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是最早对《岛夷志略》进行注释的学者。根据许全胜的研究，沈曾植对《岛夷志略》所作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版本的校勘。例如，沈曾植认为，“歬纲国”应为“丹纲国”，“加罗”应为“重加罗”，“八郎那间”应为“八節那间”，“八舟”应为“八丹”，“层摇罗”应为“层拔罗”，等等。二是对外国物产的名称进行了考订。例如，沈曾植认为“茄蓝木”就是“伽”，是“沈香木之佳者”；“孩儿茶”即“乌爹土”，又名“乌垒泥”，等等。三是地名的考订。例如，沈曾植认为，《岛夷志略》中所说的“三岛”，就是《诸蕃志》所说的“三屿”；“宾瞳胧”就是《明史》等书所说的“邦都郎”或“宾陁陵国”；“彭坑”和“丁家庐”，分别是《诸蕃志》等书所说的“蓬丰”和“登牙侬”；“八都马”就是《新唐书》所说的“磨地勃”，等等。
不过，正如姚楠所指出的，由于沈曾植“不通外文，只能采用对音、互证等方法来作考证，以致错误很多”。例如，沈曾植在“安息即小亚细亚”的考证中认为：
“安息之地，即小亚细亚也。安息为亚细之代音，北接康居。盖康居之地，直越地中海而西矣。”他的这个说法，显然不如丁谦正确。
1903年，上海蜚英书局出版了一部题为《五千年中外交涉史》的洋洋大作，作者署名为“屯庐主人”。作者在自序中说：中国“自黄帝已来数千年，拥疆自封，环列皆左带沸唇之伦，聚族无常，不足与大邦相抗”；如今“我中华以积弱之余，测身于诸强之庭，皇皇大吏，拥旄节重望，然能折冲于樽俎之间，岸然以国体为大防者，近世以来盖罕闻之。此亦谈国际者之遗憾矣。有志之士病焉，相与提唱而疾呼之，治斯学者渐有其人。然纪戴缺如，于我国古今交际诸大端懵然无所知觉”，所以，这部著作就是“集五千年交涉之大端，汇而存之，为治斯学者之一助”。此书上起传说中的黄帝，迄止于1900年，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中国对外交往的历史。书中不少内容涉及海上丝绸之路。例如，“欧使始通中国”一节写道：“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即罗马）王安敦里乌士欧力利阿斯遣使自海道经印度洋由安南之东京献象牙、犀角、玳瑁。初，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安息以汉缯綵与之互市，恐失其利，故遮阂不令自达。及后，更破安息，取波斯湾地，始航海遣使焉。是为海道东来之始。”文中所说的“安敦里乌士欧力利阿斯”，即Antonius Aurelius之音译，即罗马帝国安敦尼王朝的第五个皇帝（161-180年在位）。书中还明确提到，万历四年（1576年），明朝“官军”因“追海寇林道乾”而来到了小吕宋（菲律宾）。这是较早论述“林道乾”问题的著述，可惜后来的学者在研究该问题时，没有注意到。
《五千年中外交涉史》第七十七卷中有“海陆互市纪略”一节，全文如下：中国缯彩夙为他国所好，自上古时已由西域运入波斯、印度。亚历山大东征以后，更输入欧洲罗马。而皆由陆路，从未有自海道转运者。蜀汉时，罗马贾人秦论始航海来交趾，市汉材物。中国商船亦常航锡仑附近，与之互市，而以日南、交趾为东西两洋交通中枢，西邦贾人咸集其地。是地在东汉初为马援征服后，于岭南特辟新路以通西来海道，交易因是颇盛。汉晋之际，中国内乱相继，交易中衰。斯时罗马实握印度洋之航海权，自内地经爪哇、苏门答腊至锡仑之航路则专属于华人。历南北朝，至隋唐初叶，中国商船更推广其航船，或由锡仑沿西印度海岸入波斯湾，或沿阿拉比亚海岸至红海湾头阿丁。
当时锡仑一岛，为海道交易之中权，中国、波斯、哀西比亚诸国之人咸集于斯，以从事交易。及大食勃兴，阿非利加与西方亚细亚沿岸及印度河口所有港湾，次第归其版图，以故阿拉比亚人与其属境之波斯、犹太人等益恢张海运，遂东向经南洋诸国，而通商于中国沿岸，代中国人而专有亚细亚之航路海权。
至武后天授中，阿拉比亚人之商于广州、泉州、杭州诸港者以数万计，唐时置提举市舶司，征海关税，为岁入大宗。其后大食不振，唐亦内乱日多，是以东西海道之互市渐次衰微。至陆路之交易，至唐时为极盛。先是，隋炀帝武威、张掖、河西诸郡为东西交易之中权。西贾来是地，四十余国，贸易者日益众。
中国人之商于中央亚细亚、波斯、印度地方者，亦益多。彼素谙商业之犹太，亦乘机而入。于是，西自欧洲、阿非利加，东至中国、印度，所有商权悉归掌握。海道则自红海、印度洋，至中国之南海；陆路则自地中海东岸之安地凹克，经呼罗珊、中央亚细亚、天山南路，而至中国之长安。及大食国兴，阿拉比亚人渐拓其通商之范围。当时世界商权，复为阿拉比亚人所握云。
全文字数不多，但非常全面地叙述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发展概貌，包括丝绸之路兴衰的国际背景、陆路与海路的关系、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航线、东西方海上势力的相互消长，甚至“航海权”之类的现代词汇。这表明，在20世纪初，中国一些学者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基本情况已经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海上丝绸之路基本知识的普及，为后来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前半期，推动中国学术界开展海上丝绸之路相关问题研究的动力，主要来自国外。
16世纪，利玛窦等传教士进入中国后，欧洲人就开始了对中国的研究。到了19世纪前期，一个专门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科“汉学”（Sinology）在欧洲完全确立。19世纪末，欧洲不少学者研究了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问题，例如英国人梅辉立（W.F.Mayers）在1874-1875年的《中国评论》（China Rev iew）上发表了《十五世纪中国人在印度洋的探险》（Chinese Explorations of the Indian Ocean during the 15th Century）一文；1876年，荷兰人格伦威尔德（W.P.Groenveldt）发表了《根据中文文献考论马来群岛及满剌加》（Notes on the Malay Archipelago and Malacca Compiled from Chinese Sources），等等；1885年，德国人夏德（F.Hirth）出版了《中国和东罗马》（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汉译为《大秦国全录》）；英国人菲力普思（G.Phillips）于1885年至1886年在《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Journal o 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 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上发表了《印度和锡兰的海港，由十五世纪中国航海家所描述，并附有中国航海记录》（The Seaports of the India and Ceylon，Described by Chinese Voyag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together with an Account of Chinese Navigation）；等等。
这里，特别需要一提的是英国汉学家裕尔（Henry Yule，1820-1889年）。他从1840年起，作为军人在印度生活了20多年。裕尔于1862年退役后，致力于东西方历史关系的研究。他的代表著作有两部。第一部1866年在伦敦出版的《东域纪程录丛》（Cathay and the W ay Thither，being a Collection of Medieval Notices of China）。这部著作“几乎囊括了迄至当时所知道的有关东方历史的全部知识”，“长期以来它一直是所有从事古代和中世纪远东研究的人的便览手册”。第二部是1871年在伦敦出版的《马可·波罗游记译注》（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the Venetian，Concerning the Kingdoms and Marvels of the East），此书于1903年和1920年经法国汉学家考迪埃（H.Cordier，1849-1925年）两次修订增补，“被公认为19世纪的博学的不朽之作”。在裕尔的这两部名著中，许多内容实际上都是探讨海上丝绸之路的。例如，作者认为“支那”（Chin）一词是由海上交通线传入西方的，而表示中国的另一个词汇“赛里斯”）（Seres）是由陆上交通线传入西方的；作者根据法显的游记，认为中国与印度之间无疑已经存在着海上贸易联系。直到今天为止，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在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时，依然离不开裕尔的这两部著作。此外，裕尔还发表过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些论文，例如1882年的《关于从西亚到中国海上航线的最早的历史记载》（Notes on the Oldest Records of the Sea route to China from Western Asia）。此文根据古代希腊人的文献、早期基督教徒的文献、阿拉伯文献以及中国文献，着重讨论了公元前后从中国到印度洋的海上航线及沿岸港口。文中的许多观点至今依然具有启发意义。例如，裕尔认为，不能把汉代的中国与近代的中国等同起来，在研究汉代中国与印度洋的海上交通线时，必须认识到，现在的越南沿海也是属于中华帝国的；公元前后西方人所到达的东亚最远港口，根本不同于9世纪西方人所达到的东亚最远港口。
可是在19世纪末，中国学者对于欧洲汉学界的动态，可以说是几乎一无所知。相反，日本自19世纪晚期开始，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成为率先走向现代文明的亚洲国家。在日本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欧洲的“汉学”也传入了日本。有学者指出：“在近代日本中国学的形成过程中，有一个事实常常被人忽视，然而它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就是作为日本中国学的第一代创始人，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在欧美国家学习过和从事过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学术界形成了自己的“中国学”。在日本早期汉学家中，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相关问题的学者主要有三宅米吉（1860-1929年）、白鸟库吉（1865-1943年）、桑原骘藏（1870-1931年）、藤田丰八（1869-1929年）等人。
由于日本成功地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所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就成了“中国仿效的典范”，成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现代文明的‘二传手’”，成了“西学的中介”。一股到日本去留学、向日本学习的热潮在中国悄然兴起。推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第一股国外力量，正是来自邻国日本。
1903年9月30日在上海出版的《大陆报》第11期发表了《支那航海家郑和传》，此文被认为“是中国人撰写的关于郑和的最早的论述，堪称近代研究郑和第一篇”。《大陆报》由位于上海四马路的作新社承担印刷和发行，而作新社又是由“留日学生戢元丞与日本著名女教育家下田歌子合作开办的”；《大陆报》的“实际主持人和编辑者为归国留日学生”。因此，这篇《支那航海家郑和传》虽然没有署名，但无疑是受日本学术界影响的结果。
《支那航海家郑和传》首先点明了航海交通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性：
“今试问：世界各国，其最有功于世界之文明者，何国乎？则鲜不曰：善航海辟新地之祖国是已。又试问：古今豪杰，其最有功于今世之文明者，何人乎？则鲜不曰：善航海辟新地之冒险家是已。”因此，古代中国海禁政策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我支那民族，自古国于大陆，罕与海通。政府则设有海禁，异国则鄙为海国。海防者，不外闭门塞窦、缩首畏尾之伎俩。谈海者，不外天方夜谭、齐谐志怪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