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12月，《中国丛报》刊登《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一文，写道：
基督教传教士的活动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以往中国人由于语言上的障碍，无法直接了解到外部世界的发展变化。传教士来到中国后，不仅带来了西方世界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也带来了科学文化和他们国家的历史。
这个评价用在别的传教士身上，也许并不过分，但是用在裨治文身上，是不够的。因为，在早期中美文化交流史上，裨治文所做的远远不止这些。
裨治文在华三十余年，不但给中国人带来了西方的知识，还向西方人介绍了中国文化，对中西文化交流，特别是中美之间，有着不菲的贡献。
裨治文在华期间，创办了影响深远的西文月刊《中国丛报》。他长期担任《中国丛报》主编，并发表了大量文章。《中国丛报》颇负盛名，许多西方传教士以及西方商人都在上面发表文章，对当时的中外文化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被认为是美国最早的中国学杂志，是当时美国人了解中国的重要载体。
裨治文等早期来华传教士为了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力图改变中国人天朝上国的观念，所以采用译书办报、创办学校、设立医院等世俗的方式为基督教打开大门。这些方式被称为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在华事业的三大支柱。裨治文恰恰在这些方面表现出非凡的才能。他对“益智会”的成立、“马礼逊教育会”的创始、“医务传道会”的成立、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支会的筹办成功都有极大的贡献。另外，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美国传教士作为少数了解中国语言、习俗的西方人中的主体，对美国政府介入中国事务，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或改变，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裨治文就曾作为西方人的代表参观林则徐虎门销烟，参与美国政府专使顾盛的使团，同清政府签订第一个中美条约——《望厦条约》，又曾随美国驻华公使麦莲亲赴太平天国占领地区考察，可以说，裨治文在近代中美关系史上是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不过，裨治文的在华活动并非都在客观上有利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他也做过一些不利于中国人的事情。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裨治文希望通过武力来打败中国，迫使中国开放，其言论起了一定的舆论导向作用，最终使西方国家采取了战争的手段迫使中国开放。二是直接参与制定中美之间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
裨治文之所以专以译经、出版、教育、医疗等文化事业展开工作，是因为限于时势，目的是为了改善他们作为“夷人”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从而“征服中国人的灵魂”。他之所以活跃于中美外交舞台上，目的同样是为了改善新教传教士在华传教的外部环境，从而有利于基督教教义在中国的传播。应该说，裨治文为其信仰而奋斗的精神是可嘉的。
有学者说，评价新教早期成就的真正标准，不在于它收到了多少信徒，而在于它为后来的工作所奠定的基础。最重要的基础是准备了初步的、但却是大批的中文基督教书籍。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作为第一本中文美国史地著作，正是为中国人正确认识美国奠定了基础，进一步打破了中美两国之间的隔绝状态，对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重视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裨治文和他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国人认识美国的历程是非常艰难的。
笔者在撰写全文时，特别是在梳理《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传播过程时，在不算少的中文著述中，找到了一些资料。有人可能会感到，也许《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影响非常之大。其实不然。
魏源、梁廷枏、徐继畲等人放眼看世界，虚心学习西方，这些人非常重视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接受了其中一些观点。我们只有在这些人的著作中，才可以看到裨著的影响，但是更多的中国人在那时依然闭目塞听。例如，鸦片战争期间，国中权贵琦善甚至以此为荣。林则徐从政治需要出发，“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新闻纸”。琦善却说：“我不似林总督，以天朝大吏，终日刺探外洋情事。”汪文泰在《红毛番英吉利考略》（道光二十二年）中，还称“哶里干国在红毛西（今作咪唎）海中孤岛也。方东树《病榻罪言》（道光二十二年）对美国的介绍依然抄录《广东通志·外蕃传》的内容。更可悲的是，中美《望厦条约》签订九个月之后，1845年4月10日，道光皇帝还问两广总督耆英：“米利坚立国甫六十年……是否确实？”令耆英“就近查询”。所以，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不可能、也没有对这些人产生什么影响。
中美之间要达成进一步的认识还要走很长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