接受教育。聋哑人可以进聋哑学校，盲人可以读盲文，孤儿可去孤儿院。
裨治文也提到了美国的丑陋现象，坦率地介绍了基督教国家现实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他承认美国社会中有反叛、杀人、打劫、放火、强奸、情奸、冒名伪造、盗窃、打架斗殴和酒后胡为等最基本的十种犯罪行为，相应的惩罚包括绞死、坐牢和罚款等。裨治文还以马萨诸塞州为例，把1820年至1834年的犯罪原因、人数一一列出。最后又对监狱作了如下描述：
或数人一房，或一人一房，极其洁净，亦有小窗以通风。房外四周有栏杆余地，以为散步之所。收监后，管监官务使犯人穿洁衣，食佳物，又日以善言劝戒，约束之以事业。
即便是罪犯蹲的监狱，也有着如此好的环境。由此可见，裨氏笔下美国社会之优越。
三、对文化教育方面的介绍
裨治文显然知道学校和印刷出版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所以他不厌其烦地介绍了美国全国以至每个州的学校教育和印刷出版。裨治文在详介20州情况时，势必提及该州文化设施。并且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下篇的卷之二十一“学馆”、卷之二十二“书籍”中概述了美国的文化教育情况。作者写道，美国社会“无论男女，皆三四岁入学者多”；美国学校众多，每个镇有一所学校，还有“县中学馆”，而“省中学馆，每省一二所不等”，另外还有“大学馆”（即大学）。作者对大学所学内容和年限也有说明，所学有三：一圣文，二医治，三国中律例规条。二者不可兼得。又以三年为期。
其中“圣文大学馆”，即神学院，“约三四十所，每所为师者约七位，其徒数十人”。“习律例之馆”，即法学院，则与医学院大同小异。
裨治文还介绍了有关书籍的各个方面，包括印刷方式，印刷品的内容、形式和价格等。作者提到，美国用“沿字摆板”（即铅活字板）印刷。印刷内容包括“经、史、诗、词、歌、赋并新闻纸”。此处“新闻纸”指报纸。作者在文中这样介绍“新闻纸”：
其纸各家不同，约千余样。初原无此也。因前有欧罗巴刊刷，布告四方，由是合省日渐精巧，至今犹盛。其纸长至五尺，阔至三尺。自欧罗巴至今，约三百余载，惟自合省至今，约百五十年矣。其纸不钉装，底面皆印字，或每日一出，或七日出三四张，或关月出一张不等。
每一出，多者约有二万张，少者约有五百张。每年收看新闻银一元至十二元不等。内载船只来往时日、货物价钱增减，买卖土地、租赁房屋时价，并官员士子兵丁言行，及天下一切事物。
可以看出，裨治文对美国报纸的介绍非常详细，连纸张的尺寸、价格都有提及。
裨治文对“新闻书”（即杂志）也有详细描述：
另外亦有每月新闻书，书内载钦天监、医生、乐工、律例、学问、劝世文等事。其书有一季一出者，约二三百篇，做书之人，将己所览前人之旨，折驳于每季书之中。亦有如中华之时宪书，一年一出者，约三四百篇，内载日月出没、日月蚀之原由，士农工商应如何做，天下各国本年人数增减。惟无吉凶趋避之日，然也不过纲鉴、典史、舆地志，先贤信行记略，并天文、音乐、大小学文章、劝世文等书。其书有一本为一套、数十本为一套，并有各国来者，一概价钱无定，半元数十元不等。
裨治文在此处介绍了“新闻书”的刊载内容、出版周期、出版种数、每套数目和价格等。中文撰写的第一篇新闻学专文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的《新闻纸略论》一文，全文如下：
在西方各国有最奇之事，乃系新闻纸篇也。此样书纸乃先三百年初出于义打里亚国，因每张的价是小铜钱一文。小钱一文西方语说加西打，故以新闻纸名为加西打，即因此意也。后各国照样成此篇纸，致今到处都有之甚多也。惟初系官府自出示之，而国内所有不吉等事不肯引入，后则各国从自可告官而能得准印新闻纸，但闻有要先送官看张所载何意，不准理论百官之故事，又有的不满如此各可随自意论诸事，但不犯律例法之事也。其新闻纸，有每日出一次的，有二日出一次的，有七日出二次的，亦有七日或一月出一次不等的，最多者乃每日出一次的，其次则每七日出一次的。其每月一次出者，亦有非纪新闻之事，乃论博学之文。于道光七年，在英吉利国核计有此书篇，共四百八十多种，在米利坚国有八百余种，在法兰西国有四百九十种也。此三国为至多，而其理论各事更为随意，于例无禁，然别国也不少也。
应该说，这篇文章对“新闻纸”的介绍比较全面，包括了西方报纸的起源、发展、种类以及有关新闻自由的法律制度和英、美、法三国的种数等，但是比较简略，特别是对美国新闻纸的介绍很少，而且也没有区分“报纸”和“杂志”。19世纪近代化中文报业萌芽期特征之一是“报纸”和“杂志”尚未严格区分，有人称之为“报纸杂志混合型”或泛称之为“报刊”。裨治文在此向中国提出新闻纸、新闻书两个概念，无疑在中国近代报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裨治文还向读者介绍了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和私人藏书室。他在介绍南卡罗来纳州时就有提到查尔斯顿城的图书馆，他写道：
藏书舍一座，内一书架，置公家书万余，诸色人等，皆可检阅。
这种介绍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上篇的20州概况中经常出现。至于私人藏书室，作者写得也不少：
为士之家，或藏一二千。书院里或藏一二万……亦有富豪家，立一书斋，置各书于内，任人观览，惟不能携回家而已。
裨治文不仅详细描述美国的种种文化设施，还直接指出中国文化习俗的弱点，他婉转地批评了清政府禁止女子入学及新闻事业不发达等情况。
裨治文对美国的文化设施如此着墨，无非是为了让中国人了解美国等西方国家有着可以与中国媲美的文化，并非传统中国人心目中的“蛮夷”之邦。
裨治文为了向中国人展现美国并非“蛮夷”之邦，把美国描写成了理想社会。正因为裨治文刻意展示美国社会的高度文明，有意无意中淡化了美国社会的黑暗面。这种淡化主要表现在对黑人的漠视和对印第安人的片面描述。实际上，这种淡化也是裨治文思想中的民族歧视的表现。
四、对印第安人的介绍
裨治文把印第安人译为“苗人”或“土人”，向中国读者详细介绍了印第安人的体貌、性格、生活习俗等。
作者提到当时的印第安人，有三四十万，身高“昂昂数尺”，肌肤则“若红铜之色”，其眼发，则“有黑漆之光”，“其发长而粗，其身高而力，其心明且哲”，交朋友的原则是“言而有信，处仇不共戴天”。如若被人欺骗，必定“赴汤蹈火，务必雪之”。商议事情之时，年长者“严肃而恭”。如果出兵打仗，斗士们“无虚心而怯”。如果被俘虏，则宁死不屈。印第安人没有文字。生活方面，不识稻谷，也不耕织，除了打猎钓鱼没有其他事情。饮血茹毛之外，吃的只是些“果木菜瓜”而已。唱歌、跳舞或赌博为其娱乐方式。服饰方面，夏天，“自乳至膝皆围兽皮”；冬天，则“全身衣其毛”；又有“面涂五色，头插鸟翎，意示人以威也”。所栖身的房屋只是个“蓬寮”，“内无一物，四壁萧条”。物品交易时用“树皮、珠石”，没有金银铜钱。没有官员，“惟立总理头目以议事”。
这可能是汉文书籍中第一次如此详尽地记载印第安人，这些介绍对当时的中国读者了解印第安人无疑不无作用。但裨治文在讲述印第安人与英国移民之间的关系时，则有所偏颇。
裨治文认为印第安人与英国移民当初相遇时和平相处。印第安人见“英吉利二三百人至，相与交好”，“欣然而击节”，甚至有印第安民族的部落首领与英吉利人交情深厚。作者还说，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印第安人渐渐开化。
他写道：
迨至道光元年，有合省人至，于是立国法，定章程，导以士农工商之事，然后风俗渐开焉。至道光十六七年，有数排土人与合省国相斗，合省劝土人相和，尤劝之讲习礼义而不可堕入恶俗焉。
确实，一般来说，当白人刚刚来到北美大陆时，土著印第安人对远道而来的白人移民是友好的。印第安人帮助白人移民学会了玉米、烟草等作物的种植，在关键时刻使之度过了在新大陆的生存难关。
但是，随着欧洲移民的增多，定居地区不断向西推进，土地的占有成为印、白关系的核心问题。白人对印第安人所采取的政策是“无情的屠杀、剿灭及强占他们的土地。侥幸生存下来的印第安人，也被驱逐到西部山区不毛之地。到北美独立战争爆发之时，原大西洋沿岸的印第安人实际上已大部分被消灭”。
真可谓一种“实际的生物取代”，即“一个民族对另一民族有形的取代”。与印第安人的“谈判”、对他们的“说服”都不过是形式而已，而是进行惨无人道的掠夺屠杀。所以根本不是裨治文所写的如此温情脉脉的“劝”和“导”，“合省之和平”其实是“血与泪”的进程。与裨治文同时代的英国传教士慕维廉在《地理全志》下篇卷十中就曾指斥欧洲殖民主义者在美洲等地的暴行：
东洲之民，已得新洲之土……新邑几不啻地狱也。
裨治文对《独立宣言》最后一条作如下翻译：
谕唆各省纷争，并唆苗人害及居民，使各不相安也。
其实作者并没有把原文完整翻译过来。作如下翻译可能更合适：
他一向煽动我们内部的叛乱，并且一向竭力勾结我们边疆上的居民、那些残忍的印第安蛮族来侵犯。印第安人所著称的作战方式，就是不论男女、老幼和情况，一概毁灭无遗。
在这里，美国人藐视、敌视印第安人的态度暴露无遗。作者对此完全可能是刻意修饰隐讳的，这样，一方面可以显示美国政府的亲善形象，另一方面，希望中国也能友好对待西方人。
裨治文的民族歧视倾向还表现在他对奴隶制度的漠视上。
第二次英美战争（1812-1814）结束后，废奴运动在北部兴起，势不可挡。
19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废奴运动进一步发展，越来越激进，出现不少主张废除黑奴制的报刊文章。裨治文当时尚在美国北部的新英格兰，对这些情况不可能不知晓。但是裨治文对美国黑人的悲惨处境讳莫如深，至于奴隶，只有两处提到。一处是在计算人口数时提到：
乾隆十五年，计合省国之民，不过三百九十二万一千三百二十五人，内为奴者六十九万五千六百五十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