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一切国家的好经验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1964年1月7日，毛泽东在听取工业交通会议汇报时说：“在一定的时候，可以让日本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向他们学习技术。”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也是主张对外开放的。邓小平说得好：“‘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国际地位有提高。”1970年，毛泽东提出，“工业这方面，我看要依靠专家、科学家，甚至洋专家，除这之外，也还要依靠工人。”（汪东兴：《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3）20世纪70年代，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并随后与日本、加拿大和德国等许多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是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重大成果。
1972年，毛泽东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毛泽东对尼克松说：“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要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也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在中美上海公报中，双方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方便。
第六节对外开放的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已经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对外开放的途径主要包括发展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引进新技术和新设备、引进先进管理经验、引进人才等等。这些开放的形式在毛泽东早年的著作中都有论述，甚至毛泽东还曾有办经济特区的设想。
1.发展对外贸易
毛泽东一直积极主张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并通过各种方式多次阐述了对外经济交往思想。早在根据地建设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还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对外贸易局”，表明中国共产党愿与世界友好国家进行经济贸易的愿望。在1936年初冬，同斯诺纵论“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事务”时，毛泽东说：“如果中国真正赢得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四亿五千万人民的生产和消费能力不仅仅是中国人才会对它关心的事情，而且能吸引许多国家。”毛泽东还特别提到与美国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和互补性，我们应采取和美国及英法等国实行通商经济合作的方针，“在两利的原则下，我们政府及商业机关应和外国商人以至外国政府直接订立一些经济契约，吸收外资来开发山东的富源，建立工厂，发展交通，进行海外贸易与提高农业和手工业”。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关于做生意，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毛泽东还明确指出：“生意是要做的，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发展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其目的在于“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于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指出：“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亲自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在苏联访问期间，毛泽东在就准备对苏贸易条约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波兰捷克德国都想和我们做生意。因此，除苏联外又有这三个国家即将发生通商贸易关系。此外，英国日本美国印度等国或已有生意或即将做生意，因此，你们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其范围和数量要有一个大概的计算。”这些都充分说明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在对外经济贸易上侧重于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但不放弃与资本主义国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往，在实际活动中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发展与所有国家的经济交往，也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此，毛泽东的对外经济交往是全方位、宽领域的，毛泽东主张与不同社会制度的世界各国进行贸易往来，同欧洲的英、法、德等国，同亚洲的日本，同第三世界国家，甚至同美国发展贸易往来，抛开意识形态的分歧和社会制度的差别，采取果断而灵活的政策，实现全方位的对外贸易。
为了把新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政策确定下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这样，新中国与国外进行通商贸易就有了法律的保障。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是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最基本的路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对外贸易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访苏从王稼祥处得知，波、捷、意等国要与中国发生通商贸易关系消息后，毛泽东即电告中央，“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美日英等国做生意。”“关于出口贸易问题，务请注意统筹苏、波、捷、德、匈及英、法、荷、比、缅、越、罗、澳、加、日美各国在1950年全年出入口的种类和数量，否则将陷入被动”。关于经济易货问题，“在一般不许易货的原则下，准备允许冷货易货与不通汇国家进行易货。这在争取进口物资上是有利的。”这时，由于我国实行政策“一边倒”的政策，对外经济贸易主要是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积极发展同这些国家的经贸交往。同时，也力争与经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做生意，发展经贸关系。1954年9月毛泽东会见艾德礼为团长的英国工党代表团时，提出了“一要和平，二要通商”的政策。对日贸易，毛泽东表示“对个别生意可以考虑做一点，以支持某些日本中小企业。”毛泽东在会见秘鲁议员时，反复强调在经济方面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在《论十大关系》中说资本主义“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该有原则地好好学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
1972年至1973年，在毛主席的支持下，由周恩来总理领导，国务院业务组直接筹划和组织，中国对外经济工作开拓了新局面，掀起了自50年代从苏联、东欧国家大规模引进技术装备之后，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引进高潮。这个引进方案，因计划用外汇43亿美元，故称“四三方案”。“四三方案”批准从欧、美、日等国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共有26项，包括化学纤维4套，石油化工3套，烷基苯项目1套，大化肥13套，大型电站3套，钢铁项目2套（一套是武钢的1.7米轧机），还有43套机械化采煤机组等。这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事情，这样的大手笔，世上极为罕见。一大批现代化先进的成套技术设备引进，很快陆续建成投产，发挥着巨大的经济效益。“四三方案”的实施，不仅引进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先进工艺和先进设备，还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带来了最新市场的信息，我们通过这批设备的引进，切身感受到了外部世界的变化，看到了究竟什么是先进技术，什么是高度发达的工业，什么是高效率的劳动生产率。对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有了深刻的认识。1973年6月22日，毛泽东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创造了文化，创造了科学，创造了工业。现在我们第三世界可以利用他们的科学、工业、文化——包括语言——好的部分。”
2.正确利用外资
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是较早系统地提出过利用外资思想的领导人。毛泽东积极主张在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原则下，适当利用外国资本加快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毛泽东说：“只有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同时不放松外援之争取才是正确的道路。”
第一，毛泽东分析利用外资的先决条件。早在延安时期，当斯诺问及是否承认现有的外国投资和在什么情况下，外国商人能在中国经营等问题时，毛泽东明确指出：“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中国过去未能利用外国资本使中国人真正得到好处，外国资本给群众带来很少好处，或者根本没有好处。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对中国人民和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人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量将是非常之大的。”
第二，毛泽东对利用外资重要性的论述。1944年，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福尔曼时，直截了当地表明，我们需要外资并欢迎外国政府与外国资本家到解放区来投资。毛泽东指出：“我们欢迎外国人及外国资本来中国做这些事。中国是落后的国家，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外国的投资”。毛泽东还进一步阐述了利用外资，实现中国工业化的主张。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福尔曼以及谢伟思、瑞士记者博斯哈德等人的谈话中明确指出：“中国必须工业化”。但是，由于缺乏发展经济的资金，“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同和相互关联的。我们可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互相配合。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合作”。1945年3月13日，毛泽东和谢伟思谈话时再次指出：“中国战后的最大需要是发展经济。但中国缺乏独立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中国的生活水平这么低，不能采用进一步降低生活水平的办法来筹措所需要的资金”。为了打消美国同中国进行经济合作的顾虑，毛泽东向谢伟思阐明了中国的经济方针，指出：“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也不准备实现社会主义。还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民主管理私人企业的阶段”。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了中美经济合作的可能性和互利性；指出美国在中国投资，只能使中美双方在经济上互利互助，而不会发生竞争。中国不具备建设大规模重工业的必要条件，不可能在高级的特制产品上与美国竞争。中国必须建立起轻工业，以首先满足国内市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发展轻工业为美国提供“投资”场所和重工业产品所需要的“出口市场”。中国所拥有的原料和能源产品可以作为美国对我们投资和贸易的补偿，故“为了建设，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外国资本，特别是在交通运输和工业方面。”
第三，利用外资是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发展经济的好途径。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量将是非常广大的。一个政治上倒退与经济上贫困的中国，则不但对于中国人民非常不利，对于外国人民也是不利的”。1946年5月3日，毛泽东和党中央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发出了《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面的指示》，指出我们应采取和美国及英、法各国实行通商及经济合作的方针。明确“在双方有利的原则下，我们欢迎外国投资与技术合作。”“在解放区美国经济事业的发展，须由我们的同意和赞成”。“在订立这种契约时，只要避免不致因此而受垄断、受控制及受外间政治上的攻击”，“即应放手订立，允许外国人来经商开矿及建立工厂，或与中国人合作来经营工矿”。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孤立封锁，新中国采取“一边倒”政策，主要利用当时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资金。1950年2月14日经过毛泽东周恩来与苏联政府谈判签订了苏联给予中国援助的低利率贷款规定，苏联向中国贷款3亿美元，年息1％。五十年代苏联向中国贷款达14亿美元，用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