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国内研究概述
从国内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章的作者的职业、身份来看，目前“三农”问题的研究者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政府机构中专门从事调查及理论研究的人员；一类是纯粹的学者；一类是有长期在农村基层工作的实践经验、又具有理论研究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人士。“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这个观点许多研究者是比较一致的，而农民收入问题成为国内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并且取得了许多成果。
2.2.1农民增收的意义
冉志等（2006）认为农民职业分化是适应城镇化建设、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需要。对于农民增收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系问题，陈锡文（2002）认为，农村小康建设的关键在于增加农民收入。张廷武（2004）认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是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突出矛盾。韩俊（2004）认为，当前农村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仍然是农民增收困难，特别是主产区和纯农户增收难度更大。傅秀林（2004）认为，促进农民增收，有利于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稳定。中国目前有13.0亿左右的人口，其中农民占的比重最大。因此，农民的行为对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的稳定的影响力也最强。
2.2.2农民增收的现状
陆学艺（2001）认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民真苦”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我国农村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但大部分地区的农民收入增长却减缓了、停滞了，同时农民负担都逐渐加重，有的地方农民的实际负担占纯收入的15％～20％。而且越是贫困地区、越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农民负担也越重；“农村真穷”是指乡村两级的政府穷、集体穷。由于农民苦、农村穷，结果就是农业真危险。“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问题，已经直接影响农村的发展，影响农村社会的安定，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宋道德（2005）认为，欠发达地区通常处于“地利”的劣势，地处偏远、居住分散、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等，直接制约当地农民的增收。陈锡文（2002）认为，农民增收形势较为严峻，主要表现在：农民收入增长从1997年以来放缓，甚至出现了下滑趋势；农民收入主要来自非农产业，而来自农业的收入在下滑；纯农户的收入在减少，农户与农户间的收入差距正在逐步扩大，而区域化差距则更为明显：农村人口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在逐步扩大。陈国胜（2007）认为，普遍反映现行的惠农政策是直接的、实效的，但是缺乏提供公共服务的长效机制。目前减免农民的税费对解决农村发展方面来讲仅是小幅度、暂时改善了农民生活状况，如何持续改善却成了问题。
2.2.3制约农民增收的因素
陈锡文（2002）认为，新阶段农业、农村问题的实质是农民的收入增长问题，而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的深层原因是农村就业不充分。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这是世界各国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基本经验。而我国农民增收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恰恰在于向第二、三产业和城镇转移农业劳动力所面临的困难。
任柏强等（2005）认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的体制约束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歧视政策，一直延续到今天，必然造成城乡收入两极分化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扩大化。对于农民增收缓慢的原因，萧灼基等（2004）认为有产业性根源、资源性根源和政策性根源。吴敬琏（2002）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村人口过多，资源匮乏。为什么我国的“三农”问题如此难以解决，以至于积土地改革以后半个世纪的努力，仍然没有取得重大的进展？说到底，是因为农村人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人均占有资源、首先是土地资源的数量过少，因而土地报酬递减的趋势十分明显，生产率提高缓慢而成本却迅速增高这种基本态势不改变，其他措施都很难收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显著成效。严煤（2008）认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依然滞后，影响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产业结构不合理，流通体系不健全，粮食增收难增产；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过快，延缓了农民收入增长的步伐；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缓慢，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障碍；农产品加工滞后，限制了农民增收的空间；农业生产技术水平落后是制约农民增收的重要原因。朱道才（2004）指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保障乏力、农村流通体制、户籍制度、教育制度、财政货币政策五个方面是影响当前农民增收的制度因素。贺友斌（2004）分析了农民增收存在的七大困难与七大制约因素。
温铁军（2002）认为，对我国的“三农”问题起制约作用的矛盾主要是两个：一是基本国情矛盾，即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从而使耕地承担的对农民人口的福利保障功能远远大于耕地的生产功能；二是体制矛盾，即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城乡对立，将农民封锁在了有限的耕地上。在封闭的环境中，农村人口持续增加，耕地无限细分，农业效率低下，教育落后，生态破坏，农民贫困。
理解“三农问题”，不能脱离对这两个矛盾的认识。
2.2.4农民增收的对策
韦林珍等（2005）认为，在一国国民经济发展中，一旦农业只占整个经济的一个较小的份额，就应该对其进行补贴。曹洪民（2006）认为，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千家万户分散生产和统一大市场之间的矛盾，为农民争取更大的利益。从公共财政角度，2006年财政厅组织由罗石林主持的课题组研究《从浙江省农村税费改革看农村公共财政建设》，针对新形势新问题，研究相关公共财政问题和如何建设公共财政。调研了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农村公共卫生情况、农村义务教育、农村社会保障、农民减负等六个公共品方面；指出乡镇财政负债重、公益事业落后、义务教育资金紧缺、农村社会保障刚刚起步四方面问题，提出财政体制改革、乡镇只能转变、财政资金妥善使用等对症下药的农民增收的财政对策。加快农村公共服务机构改革，明晰政府间事权和加强农村公共财政支出框架建设三个方面改革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武桂梅（2007）将乡村两级组织的改革与发展纳入农村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的考虑范畴。张献国（2007）则对公共品供给体制上的分级财政、筹资体制上的向内倾斜型财政、决策体制上的民主型财政、管理体制上的法制型财政和反映农村社会经济变化的动态发展型财政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从多角度探索了农村公共财政体制的建设。其次，农村金融角度，2006年，中国人民银行建德支行课题组通过对建德市20个行政村的调研，证明了欠发达地区的农村配套金融服务促进了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农村金融方面的研究比较多，韩杰（2007）针对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提出要大胆推进农村金融体制创新，构建农村担保体系，发挥农业银行、信用社的信贷作用。第三，从农业产业开发角度，农业产业化经营问题一直是农业经济研究的热点问题，王厚俊（2007）系统研究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理论、内涵、运行机制、产业组织建设以及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了产业化经营的对策与建议。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会基金会丽水执行部，以项目为载体，四两拨千斤，搞活了丽水市农林渔牧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的价值链各环节（童雪松，2005）。通过项目带动欠发达农村农业产业的发展以及非农产业的发展带动农民创收，应该说是一条良策。第四，农村农民劳务输出和就业培训角度，提高农民自身素质和自身的就业创业能力。这方面的研究很多，政策上也正在执行。李永宁（2008）以苏北地区为实证研究对象，分析了欠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较差，单向流失现象严重，加之教育体制改革严重落后，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提出必须加强制度建设以及政府公共职能的发挥才能突破这一困境。赵炳起（2007）从投资角度对人力资本影响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进行研究，提出必须改善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结构，树立“人力资本致富”的观念。王小军（2007）从职业教育、自考教育和特殊教育的角度细化了对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改善的途径。
徐贻军（2006）认为，在农民增收的途径选择和对策确立上，首先，要立足于我省是农业大省的基本省情，把握好浙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形势，放眼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发展趋势。其次，政策和措施的选择确立，要科学合理、注重实效，短期措施和长期发展战略相结合，系统全面和突出重点相结合。第三，要因地制宜，在全面贯彻中央提出的“多予、少取、放活”六字方针的基础上，做好结合文章。李树基（2003）认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必须把融入和适应国内外大市场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往那种自我封闭、自给自足的壁垒必须彻底打破。土地要能够流转起来，向种田大户集中，农业的结构要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调整，生产要专业化，产品要特色化，经营要多样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要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城市转移；农村城市化的步伐应当加快。这样才能逐渐改变我国经济的二元结构，“三农”问题才能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与现代化的城市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童晶晶（2007）认为，在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前提下，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鼓励采取转包、转让、互换、入股、出租等多种形式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森林资源的合理流转。
借鉴西方学者思想，突出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中人的主体地位，用“以人为本”的经济学思维去探索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之路，必须紧绕“人”的因素，从制度、组织、观念以及环境培育方面考察经济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佐军总结了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实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人本发展理论，普遍地适用于我国农村经济建设的实情，对我们农民增收工作起到了很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制度引导人，要素装备人，分工安置人，发展依靠人，从而突出人及人的行为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制度为农村经济发展、欠发达地区农民增收提供良好的环境支撑；要素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良好的生态保护体系都为农民提供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产业承接和产业开发正是要使农村经济融入市场经济体系和区域分工体系中，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而这一切都是为农民自身发展做好各种准备，最终归结为农村经济发展还是要依靠和满足农民自身。
人本理论给我们提供的思路与现在贫困问题研究现状是不谋而合的。一直以来经济贫困具有直观性、易于度量等特点，使其在研究中居主体地位。时至今日，世界银行仍以每人日均1美元和2美元的收入水平作为国际标准的贫困线，而且几乎所有国家在贫困和反贫困的理论和实践中主要以收入或者消费水平作为贫困的衡量标准。但随着社会发展和日益多样化，对贫困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即贫困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贫困，还包括社会因素、环境因素和精神文化因素等方面的贫困；贫困意味着个人发展权利的被剥夺，以致不能分享社会发展成果并过一种正常的“社会人”所应该有的生活。把贫困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文化等领域，是国内外学者的共识。如吉利斯（1998）在其《发展经济学》中指出，贫困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生活水平，还应该包括心理上的。中国年轻学者张清霞（2008）就指出贫困其实不仅仅是绝对贫困，现在看来相对贫困是主要趋势，并区分了经济贫困和非经济贫困，用基尼系数和洛伦茨曲线去衡量相对贫困的强度和广度。世界银行在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贫困是缺乏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贫困不仅仅指低收入和低消费，还指教育、医疗卫生、营养以及人类发展的其他领域成就较少。总而言之，欠发达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尤其是农民收入贫困，研究的范畴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增收，而应该更多的关注导致经济贫困和人的能力贫困的其他因素的改善。人本理论的研究，从深度和广度上拓展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含义，也多维度地为农民增收提供改善策略。
“人本模型”在借鉴国外扶贫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也把以往各类研究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思想和成果纳入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四个方面因素包括了金融、财政、产业开发，以及农民培训、就业和创业。本课题深入研究了人本发展理论，结合本市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实情和政策实践实情，把人本思想融入到下山移民、项目开发、农业龙头企业扶持、农民培训、来料加工等扶贫财政对策之中，从而使温州市财政对策更具效率。
2.3对国内外研究的简略评述
西方学者关于欠发达地区农民增收问题虽然没有专门的、系统的研究，但是相关理论较好地解释了欠发达地区农民增收的经济内部问题与外部问题，并对工业化、后工业化时代如何增加农民收入提出了较好的对策，但是符合中国农民增收实际的研究成果不多。国内关于农民增收问题的研究比较多，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对于温州市乃至文成县如何实现农民增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不够，还很零碎，缺乏有针对性地提出促进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的典型模式和对策，没有提出相应的发展思路、发展模式、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