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90年代之后，随着整个社会学术思想的进一步活跃，出现了一批视域广阔、资料丰富、观点新颖的佳作，主要有陈希育的《鸦片战争前西方对中国的贸易》（《南洋问题研究》1991年第4期）、李刚的《论鸦片战争前中西经济关系的发展阶段——兼论中国闭关政策的历史作用》（《西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庄国土的《鸦片战争前100年的广州中西贸易（上、下）》（《南洋问题研究》1995年第2、4期）、吴建雍的《18世纪的中西贸易》（《清史研究》1995年第1期），等等。其中，李刚的《论鸦片战争前中西经济关系的发展阶段——兼论中国闭关政策的历史作用》一文，以1780年为界将鸦片战争前的中西关系区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西欧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西方以海盗式掠夺或转运贸易等形式进行对华通商，西方商人以其殖民地的原料来换取中国的丝、茶等物产。后一阶段是西方产业革命后的资本积累时期，西方各国试图将中国变为它们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产地，努力向中国推销它们的棉毛纺织品等工业制品，以换取中国的农产品原料，并且企图通过“求赏码头，自由贸易”的方式来打开中国市场。吴建雍在《18世纪的中西贸易》一文中指出：18世纪以广州为中心的中西贸易格局，对当时中国经济是十分有利的。但在优势之下，也潜伏着危机，例如在进出口货物的运输方面，清朝完全处于被动；中国对东南亚的贸易，已处于西方殖民者的阻遏下，日渐缩小。因此，总体上“18世纪中国的经济还是比较活跃的，但它始终没有突破性的发展，反证了清朝对外贸易政策的失败”。
20世纪后期，学者们还就一些问题进行过争鸣。例如，黄启臣在《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一文中提出，在清代开放性的海外贸易政策之下，清代的海外贸易不断发展，其主要表现为：一是贸易港口的扩大和贸易国的增多；二是商船的数量不断增加；三是进出口商品数量繁多；四是商品流通值的增加。因此，清朝前期的海外贸易，无论是贸易规模还是海上贸易总值都超过了宋朝和明朝。陈尚胜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依靠清前期海关关税额除以关税率来推算其海外贸易的总额，这种方法并不可靠，因为清前期的关税率是一个变量，并且实际上它是在不断增长的。清代海外贸易的发展，主要是通过欧美等西方国家来华贸易的增长来实现的，因为这时中国商民的出海贸易实际上是在不断萎缩。再如，李刚等人提出，从16世纪到19世纪初，中国对西方及南洋的海外贸易，客观上刺激了东南沿海诸省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国内金属货币量的供应，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李明根则认为，16世纪以后大量银元流入中国，实际上是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不平等金银贸易的结果，因为从海外流入中国的是劣质银元，而从中国流出的优质金银；外国商人还利用中国与欧洲金银比价的不同以银元换取中国黄金；因此，中国与欧洲之间海上贸易的发展，虽然刺激了东南沿海诸省商品经济的发展，但不可能“增加了国内金属货币量的供应，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前提条件”。
进入21世纪，宏观地研究中国与欧洲之间贸易关系的论著更多，研究范围更广，学术水平更高。有的文章视角新颖，见解独到，分析深刻。例如，李金明对17世纪的全球贸易进行了总体的考察。他认为，17世纪初世界贸易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东来的欧洲殖民者为贩运中国的丝绸等产品，以澳门、马尼拉和台湾为贸易基地，在东亚海域展开了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国凭借其大量生产的丝织品和瓷器，成为全球贸易的中心，把包括欧洲殖民者在内的全球贸易商都吸引到亚洲来；17世纪初全球贸易对欧洲社会转型造成巨大影响，并对欧洲和拉美各地制造业的发展亦带来一定影响。庄国土则对海外华商经贸网络的历史演变进行了全面的透视，并将华商网络的形成与欧洲殖民者的东来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他认为，“从明初到鸦片战争前期，海外华商网络经历了摧毁、重建、武装、渗透等恢复和发展阶段”，“清初郑氏集团之后，没有清帝国保护的华商网络与华人移民相互依存，从商贸向产业、从沿海向内陆渗透，海外华人社区成为华商网络的商品生产和加工地”。
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海上贸易往来，涉及众多货物。丝绸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输往海外国家的代表性货物，16世纪之后，中国丝绸依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大量外运。在80年代后期，一些学者对此问题进行过更加深入的研究，例如李金明在《十六世纪后期至十七世纪初期中国丝绸的国际贸易》一文中详细考察了我国丝绸运销日本、东南亚、印度、欧洲、拉丁美洲等地的情况。不过，在16世纪之后的中国与欧洲海上贸易中，瓷器与茶叶的重要性日渐突出，成为最主要的商品。有学者甚至将“海上丝绸之路”称之为“陶瓷之路”或“茶叶之路”。20世纪后期，中国学术界对这两种商品在中欧之间的贸易情况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1980年，朱杰勤发表了《十七、八世纪华瓷传入欧洲的经过及其相互影响》一文。这篇文章是“文革”结束后重新启动此项研究的开篇之作，也是80年代大陆学术界研究该问题的代表作。朱杰勤在文中介绍了17、18世纪华瓷传入欧洲的经过，以及欧洲社会掀起的追求中国陶瓷的热潮，指出华瓷的西传，一方面推动了欧洲陶瓷业的兴起，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中国陶瓷制造业的发展、范围的扩大和在制法上的推陈出新。文章最后还分析18世纪中国陶瓷对欧贸易衰落的原因。
自此之后，研究华瓷西传的文章不断增多。近期的主要文章有李金明的《明清时期中国瓷器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孙锦泉的《华瓷西传对欧洲的影响》（《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李国清等人的《中国德化白瓷与欧洲早期制瓷业》（《海交史研究》2004年第1期）、刘洋的《明代青花瓷外销分期研究》（《明史研究论丛》2007年第七辑）、詹嘉等人的《明清时期景德镇瓷器在欧洲文明进程中的作用》（《中华文化论坛》2008第4期）。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瓷器的西传及其对东西方社会的影响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开始走出国门，亲自考察欧洲所藏中国古陶瓷，了解学术信息，掌握了丰富的研究资料。例如，1981年，夏鼐发表了《瑞典所藏的中国外销瓷》一文，介绍了瑞典哥德堡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批来自中国江西景德镇和福建德化窑的18世纪中国外销瓷，并对输入这种瓷器的瑞典东印度公司也作了简单的介绍。2000年，叶喆民发表了《意大利所藏中国古陶瓷考察记略》一文，介绍了意大利帕尔马中国艺术博物馆、米兰国际文物展览中心、佩萨罗市立博物馆等8个博物馆所收藏的中国古陶瓷，并对这些藏品中的典型器物进行了品评。故宫博物院还编辑出版了《瑞典藏中国陶瓷精品》（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使中国广大读者得以欣赏这些收藏在异国的陶瓷精品。金国平、吴志良在《流散于葡萄牙的中国明清瓷器》一文中，将文献记载与实物资料相结合，重点介绍了收藏在葡萄牙的中国外销瓷，特别是葡萄牙在华定制的“纹章瓷”，并且探讨了澳门在华瓷西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不久前，万钧探讨了欧洲各国东印度公司在购销华瓷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茶叶是中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销往欧洲的另一种主要商品。20世纪80年代，对于茶叶外销欧洲问题的研究并不多。到了90年代，这个问题受到了高度重视。黄时鉴的《茶传入欧洲及其欧文称谓》是一篇具有开拓意义的佳作。此文考察了中国茶的信息经由海路传入欧洲的早期过程：1559年，意大利人拉木学从一位波斯人那里闻知作为药用的中国茶，并将其写入他的著作《航海与旅行》中；1556年，葡萄牙人加斯帕·达·克路士在中国沿海一带游历，他将在中国所见茶叶写入《中国志》一书。文章还指出，葡萄牙人虽然是最早接触到中国茶叶的欧洲人，但他们并没有将茶的饮用传入欧洲；荷兰人大约在1601年将茶输入欧洲，并开始饮茶。特别重要的是，这篇文章还详细考释了欧洲人对于各种茶叶的不同写法，为研究茶叶的西传问题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尤其是为中国学者翻译欧洲文献中关于茶叶的种种称谓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对于那些主要依据西方文献撰写文章的人来说，黄时鉴的这篇文章还以生动的实例说明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
对于中西茶叶贸易的研究文章则更多，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庄国土，他就此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例如，他在《18世纪中国与西欧的茶叶贸易》一文中，追溯了中国茶叶输往欧洲的历史，并以荷兰和英国为例，估算18世纪欧洲各国商船运走的中国茶叶应当在8000000担以上，并且认为，“18世纪中国与西欧贸易格局基本上是西欧各国用白银、丝织品、欧人殖民地土产品换中国的茶、丝、瓷、布等产品”；从18世纪20年代到鸦片战争前夕，茶叶是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也是欧洲人在华购买的主要商品。大量茶叶输往西欧是中国同期贸易顺差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也是18世纪白银内流的最重要的源泉。他在《茶叶、白银和鸦片：1750-1840年中西贸易结构》一文中，进一步探讨了由于白银交换茶叶而产生的中西贸易结构失衡问题，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揭示了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他认为，“18世纪中西贸易的基本结构，是西方国家以其殖民地产品，主要是白银、棉花、胡椒等交换中国的茶、丝、瓷器等”；通过这样的国际贸易结构，西方获得了巨额利润；到了19世纪前期，由于白银短缺及中国政府严厉查禁鸦片，这样的国际贸易结构难以维持均衡，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发生重大转折，结果西人诉诸武力，导致鸦片战争爆发。他的另外一篇文章《从丝绸之路到茶叶之路》，着重探讨了茶叶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以及茶叶贸易对于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重大影响。
他写道：“18世纪前期，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传统海上丝绸之路已成为海上茶叶之路。茶叶成为中国占支配地位的出口商品。寻求茶叶也是西方贸易公司打开对华通商门路的主要目的”，“茶叶成为世界贸易网络形成后最重要的国际贸易商品之一”；“茶叶出口带来的白银流入中国成为18世纪后中国通货革命的基础”；“当西方不能继续用白银交换中国茶叶时，他们强迫中国接受鸦片，鸦片战争的爆发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
此外，还有不少学者研究过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茶叶贸易。例如，吴建雍在《清前期中西茶叶贸易》一文中，将鸦片战争前的中西茶叶贸易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并且认为，欧洲各国东印度公司围绕茶叶贸易而展开的激烈竞争，客观上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日益扩大的海外市场，此后，无论茶叶出口数量还是种类的变化，都与国际市场的规模及需要紧密相关。陶德臣在《论清代茶叶贸易的社会影响》一文认为，茶叶贸易给中西双方政府、茶商都带来了巨额利益；茶叶贸易的开展，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茶业的发展，促使茶农、茶商对制茶技术进行改进，使某些地区的区域经济繁荣起来；茶叶贸易是外交和军事斗争的重要砝码；茶叶大量输入西方后，使人们的饮食习惯、娱乐方式、礼仪等方面有了很大变化。最近，仲伟民在《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一书中，将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关系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了综合考察，并且提出了发人深省的结论：“在18和19世纪，成瘾性消费品在全球流行和蔓延，并极大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和人们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