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的相关论文则更多了，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
（1）中外之间的友好往来
如陈造福的《十九世纪以前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关系考略》（《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邹启宇的《中泰关系史上的一个疑案》（《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许道勋、赵克尧、范邦瑾的《汉唐时期中国与师子国的关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6期），陈高华的《印度马八儿王子孛哈里来华新考》（《南开学报》1980年第4期），尚芳的《也谈素可泰国王来访问题》（《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宋岘的《七世纪中大食进兵阿姆河北的年代》（《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张俊彦的《中古时期中国和阿拉伯的往来——兼论中国和阿曼的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沈福伟的《中国和阿曼历史上的友好往来》（《世界历史》1982年第1期），江醒东的《明代中国与菲律宾的友好关系》（《中山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彭友良的《宋元时期中国和柬埔寨的友好关系》（《海交史研究》1982年第4期），张莲英的《明代中国与泰国的友好关系》（《世界历史》1982年第3期），周中坚的《中柬友好关系史上的第三次高潮》（《印支研究》1982年第2期），郭应德的《中古时期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文化联系》（《阿拉伯世界》1982年第1期），赵和曼的《古代中国与柬埔寨的海上交通》（《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陈炎的《中国同缅甸历史上的文化交流》（上、中、下）（《文献》1986年第3、4期，1987年第1期），沈立新的《中国古代和阿拉伯国家的文化交流》（《阿拉伯世界》1987年第1期），余定邦的《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在历史上的友好往来》（载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编的《东南亚史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冯兴盛的《苏禄国王访明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陈炎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中、菲、美之间的文化联系》（《海交史研究》1991年第1期），陈铁凡、傅吾康的《<；西山杂志>；节文质疑——据<；文莱国宋墓考释>；》（《海交史研究》1991年第2期），林少川的《渤泥“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新考》（《海交史研究》1991年第2期），龚延明的《文莱国宋墓“判院蒲公”索解——兼评<；西山杂志>；（手抄本）的史料价值》（《海交史研究》1991年第2期），莫任南的《刘宋时遣使来华的迦毗黎国在南亚何处》（《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1期），许永璋的《关于层檀国使者访华次数问题》（《海交史研究》1994年第2期），陈炎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中泰两国的文化交流》（《海交史研究》1996年第1期），林悟殊的《潮汕善堂文化及其初入泰国考略》（《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2期），傅伯模的《唐以来我国浙江海上与阿拉伯的交往》（《阿拉伯世界》1997年第4期），宋岘的《唐代中国文化与巴格达城的兴建——（唐）杜环<；经行记>；新证之一》（《海交史研究》1998年第1期），谢方的《也谈文莱<；蒲公碑>；与<；西山杂志·蒲厝>；的关系》（《海交史研究》1998年第1期），李玉昆、李秀梅的《中斯友好与泉州锡兰王裔》（《海交史研究》1999年第2期），钟小武的《洪武年间明朝与东南亚的使者往来》（《海交史研究》2000年第2期），傅亦民的《唐代明州与西亚波斯地区的交往》（《海交史研究》2000年第2期），宁荣的《<；中国印度见闻录>；考释》（《阿拉伯世界》2006年第2期），万明的《从诏令文书看明初中国与越南的关系》（《东南亚南亚研究》2009第4期），迪茹茜、吕宁、阎晶宇的《试论古代中国与斯里兰卡的关系——以文献及相关文物为中心资料》（《博物馆研究》2010年第2期），石云涛的《南朝萧梁时中外互动关系述略》（载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
（2）科学技术的交流
如黄盛璋的《关于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巴次大陆的时间和路线问题》（《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宋大仁的《中国和阿拉伯医药交流》（《海交史研究》1980年第2期），潘吉星的《阿格里柯拉<；矿冶全书>；在明代中国的流传》（《海交史研究》1981年第3期），林更生的《古代从海路外传的植物与生产技术初探》（《海交史研究》1988年第2期），夏秀瑞的《唐宋时期中国同马来群岛各国的友好贸易关系》（《海交史研究》1988年第2期），宋岘的《对<；回回药方>；中的古医人姓氏的考证——<；回回药方>；研究之一》（《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宋岘、冯今源的《论古代阿拉伯医方书与<；回回药方>；的剂量关系》（《回族研究》1991年第4期），林乃燊的《略论中外饮食文化交流》（《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2期），宋岘、宋莉的《对<；普济方>；和<；本草纲目>；中的回回医方的考证》（《回族研究》1992年第2期），陈伟明的《明清时期农业科学技术文化交流》（《海交史研究》1993年第1期），宋岘的《论大食国药品——无名异》（《中华医史杂志》1994年第3期），宋岘的《从红白莲花看<；本草纲目>；与伊斯兰（回回）医药的关系》（《中国民族医药杂志》1998年第1期），宋岘的《<；本草纲目>；与伊斯兰（回回）医药的关系》（《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2期）等。
（3）宗教文化的传播
蒋颖贤的《印度婆罗门教及其传入泉州》（《海交史研究》1980年第2期），黄秋润的《浅谈伊斯兰教传入泉州》（《海交史研究》1980年第2期），朱江的《伊斯兰教文化东渐扬州始末（下）》（《海交史研究》1980年第2期），杨钦章的《试论泉州聂斯脱里派遗物》（《海交史研究》1984年第6期），马通的《香料之道上的伊斯兰史迹》（《海交史研究》1984年第6期），黎小明的《广州与古代僧人的海外往来》（《海交史研究》1986年第1期），陈达生的《宋元时期泉州穆斯林祈风祭海之踪迹》（《海交史研究》1986年第1期），泉州海交史博物馆的《天妃史迹的初步调查》（《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1期），杨钦章的《海神天妃的故事在明代的西传》（《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1期），杨强的《天妃信仰之属性及其他》（《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1期），刘南强著、林悟殊译的《华南沿海的景教徒和摩尼教徒》（《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2期），陈国强的《泉州回族与伊兰教、阿拉伯人》（《海交史研究》1988年第2期），金秋鹏的《天妃信仰与古代航海》（《海交史研究》1988年第2期），陈长城的《莆田涵江发现摩尼教碑刻》（《海交史研究》1988年第2期），周梦江的《从苍南摩尼寺的发现谈温州摩尼教》（《海交史研究》1990年第2期），曾丽民的《泉州与琉球的民俗关系》（《海交史研究》1994年第2期），吴廷璆、郑彭年的《佛教海上传入中国之研究》（《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韩振华的《宋元时代传入泉州的外国宗教古迹》（《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1期），盛利、于澎的《佛教海上传入述评》（《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1期），韩振华的《宋代泉州伊斯兰的清净寺》（《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1期），廖大珂的《“亦思巴奚”初探》（《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1期），王荣国的《简论近代福建佛教向东南亚的传播》（《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2期），韩振华的《元末泉州伊斯兰的“番佛寺”》（《海交史研究》1998年第1期），林翠如、庄景辉的《泉州伊斯兰教圣墓年代及其墓主人身份的考证》（《海交史研究》2000年第1期），吴平的《近代海上的对外佛教文化交流》（《海交史研究》2000年第1期），廉亚明的《中国东南摩尼教的踪迹》（《海交史研究》2000年第2期），陆芸的《14世纪中国东南沿海伊斯兰教墓碑石研究札记》（《海交史研究》2000年第2期），蓝达居、林元平的《论闽东南港市海洋人文的研究》（《海交史研究》2000年第2期），陈尚胜的《论16世纪前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进程和基本特点》（《文史哲》2000年第4期），朱天顺的《妈祖信仰的起源及其在宋代的传播》（《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清代以后妈祖信仰传播的主要历史条件》（《台湾研究集刊》1986年第2期），李少园的《论宋元明时期妈祖信仰的传播》（《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7年第5期），伊能嘉矩、林蔚文的《台湾的天妃及其他海神之信仰》（《东南文化》1990年第3期），陈高华的《元代的天妃崇拜》（载《澳门妈祖信俗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1998年），黄静的《天妃信仰的起源、属性、传播及其历史文化背景》（《广东史志》1999年第2期），蒋维锬的《“天后”、“天上圣母”称号溯源》（《莆田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蒋维锬的《明永乐至宣德间的太监外交与天妃崇拜》（《莆田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时平的《郑和航海与天妃信仰史料的补遗及考释》（《南洋问题研究》2005年第1期），王元林的《天妃、南海神崇拜与郑和下西洋》（《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6期），游建西的《郑和下西洋与妈祖崇拜在海外的传播》（《中国道教》2007年4期），郑丽航的《明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天妃考述》（《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等。
在上述论著中，不乏视野开阔、见解独到的佳作，下面试举几例。关于中外之间的友好往来，我们特地挑选80年代前期的几篇文章作一介绍，以了解学术发展的基础。
陈造福详细考察了19世纪以前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他认为，中国和印尼在汉代就建立了朝贡关系，到了南北朝隋唐宋时期，两国交往更加频繁；元初由于忽必烈派兵远征印尼，中印导致两国关系恶化；明代中印尼关系重续前缘，且更加密切，郑和七下西洋，多次在印尼停留，印尼也多次遣使朝贡；16世纪以后，印尼被欧洲殖民者相继占领，中国和印尼关系也受到影响，但这时另外一种因素又加强了两国的友谊，这就是在印尼的华侨。自唐以后，中国人不断移民到印尼，但大规模的移民则是17世纪到18世纪中期荷兰入侵印尼以后，因为殖民者需要大量劳工。中国移民为印尼的政治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不仅如此，华侨还和印尼人一起共同反抗抗荷兰殖民者，多次组织联合起义，华侨还一度建立了自治政权——兰芳大总制。反抗殖民者的斗争，更加巩固了华侨和印尼人的友谊。
赵和曼考察了古代中国和柬埔寨的关系。柬埔寨古称扶南，曾是海上交通的要塞和枢纽。东汉章帝时，扶南第一位国王就开始遣使来朝。3到6世纪中叶是扶南的强盛时期，中柬海上交通有了新的发展，吴王孙权曾派朱应、康泰出使扶南。唐贞观时，扶南被真腊所灭，此时虽然南海交通的中心已转到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但中柬关系并未中断，来华使者级别越来越高，甚至王子和副王亲自率团来，贸易规模也扩大了。宋元时期中柬交流更加密切，贸易也更频繁。明代早期和中期，中柬关系达到最高峰，真腊平均每两年就遣使来华一次进行朝贡贸易。
15世纪末、16世纪初，中柬两国都发生政治危机，双方关系逐渐中断，但民间往来继续发展，即使在19世纪依然如故。在中柬交往中，至少从宋代起，中国人开始定居柬，逐渐形成了众多定居柬埔寨的华侨。
陈炎对古代中国和缅甸的海上交往进行过比较系统的探讨。他认为，缅甸在青铜器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就受中国青铜文化的影响。中缅海上关系是从汉代南海航道开通后开始的，南北朝时唐代高僧多从水路经缅甸到印度；宋代中缅海上交往更加密切，缅甸蒲甘朝积极发展和宋的朝贡贸易，两国间的佛教文化交流也很活跃。中缅之间的官方关系在元代虽然经历了冲突和曲折，但民间海上贸易却有新的发展，中国海商常以丝绸、瓷器、乐器、金银、铜铁去换取缅甸的象牙、胡椒、稻米等特产，元代货币在缅甸流通较广。明代中缅贸易比前代更加繁荣，规模空前；缅甸玉石风行中国，中国瓷器不仅传入缅甸，而且还在缅甸转口或在当地仿制出口。清代发生永历入缅和清缅战争，使大量的中国移民来到缅甸，为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清缅战争后不久，两国恢复邦交关系，中缅文化交流又进入兴盛时期，一直延续到殖民者入侵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