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对话，主要说明了爱欲的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厄罗斯本身的问题，二是关于厄罗斯的对象问题，厄罗斯是爱美的主体，热爱智慧，智慧是最美的东西，所以，厄罗斯必然热爱智慧，是智慧的膜拜者。他说，在一切美的东西中，智慧是最美的，所以，厄罗斯必然是智慧的爱好者，这种智慧，与美善处于同等的地位，甚至地位更高。柏拉图将厄罗斯说成是介乎神人之间的精灵，正说明，自我是知、情、意相统一的自由主体。在柏拉图的理解中，“美的相”（idea of beauty），才是厄罗斯追求的对象。人开始爱一个美的形体，并从这个美的形体认识到美的道理，进而认识到：一个形体的美和另一个形体的美具有一致性。在一切美的形体中，可以看到它们的共同形式，从个别的美开始，美是不断上升的，如同登梯，一级一级地逐步攀高，直到认识到最普遍的美。从一个美的形体到两个美的形体，再到每一个美的形体，从美的形体到美的制度，从美的制度到美的学问和知识，最后，达到“美自身”。
一个人关于美的认识，如果能这样一级一级地上升，最后，便会突然见到奇妙无比的美，一切探求都是为了这个最后的目的。这个美，柏拉图并没有说清楚，后来，人们发现，这最高的美，只能是神，是人的审美认知很难把握的。
按照柏拉图的说法：“美的相”，具有许多重要的特征：永恒，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绝对的，不是这部分美而另一部分丑，不是此一时美而彼一时丑。
柏拉图认为，在具体事物之上，都有“相”；“相”高于具体事物，并决定具体事物，柏拉图的这一思想，值得深入而持久地讨论。应该说，柏拉图的《会饮篇》中所讲的真、善、美的统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智者讨论的问题。可以说，智者讨论的问题，都是很现实的问题，思想并不深入，只涉及实际生活价值的选择问题。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显然，推进了问题的思考，把人的情欲和理性矛盾上升到存在论意义上进行思考，由此，可以看到，审美问题所涉及的核心本质，实际上，就是人性如何自处的问题。柏拉图认为，只有当人通过那些可见的东西领悟于美自身时，他才能是真正的人，而且，不会被看起来似乎是美德的东西所激动。只有产生和保持美德自身的人，才能得到神的恩宠，才能获得不朽，在真正的智慧指导下，美自身和善自身结合起来，才能永恒。这一思想，带有强烈的神圣主义和理想主义气质，因而，柏拉图才如此受到后来思想家的重视。
在《斐莱布篇》中，柏拉图进而提出，善是智慧和快乐的结合。快乐的生活与理性的生活，都不是完全自足的，它们每一个都不是善，善只是这两者的结合。希望得到快乐而不要痛苦，这是灵魂的事情，与身体无关，因为感觉作用于躯体或感觉作用于记忆不同。柏拉图认为：只有在和肉体分离开的灵魂中，唤醒了灵魂和肉体共同感受到的经验，才是“回忆”。快乐是一神圣的渴望，灵魂好像是一本书，感觉和记忆，就像是写在书上的字；快乐和痛苦，不仅和过去与现在有关，而且，是对于将来的期待和希望。灵魂的欲望和身体的欲望，有时是伴随在一起的，要认识快乐的本质，只能从最大最强的快乐中去发现。《斐莱布篇》立论的主题是：“什么是善”？它是智慧还是快乐的，这一问题，自然，也涉及审美本质的问题。因此，柏拉图讨论的这一问题，把智者争辩的问题进一步深化了。
由此可见，费西斯和诺摩斯之争，在柏拉图的审美思维中，已经被大大地拓展和加深了。在希腊思想史上，正是在柏拉图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提出美德、幸福、净化等审美伦理观念。在《尼各马科伦理学》、《大伦理学》、《优台谟伦理学》和《诗论》中，亚里士多德集中讨论了这些观念，他认为：“德性分为两类，一类是理智的，一类是伦理的。”前者由教导而生成，后者由风俗习惯沿袭而来，在灵魂中有三者生成，这就是感受、潜能和品质。“德性”，既不是感受也不是潜能，那么，只能是品质了，“快感”，也可由这一问题而来。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讨论喜剧时曾说，诗人采用的模仿形式，是人物的表演而不是叙述，通过怜悯和恐惧造成这些情感的恰当的净化，它通过疑惑、温和、笑声造成这些激情的“净化”。因此，塔塔科维兹认为：净化具有普遍的美学意义，因为它们限定了艺术的目的和效果。
不过，有关这一问题，争论的焦点始终是：亚里士多德的“净化”（cathars is），是指情感的净化，还是指由这些情感而带来的精神的净化，或者是，这些情感的解脱？第一种解释，指情感的净化，它长期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在美学史上，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第二种解释，指由情感的净化而带来精神的净化。在他看来，亚里士多德不说提高和完善观众的情感，而是说悲剧释放这些情感，通过这种净化，摆脱那些困扰他的过剩情感，并求得内心的平静。亚里士多德把情感的净化看作是情感的释放，看作是人的心理和生理过程，这种净化观念，源于宗教仪式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观点，毕达哥拉斯学派采用净化的艺术观，伊壁鸠鲁学派则坚持享乐主义的艺术观。
柏拉图认为艺术可以并应该是道德主义的，亚里士多德则主张审美与道德有其内在的统一性，但这种统一性是通过平等、正义与美德等原则而确立的。的确，智者争辩的问题，可以通过美学这样来回答：艺术不仅造成情感的净化，而且还给人以愉快和快乐。审美有助于道德的完善，美好而高尚的道德，源于人们的美好而高尚的情感，艺术有助于实现人的最高目标，这个最高目标，就是“幸福”。智者之辩所引发的问题，在古希腊思想家那里，获得了不同的解答，随后，奥古斯丁、阿奎拉、笛卡尔、休谟、洛克、卢梭、康德、黑格尔、谢林、费希特等，对这一生存论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究。
可以说，智者争辩的问题，开辟了西方美学探究人性的一条崭新途径，也使美学家们能够深入地考察感性与理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智者之争”，开导了这一问题的历史方向，并预示了这一矛盾的问题，值得永远论辩，因为这种争辩不会有一个简单的结论。理论上也许可以解决情理冲突，落实到现实生活法则中，则会发生变异。美学必须立足于现实而思考，因此，这种论辩，展示了人之谜，也预示美学思辩的必然性。
从辩证的观点看，情感与理性的矛盾，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难以解决，事实上，只要我们坚持辩证原则，就可以很好地解决情感与理性的矛盾。
在尊重个性的前提下，在情感与理性之间，形成思想平衡，即尊重情感，强调理性。情感是第一出发点，在保证基本生命情感的基础上，应重视理性的高尚与尊严，即通过理性约束情感，使情感在合理的思想领域发挥作用，必要时，牺牲一点情感，尊重一点理性，就能让理性生发出自由的思想光芒。问题在于，情感与理性的界限在哪里？没有一个必然的客观标准。有的人在强调理性的时候，只给予情感以很少的地位，或者说，以理性来衡量情感，结果，理性压倒了情感，让人的正常生命情感没有地位，使生命的意义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当然，有的人过分重视情感，虽然也强调理性的作用，但让理性在情感面前处于妥协状态，无法显示理性的思想与道德的尊严。在实际的生命活动中，你很难保持中庸的姿态，所以，思想史上对这些问题有着永久的争论。在理性获胜的时代，极端强调情感中心的思想，就引人关注，同样，在情感泛滥的时代，极端重视理性的思想，就会具有特别的价值。人类自由的时代，正是情感与理性平衡的时代，人类思想动荡的时代，正是理性与情感极端相互排斥的时代。只有通过情理之辩，才能真正评价审美的意义，审美就是为了寻求情感与理性之间的平衡，走向生命的真正自由。
3.情理谐调：审美法则优先于道德法则的意义
从美学思想发展史意义上说，智者所提出的问题，远未得到真正的解决，在理性至上或者说逻各斯中心论建立之后，理性的至高权威性，实质上，极大地压抑了人的自我解放要求，这就导致现当代哲学和美学中出现了激进式否定传统的思想。这种激进式否定性思想，强调非理性的核心地位，可以看作是对理性中心话语的反抗。我们之所以要说智者所争辩的问题，永不可能获得最终圆满的解决，就是因为这一问题是由人的感性与理性冲突所决定，或者说，是由人类的存在论困境所决定。
智者争辩的问题，既是历史性问题，也是现代性问题，只不过，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争辩这一个问题所使用的话语不同而已。例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人代表认为，他们的行为准则，既合乎费西斯，又合乎诺摩斯。我们关于神的信念以及关于人的认识就是：“谁是强者，谁就是统治者”，这是普遍的生活法则，是费西斯造成的，这个法则（诺摩斯），不是“我”创立的，也不是“我”第一个运用。人们发现，这个诺摩斯早就存在，我们仅仅是利用它并使之永远存在，留传后世。从生活意义上说，现在不过是按照这个诺摩斯行事，只要你们处在“我”的位置上，也会这样做的。在历史生活中，人们确实只认同这样的现实法则：弱肉强食，强者统治弱者，弱者服从强者的支配，这就是古代就有的习惯性社会法则，这种法则，就是根据费西斯而确定的诺摩斯。
无论是人还是神，都要遵循这个准则，凡是符合这个法则的就是正义，这是现实性法则，不是理想性法则。修昔底德提出的问题，在年轻一代智者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理论阐述，这就是塞拉西马柯和卡利克勒的主张。塞拉西马柯认为：“神不关心人间事务，否则，他们不会忽视关系人们的最大的事情——正义。因为人们并不践守这种美德，正义，不过是强者的利益。”他看到了现实和理想、真理和价值、现实生活态度和伦理规范要求之间的矛盾。人的欲望和利益，在现实存在的法则面前，情感和理智始终处于无法调和的对立状态，这种对抗，在卡利克勒那里得到了解决。基于此，在《高尔吉亚篇》中，柏拉图借卡利克勒之口发表了长篇议论：苏格拉底，你自称追求真理，实际上，你却将人引入那些令人生厌的浅薄的谬误之中；我们似乎是追求美好的高尚的东西，其实，是约定的，不是自然的。一般说来，在多数情况下，费西斯和诺摩斯是彼此对立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不敢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为此感到羞耻，他就会陷入自相矛盾之中。当人们根据诺摩斯发言时，你就狡诈地根据费西斯诘问，当他遵循费西斯原则时，你却又按诺摩斯原则发难。按照费西斯，凡是坏的与不好的，当然是可耻的；按照费西斯，人应是一个强者，有能力不受侵害，现在你被强者侵犯，说明你的费西斯缺失。按照费西斯，被欺者更可耻，而且更不光彩，但是，按照诺摩斯，行不义与欺诈别人才更可耻。在思想对话中，卡利克勒认为，正是大多数的探索者需要制定法律，为了限制强者，所以，要制定诺摩斯，这件事本身，就是不义的和反自然的。卡利克勒说，我的看法是，制定诺摩斯规则，是为了保护作为多数人的弱者，正是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制定了诺摩斯，确定了赞赏和非难的标准，但是，按照以强统弱的原则，费西斯本身，显然是让强者超过弱者，让一些更好的人能够主宰不好的人的利益。
人们发明诺摩斯，改造人中的强者和优秀分子，像驯狮子一样驯服他们，诱惑他们就范，成为驯服的奴隶。他还宣称什么是他们必须同意平等的原则，说这是正义和公平，但是，有朝一日，这些人由于天然的天赋变得强大了，他们自己就要摆脱这些限制，冲决这些罗网，放纵不羁，践踏和诅咒一切纸上的协议和反自然的诺摩斯。他们行动起来，自己要做主人，虽然他们曾经做过奴隶。从这里可以看出，如果人们都遵循自然法则，让弱肉强食，那么，后起的强者必然要摧毁先行的强者法则，成就新的强权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