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位话语这一问题出发，可以与当代文艺美学的锐意批判者一道，寻求本位话语建立的真正道路，基于此，应该恢复文艺学所本有的历史文化使命，寻求在东西方文化中的自我位距和价值位置。“本位话语观”，即要求文艺美学的“阐释者”，站在交流语境的立场上，对文艺美学问题进行独特反思和现代理性选择，从而形成民族精神的独创性话语表述。“本位话语”，不是自言自语，更不是痴人呓语，因为本位话语，既是承继思想历史话语的现代言说，又是对文艺美学问题的独创性和当代性解说。离开了历史的交流语境，“本位话语”，就是无根的私人话语，这种话语，或者神秘无人可以理解，或者浅白不屑一提。拘泥于历史语境的本位话语，是无心的话语，不过是死者留下的“活口”，既要立足于历史的交流语境，更要进行话语的独创性阐释，这才是本位话语的真谛。本位话语，必须强调话语创造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古典性与现代性的辩证统一。
正因为存在这些困难，本位话语使许多人造成了误解，不少人以为本位话语只是历史话语系统的花样翻新，或者只是后现代话语范畴的新创，显然，这是浅见，但是，这种浅见，在当代文艺美学中影响甚深。“理论对话”，离不开概念和范畴，离不开概念和范畴的界定与划界，但是，思想对话是关于问题的对话，不只是范畴的解释和沟通。如果对话本着各自的语言哲学所言，就不可能进入思想的内部，达成存在的真正理解，只能永远处在问题之外。“概念范畴的澄清”，离不开对问题的解释，只有在澄清问题和确认基本问题的过程中，才能真正澄清概念的内涵，形成真正的“对话”。
柏拉图的对话，呈现了原初的思想活动过程及其创造性价值，很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思考，事实上，柏拉图意义上的“对话”，应该构成当前美学对话的理论启示，如果是游离于问题之外或外在于问题本身的思想对话，即使概念条分缕析，依然无济于事。因此，本位话语的建立，概念和范畴的界定，不是首要问题，对文艺美学理论问题本身的接近，才是本位话语重建的关键。
一旦明确了文艺学的根本问题，包括文艺美学的历史问题和当代问题，“本位话语”，就不再外在于文艺美学本身，而是成了文艺美学问题的某种谈论或表达。这是文艺美学对话的前提和基础，正因为是契入问题而不是游离中心，所以，本位话语的创造性意蕴便显得突出。“本位话语”，虽建立在交流语境的基础上，但它不再是传统观念或外来观念的解释，而是对文艺学问题本身的独创性言说。本位话语的首要条件，是“本位的”，必须承认，本位是以我为主的思想方式，“本位”，实质上，就是“主位”意识的外显。“本位”不是偏向于他人的方式，“本位”决定了自我的言说方式，自我的理解方式。“本位”必须有主见，这“主见”不是“偏见”，也不是“私见”，而是在交流语境的基础所进行的“创见”。唯有创见，才能推动文艺美学的发展，创见是有心的，不是盲从，更不是对时尚的妥协，而是接近真理、追寻真理的固执姿态。“历史”，就是因为具有这种创见的头脑而变得丰富多彩，心灵的秘密和自然的秘密，就是因为这种创见而趋向于科学的认识。
人类因为这些具有创见的头脑，而不再盲目和愚昧，因此，提倡本位话语，就应该提倡独创的思想表达方式，应该追寻独创的思想话语系统，这样，就具有吞吐东西方历史文艺美学话语的思想器量和健全胃口，就有可能澄清文艺美学问题，纠正一些偏颇和错误。这种本位话语，绝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虽然是多元的本位话语系统，但是，由于在文艺美学问题的理解上具有一致性，因而，就形成了“观照”文艺的不同视角，这样，就易于形成对文艺美学的立体思维，而且，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克服个体的狭隘与偏见，在共同的文艺美学问题上，形成不同的文艺美学话语。
这与自然科学确有很大区别，但这种多元并存的“本位话语”，才是对文学本质和人的本质以及生命本质的真正接近，在现代文化视野中，不可能形成单一性的话语系统。多元的话语系统存在特殊的免疫力，它能够克服话语系统内部的疾患，从而不影响对文艺美学的总体认识，所以，本位话语，不仅是独创性话语的思想呈现，而且也是多元并存的交流话语的思想共振；文艺美学，不仅是革命性思想话语，而且是反权威性的思想话语，本位话语的言说方式，绝不是表层的引经据典，而应该是对历史话语的深层把握和对外来话语的内在理解。只有形成这样言说方式，才不至于成为文艺美学思想创造的简单的照着说者。本位话语，必须是本质的深层的内在的言说，绝不是概念的发现和演绎，只有紧紧把握文艺美学问题，才会永远不至于丢失自己的“本位”话语。
2.民族价值观念与美学创造的本土思想经验
本位话语，就个体而言，是独创性话语，接近本源的直观话语，同时，从语言种属来看，又是民族性话语，具有原创性思想意义的民族话语。民族性话语，建立在集体独创性言说基础之上，是内在精神和内在价值观念的和谐统一，绝不是外在范畴和概念的共通。正因为从内在精神入手，从思维本质入手，东西方本位话语，才有可能形成“交流语境”，那种以外在范畴概念入手去建构和比较东西方本位话语的“思想企图”，是比较美学和比较诗学的“文化歧途”，极端地否定民族传统价值观念，是极其可怕的事。
必须承认，基于意识形态的权威话语形态，不可能最大限度地解放公民的审美创造力和思想创造力，但是，历史的思想从来就是无限复杂的，有主导性思想，也有非主导性思想。对于现代人来说，不要只寻着既定的思路去理解民族传统，也要寻着自由的思想传统去理解中国思想，事实上，中国古典思想中蕴含着许多有价值的道德伦理美学思想，因此，完全应该在民族激进思想传统的基础上重建民族美学观念。
“本位话语”，不仅是个体文艺美学工作者的价值创造依据，而且是民族文艺美学创造的价值依据，只有真正开发了心灵奥秘和文化奥秘的本位话语，才有可能给世界提供启示，对心灵产生无穷启示的本位话语，必将获得世界的认同。中国人惯有的思维观念、价值原则和现实取向，阻碍了中国人的本位话语的独创，中国过于依赖传统和圣贤的思维方式，决定了本位话语的非独创性和高度重复性。
从文艺美学思想话语意义上说，古代文艺美学的“重复现象”与现当代文艺美学的“重复现象”，具有本质上的惊人类似，虽然分属两大不同的文化系统，但是，本位话语的创造，必须战胜这种惰性，必须战胜现实存在原则，必须战胜时尚的价值原则。如果不能超越这些戒律而直达本质，中国当代本位话语的重建必然遥遥无期，与这种重复性话语思维接近的，还有崇洋思维倾向。这一思维倾向，力图处处抗拒中国古典思维观念，不断地引入全新的西方思维观念，但是，这种全新的西方思维观念，又不是以创造性为前提，因而，成了“另类重复方式”。
其实，模仿洋人的重复方式，与前面谈到的重复中国古典思维观念并无二致，因此，交流语境是历史性存在的，但当代文艺美学并未真正从这种交流语境中发展起“本位话语”。当代文艺美学的“本位话语”建立，也与另一重因素相关，那便是将文艺理论史与文艺理论两大领域的混淆和等同，将“美学史”与“美学”两大概念完全混淆和等同。不错，黑格尔说过：哲学史即哲学本身，这一论述本身，包含着深义，即哲学的重大问题总是蕴含在哲学的历史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哲学创造只是“对哲学史的解说”。
哲学解释离不开哲学的历史语境，需要与哲学史上已有的声音和智慧进行交锋，这种对话和交锋，是为了发展，而不是为了重复，是为了真理，而不是为了观念本身。文艺理论史是历史的话语系统，文艺理论才是本位话语，文艺理论离不开文艺理论史，但文艺理论决不等同于文艺理论史，同样，美学建构离不开“美学史”，但美学史不能代替“美学”建构。从本土思想经验中，能否建立起真正自由的能够解放人的创造力的理论话语，这本身是有疑问的。在现代思想中，任何本土经验，皆是在全球文化的比较观照范围之内形成的自我认知，所以，普世价值准则是必须遵守的，不必人为地寻找中国本土的普世准则，但是，对于普世准则，应该有中国自己的智慧性理解。事实上，在本土经验中，解决人生与自由问题，解决幸福与苦难问题，皆有许多独特的智慧，回到复杂的民族文化语境中去，从普世价值准则出发，去寻找中华民族的独特表达，这种思想的过程是富有意义的。
就文艺美学而言，“回归美学史”，由美学史引出构建当代文艺美学的新思想，就成了理所当然的重要选择。回避美学史的丰富复杂性，文艺美学建构自身只能处于思想贫困状态。
“美学史”是历史话语系统，而“美学”才是本位话语系统，本位话语，既需要以历史话语为根基，又需要个体的独创，尽管在思想观念上，当代学者把文艺美学和文学批评思想史截然分开，把美学思想和美学思想史分开，事实上，这两者的界限并未划清，这也是本位话语无法真正建立的一重困境。
对文艺理论思想史和美学史的深入研究和批评，是文艺理论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文艺理论独创性话语的建立，又应看作是文艺理论思想史研究和批评的目的和归依。只有形成这样认识，才能为本位话语的建立清除障碍，这就涉及到对东西方历史话语的深度把握和深度阐释的问题。近代以来，中国古典本位话语，一直处于被放逐的境地，或者说，对古典本位话语的解说，仅仅局限于经典本文或经典命题的文字解释或语言文字的音、形、义的诠释上，始终上升不到理性层次。
可以看到，在寻求古典文艺美学话语的现代转换过程中，王国维、鲁迅、胡适都有其特殊贡献，而在中国古典诗学领域中，郭绍虞对中国古典本位话语的系统诠释，奠定了现代中国文艺美学的思想史基础。郭绍虞的探索，首先，是对历史话语与经典诗学本文的系统整理，他试图恢复历史话语的本来面貌，这是理解古典本位话语的前提。其次，是对历史话语系统进行方法论和范畴论、观念论的解释，他对中国古典思想家的本位话语一一进行系统梳理，同时，又从观念论入手，将所有的本位话语纳入到问题意识之中。这是“史学的诠释”，还不能说是郭绍虞自己的本位话语，但是，他为现代中国本位话语的创造提供了历史交流语境。后来者，还少有人站在这一历史高度进行本位话语的独创，因而，“六经注我”的方式，便成为当代本位话语的言说方式，自我被淹没在历史之中，只留下些微的踪迹和软弱的回音。
不能站在历史话语上进行当代本位话语的创造，这是中国文艺美学的最大悲剧。中国现当代文艺美学研究，仍存在这样的主导倾向，即对中国古典文论的“不断再阐释”，这些阐释，无论是方法论上，还是话语意义层面上，皆没有真正超越郭绍虞，顶多是拈出一些范畴，丰富了一些命题。事实上，这种阐释，对于具有一定思想功夫的理论工作者而言，都是可能的，因为阐释的依据，是将原有的文艺理论话语重新选择，组合成什么样的话语方式问题。
换汤不换药，老调子重弹，这就是《文心雕龙》和《诗品》被不断地言说，而出不了新意的根本原因，因为不是从问题出发，而是从话语的表层构造出发，从语言文字出发，回归文学经典本文的文献学和语言学认知上来，所以，这种关于历史话语的言语，只能称之为“语言重组”或“范畴建构”，根本谈不上独创；同样，关于古典文论中的气、神韵、风骨、韵味的阐释，总是游离于本位话语之外，现代新儒家哲学的本位话语重建，则打破了这种壁垒，而这种壁垒在文艺理论史研究中始终存在。我们对西方文艺美学思想的阐释亦如此，几十年来，少有深度发掘，并且能与西方文艺理论界形成真正对话的“本位话语”。历史话语是始终存在的，我们仿佛只能走入历史话语，却走不出历史话语，因为缺乏西方思想家那种独创性精神以及对本位话语的真理性与超越性追求。康德、休谟、胡塞尔、维特根施坦、海德格尔等人，不仅能进入历史话语中去，更能把握思想问题本身。
他们对认识论问题、本体论问题和语言论问题本身的兴趣，超越了对历史话语的重新编排之兴趣，他们以问题为根本，以交流语境为立场，才创造出独创性的本位话语。这是思维观念问题，更是价值观念问题，因此，现代学者把本位话语归结为思维观念的变革，只迈出了思想创造的第一步，还需要在价值观念上进行变革。必须形成超越直接功利而献身于真理本身的价值观念，才能真正形成当代中国的本位话语，显然，这需要超越“意识形态批评”的单一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