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义赋值方面，机器比起人的智能来说存在很大差距。塞尔的“中文屋”之所以被广泛用作比喻机器没有真正智能的例证，主要还是在于它不会把握意义。在塞尔看来，如果一个根本不懂得中文的人（他本人）被锁在一个小屋里，仅仅依靠他本来不懂的工具书，通过几次中文符号变换，就可以完成将一段中文符号向另一段中文符号的转换。其实笔者认为，符号只是人们认识反映的物质形式，而意义赋值才是观念性的东西。思维模式对于各种语言符号的匹配，赋予符号以意义，从而使人们产生理解，体现出意识和智能，这是一个精神活动的过程。一本书放在那儿，就是一种物质的符号，人们阅读它并且享受这个过程，才产生意识。上述这个中文屋，实际上是一种认识的“黑箱”，塞尔进入之后，依靠外部的语言规则来提供答案，他回答的问题，与懂得中文的人的回答看起来一样。然而，虽然他能传出来中文信号，却仍然属于物质符号的传递，并不是他真正懂得中文的意义。同样道理，机器也可以这样做，但并不能表明它也会懂得句法转换。“懂得”，就是能够进行意义的匹配，对外部事物的同构，是一种突变，一种智能。
意义不仅在语言中存在，世界上各种事物都有着自己的意义，哪怕是撒哈拉沙漠中的一粒沙子，也有其自身的意义（意义本身可以分类，国外有学者把它们分成七种不同类型，在此不赘述。）。但是，“意义”本身的体现，需要人这个社会主体对其进行赋值。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无穷无尽，人们可以对那些原本似乎毫无关联的各种事物、事件、数字、现象等，通过思维模式进行匹配，找出思维模式与之对应的同构，从而发现其中的意义。一般来说，主体思维的模式面对“意义”空间，有很多种匹配方式，诸如“理解”、“赋值”、“增值”、“衰减”、“反对”、“拒斥”、“忽视”、“暗示”、“隐喻”、“犹豫”、“怀疑”、“共鸣”、“快感”……很多孤立、神秘、杂乱的事物，经过思维模式的配对建模，其本来面目变得清晰、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甚至有的令人毛骨悚然。
正是由于客观事物存在着内在的因果关系，成为思维模式与之同构的客观基础，才可能存在两者匹配同构而产生的意义。也正是这种万事万物的关联性可以被人们赋值，人类才可能造出和听懂无限多的语句。意义的基础，就在于这种由思维模式破译的客观事物的因果联系。意义的产生，就在于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给事物的内在联系进行赋值。
那么，对于那些并不存在的事物，它们本身有无意义呢？比如，“今天的中国皇帝”，“当今的法国国王”，还有一些虚构的故事、事件、事物、人物，等等，它们有指称，但并无所指。应当说，它们同样由于和我们的世界发生了某种因果关联，因此它们也都是有意义的。只不过，这种意义需要我们不仅从现实性上，还要从逻辑和语言符号等关系上，才能准确地加以把握。
意义理论的首次提出，可以追溯到1892年弗雷格发表的“论含义和指称”这篇论文。当时，弗雷格在讨论逻辑恒等问题时，发现一个名称的指称与其含义并不是一样的。人们所看到的“晨星”与“暮星”都是金星，指称相同，却有不同含义。在中国，它叫做启明星和长庚星，也都是指金星。还有一个例子是，在中国叫做“李强”的人有成千上万个，虽然是专有名称，但并不能明确地表示个体，因此指称与所指的对象有着巨大的不确定空间。其实，在语言中就是同一种含义，也会有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弗雷格认为，一句话里的思想，就是指称的含义，而这个指称所指，就是语句的真值。所以弗雷格提出：“我们感兴趣的不仅仅是指称，然而仅仅思想也不能给我们知识。只有语句的思想与它的指称即真值在一起才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思想所体现的意义，与指称的真值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知识。如果一个人说“当今的中国皇帝”，这句话的含义与所指称的对象不符，也就是语句没有现实的指称对象，就不具备真值。虽然这句话有含义，但存在着真值差距。由这样的语句，无法构成真正的知识。
这里，涉及语言思想的客观性问题。由于20世纪初西方哲学从探讨实体等形而上问题转向探讨语言问题后，意义与真的关系问题便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可以这么说，意义和真的关系问题是意义理论讨论中的核心。由于意义的被赋予特性，使得真成为隐蔽在后的东西。而意义作为真的呈现方式，又使意义指向了真。”换句话说，真是意义的客观依据，意义与真的关系，体现了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弗雷格之后，罗素提出了摹状词理论，专门用来指称那些人们未能亲知情况下用来表达意思的词汇，从而为那些在熟悉的事物中未曾经验到的对象的知识奠定基础。所谓的摹状，就是指“美国的现任总统”一类的短语，人们不说“小布什”或“奥巴马”，不用名字来指明一个人或一个事物，而是用某种假定或已知他或它特有的性质来表征。我们可以说“乾隆”，也可以说“1780年的中国皇帝”，这两者的意义是等值的。在人们的思维模式中，概念表达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即可以是直指对象的，也可以是用一组性质来摹状。罗素认为，一个摹状词，如“当今法国国王”，不会因为它不摹状任何东西而变得没有意义，它的意义是从组成它的符号的意义得来的。（当然，这种意义与客观事实本身，存在着“真值差距”）以前，罗素曾相信梅农（A.Meinong）的观点，以为如果一个字是指什么，就一定有它所指的东西。
1905年，他创立的摹状词理论表明了这种错误，把很多原来无法解决的问题一扫而光。
摹状词理论解决了认识论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叙述与自我中心的关系。我们本身也是世界的一部分，而我们对于世界的描述，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能够用自我中心的词，来叙述非自我中心的、不在此时此地的东西，由于有了这种能力，我们才能使用普遍的语言。人们的词汇是有限的，虽然词汇可以不断发展，总还是有限的。但人可以使用这些有限的词汇，构筑出历史长河中无限的有意义的语言来。摹状词理论还改变了自洛克以来形成的认识的联想主义心理学传统（这种传统认为，词的意义在于能在心中引起若干相应的联想意象），而把心理的与逻辑的（语言的）区别开来。这对于明确知识，进一步分析知识的确定性，无疑是有好处的。
在摹状词的基础上，罗素后来发明了著名的罗素悖论。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这些悖论是有意义的，它并不是语言游戏的结果，而是有着客观现实的根源。罗素的学生维特根斯坦在意义理论上也有所发展。他在前期写作的《逻辑哲学论》主张指称论，这本名著的最后一句这样写道：人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事物，就应当保持沉默。但他在后期又完全推翻了自己的主张。
维特根斯坦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了《哲学研究》，可以看做是语言哲学对于逻辑实证论的清算和批判。他认为，并非所有的词都是指称，即使是名称，也并非都是用来指称的。那些有指称的名称，其意义并非就是它的承担者。承担者现实中也许不存在，意义仍存在。如N先生死了，N先生名称的承担者不存在，但这句话仍有意义。历史上从未有过“荷马”这么一个承担者，但这个名称的意义非同一般。《哲学研究》的要义在于指出，语言的意义在于它的使用，语义取决于语用，意义是在语言游戏中确定的。而这一点与他老师罗素不同。罗素不赞成意义存在于语言之中的观点，他承认客观事物的实在意义，并把“存在”（being）与“实在”（existence）区别开来。
并不是只有现实中的事物才具有意义。任何小说故事，虽然并没有在现实中发生过，但都是有意义的，它们反映了现实，再现了真实的世界。同样道理，神话、虚拟的故事游戏，也都是有意义的，都是对真实客观世界和事物关系的再现或同构。越贴近现实，越逼真再现，其所赋予的真值差距也就越小。意义的展现，除了它有客观现实的根源，还有社会性的因素，总是和人有关。语言和物体蕴藏的意义均是社会性的产物。由社会实践情境所决定，原本质朴、简单的事物，可以展现出生动丰富的因果关系，从而具备了复杂的意义。我们前面说撒哈拉沙漠里的一粒沙子也有意义，就是这个道理。
现实生活中，言简意赅的例子举不胜举，比如在谍战中，根据需要，对暗号的只言片语，或者一个手势、一个标志物，都具有丰富的内涵。
3.意义赋值
我们怎样给事物以意义？怎样对信息赋值？事物之所以在我们看来有意义，主要是由于它与思维模式中的概念网络或经验模式之间发生了关联，外部的事物信息与脑内的模式经过这种有机的关联，有效地激活了意义空间。客观事物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旦这种联系从逻辑上或从社会属性方面被连接起来，它就必然在思维中建立起意义的链条，赋予了意义的值。
给事物赋值，赋予事物的意义，可以有这样几个途径。
一是建立概念。认识事物的过程，一般从感性阶段发展到理性阶段。
如果我们从具象的可感知的事物或模型入手，用已有的经验进行匹配，或者建立新模型，那么就可以对事物的认识形成某种初步的概念。这种概念赋值如果足够全面或成熟，那么还可能上升到理论的层面，甚至由推理而导致建立公理的系统。这是一种显赋值，它赋予事物以明确的意义和性质。
二是语境赋值。按照现代的认知科学的观点，认知不仅仅是推理，还是实践环境的处理，语义环境的识别。人们可以根据具体的不同语境和实践需要，界定事物特定的性质，赋予事物特定的意义。语境赋值和概念赋值一样，都会带有情感和评价的因素。
三是隐赋值。对事物的解读，往往包含有多种层次的意义空间，这是客观世界的多重属性所决定，也是由思维模式的层次性所决定。社会生活中各种隐喻现象，梦中的隐喻，等等，都曲折反映了事物的属性，同样也都具有现实的意义，表达了事物的固有性质，它形成了我们隐性知识的基础。隐赋值以曲折的方式，同样蕴含了主体的情感、意志、愿望等因素。
科学家霍金，把我们的世界隐喻成“果壳里的宇宙”。这个称呼，出自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它的隐喻是如此之重，以至于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之口说，即便把他关在果壳里，仍然自以为是无限的空间之王。
人们的意义赋值过程，经常把显赋值和隐赋值结合在了一起。美国科幻电影Knowing（《先知》，中文译名《神秘代码》）告诉人们，一个50年前埋在地下的密封罐里，存放着一些信件。其中一封信上面写满了许多组神秘的数字，如911012996。一位物理学教授（尼古拉·凯奇扮演）经过仔细研究，发现这些数字都是这50年来世界上发生灾难的日期和死亡人数。
911012996就是美国的2001年“9·11”事件，死亡2996人。由此推断，纸上还有一些未来日期与数字的代码，就是将要发生灾难的日期与死亡人数。
尽管这是一部科幻片，但其揭示了人类如何面对未知世界与未知事物，如何通过事物内在关系找出对人意义重大的因果联系，从而能够面对它们，克服困难，解决问题。在此，原先杂乱无章的表层数字，通过研究就被人们赋值，理解，发现了其中重大的深层意义。
儿童学习语言，是一个语义赋值、扩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从简至繁，由浅入深，不断推进。最初，小学生一年级时，还只能理解和掌握一些简单的词。二年级时，可以造一些复杂的句子。三年级时，可以看图写作文，组织出这幅图的中心思想。为了消除学习过程中出现的语句歧义，主要不是对句法进行分析，而是在语义水平上进行分析，获得同构的意义，以便充实到知识背景中。王亚同认为，解决歧义焦点的关键，就是解释意义与语法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儿童学习中会遇到大量歧义消除问题，它需要建立新的意义结构，也需要教师和家长说服儿童放弃不正确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