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福惠
移民的类型，从原因和性质考察，可以区分为政治移民和经济移民两类；从迁出和迁入的方向考察，可以区分为外向型（从中原腹地迁往周边）和内向型（从周边迁往中原腹地）两类。各种类型的移民都可能具有调整人口布局和资源分配，提高生产力，加强族群融合的作用，本文侧重讨论政治性外向型移民对迁入地政治生态和文化发展的影响。
一
从西周到南宋，从河南向外移民而且明显属于政治原因者，主要有以下四次或者说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楚人从河南开始辗转迁徙，终于到江汉地区建国。楚人的始祖季连，是黄帝族颛顼系的后裔，属于上古的华夏集团，而非三苗系统的南蛮集团和后来以殷商为代表的东夷集团。殷代卜辞出现过“楚京”二宇。《左传·僖公二年》有“诸侯城楚丘而封卫”的记述。《诗·鄘风·定之方中》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升彼虚（同墟）矣，以望楚矣。望楚与堂，景山与京”，记载的也是获封于“卫”的卫文公在楚墟（楚人先前所居之地）筑城与宫室之事。这个后来称为卫国的地方就是楚人的故地楚丘，从朱熹到顾栋高再到今人李学勤，都一致认定在今河南滑县东。
山东曹县东南也有一个楚丘，今人何光岳认为这是楚人第二次迁徙的所居之地，从而把最先聚居之地的地名移来。大约在夏末，楚人迁回河南新郑、许昌以北一带。此后又曾迁徙到郾城县东三十五里处的熊山，楚人先祖穴熊即因在此穴居而得名。因为东面商人的压力，楚人此后又迁徙到今河南禹县西北五十里处的荆山（楚荆通用，均为丛木杂生之状）。其后商人势力更大，楚人又迁徙到今灵宝县西南三十五里处的荆山（俗名覆釜山，在渑池附近）。不久因商王武丁的征讨，楚人为依附同属于华夏集团的西周，迁徙到陕西朝邑境内的华原山，仍遵旧习称此处为荆山，把洴水改称楚水。商末，西周开始强盛，楚人又越过终南山，迁到上洛（今商县）。所以今商县一带还有楚山、楚水、大荆川、西荆川等地名。
周灭商之后，力量膨胀。周成王封鬻熊曾孙熊绎“以子男之田”，“居丹阳”。楚人因此从上洛迁回今河南淅川县南的丹阳，即淅水汇入丹水附近之地。不久熊绎被动地卷入了管叔、霍叔等人的叛乱，虽然楚人很快归顺而得到成王谅解，但熊绎仍然心存惴惴，终于南渡汉水，迁徙到今湖北保康县一带的睢山，并用荆山之名代之。楚人从河南迁入湖北之后，周昭王、周穆王多次亲征荆楚，证明周、楚之间原有矛盾，楚人是出于政治原因而南迁的。此后直到公元前278年秦军攻陷楚都郢（今荆州纪南城），楚人又迁都到陈（今河南淮阳）之前，楚国约800年的都城一直在湖北境内，但楚人是从黄河中游的河南迁到今湖北“江汉沮漳”一带的移民，是毫无疑义的。
第二个阶段是在西晋末年永嘉之乱（307年）以后长达百余年的时间里，河南一些大族与民众追随东晋及南朝政权的大迁徙。如《晋书》记载，陈郡阳夏（今太康）人袁瓌于西晋末“与弟欲奉母避乱，求为江淮间县，拜吕令”，永嘉之乱后“转江都，因南渡”。在此前后，“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此次人口大迁徙呈现为集团式行动。由于名门大族的首领、地方官员、豪强和士人具有社会地位、军政实权或组织指挥能力，移出者遂大多以地域宗族为单位，依附于上述领袖而集体迁徙。一个移民群体往往有数百、上千甚至数万人之多。
据葛剑雄主编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的列表，可知在这次长时段的人口大迁徙中，从河南迁出的着名宗族不下数十。诸如陈郡（今淮阳）殷氏（殷顗、殷叔文等），陈郡长平（今西华县东北）殷氏（殷浩等），陈郡阳夏（今太康）谢氏（谢鲲、谢安、谢玄、谢石等，多迁入浙江会稽即今绍兴），陈郡阳夏的袁氏（袁悦之、袁乔等，多迁入建康即今南京），陈留尉氏（今尉氏县）的阮氏（阮孕等，迁入会稽等地），陈留圉（今杞县西南）的江氏（江鼔等），阳翟（今禹州）的褚氏（褚希、褚叔度等，多迁入建康和京口），河内温（今温县西南）的司马氏（司马纯之、司马亮等），济阳考城（今民权县东北）的江氏（江顗、江夷等），南阳涅阳（今邓州东北）的刘氏（刘湛等），涅阳的宗氏（宗繇之、宗说等，多迁入江陵即今湖北荆州），汝南安城（今汝南东南）的周氏（周顗等，有迁入建康者），新野的庾氏（庾深之等），荥阳和开封的郑氏（郑万顷、郑袭等），荥阳阳武（今原阳东南）的毛氏（毛宝、毛穆之等），颍川长社（今长葛东北）的钟氏（钟雅、钟诞等，迁入建康），临颍的荀氏（荀崧等），鄢陵的庾氏（庾亮、庾悦等，迁入建康），许昌的荀氏（荀邃、荀奕等，迁入建康）等。其中阳夏的谢氏与山东临沂（今费县东）的王氏，即后来人们耳熟能详的“王谢”两族。而且河南迁出的大姓远远多于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地。
第三阶段有唐前期高宗——武后——睿宗时代陈政、陈元光父子的“平乱”与“开漳”（669-711），唐末五代王潮、王审知兄弟父子的“王闽”（885-945）。前者是唐高宗时，闽南“蛮獠”起兵叛乱，光州固始陈政奉命率将士113员、府兵3600人前往平叛，陈政之子陈元光随行。由于初战不利，陈政之母魏敬、兄弟陈敏、陈敷率固始58姓府兵数千人驰援，终于平定泉州、潮州（今属广东）间的“獠乱”。688年因陈元光之请，朝廷下令设置漳州，陈元光任漳州刺史，陈氏父子治理漳州40余年。陈氏子弟及属下府兵中多数人此后就定居闽南。
后者是在唐末农民大起义中，固始人王潮、王审知兄弟起兵后率部南进，经江西进入福建，先攻下汀州（今长汀）、漳州、泉州，继而夺取福州，控制福建全境。王潮、王审知得到唐王朝的承认和册封，王审知之子王延翰更称王建国，此即五代史上的闽国，王氏兄弟父子治闽40多年。随同他们入闽的固始人，据清末固始进士何品黎考证，有18姓5000多人。而《中国移民史》第三卷中的列表则显示，此次有黄、潘、孙、郑、周、朱、李、王、陈、郭、魏、林、刘、姜、裴、蔡、夏侯、叶、曾、和、傅、韩、杨、许、方、丁、徐、孔、詹、翁、熊、江、吕、崔、柳、邓、吴、邹、苏、连等40个姓氏，“数量在二三万人左右”。固始陈氏、王氏两次带往福建的移民，成为后来有族谱可据的河南人迁居福建的基本群体。
第四阶段是北宋末靖康之变（1126年）后近200年的人口迁徙。由于淮河以北的中原地区先后处于战乱和金人、蒙古人的统治之下，而从开封迁移到临安（今杭州）的南宋政权维持了150余年，不愿服从金人、蒙古人统治的中原王室、官僚、将士和普通民众持续南迁，人数多达数百万之众。执掌南宋政权的大多是靖康之变时随高宗南迁的上层移民及其后裔，南宋（特别是前期）的军人也主要来自北方。其中“临安移民的76%来自河南，其中绝大多数又来自开封”。据《中国移民史》第四卷中的《靖康乱后南迁的北方移民实例》所记，从北方迁入江南（指今苏南、皖南、江西、浙江）者共1006人，其中河南601人，占60%；山东127人，占12.6%；江苏（除苏南）71人，占7.1%；河北37人，占3.7%；甘肃34人，占3.4%；安徽（除皖南）38人，占3.8%；山西30人，占3%；陕西26人，占2.6%；湖北17人，占1.7%；其他北方各地一共20人，占2%。可见当时河南是最主要的人口迁出地，而且“自河南迁出的移民中上层人物特别多”。因为只有中上层人物才有可能在文献中留下记载。
二
政治移民与经济移民最大的不同，是前者首先会明显改变迁入地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结构，而后者的作用则首先是扩大资源开发和增加物质生产。
古代的黄河流域，由于适于农耕而生产发达，人口繁衍。加上多种族群在此竞争角逐，因而在夏、殷、周的故地率先出现了今中国境内人类文明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国家。而包括长江流域在内的中国南方，直到商末周初，还是人口稀少，生产落后，社会组织也处于原始状态。南迁的楚人建立了中国南方最大最先进的国家政权，加速了南方社会向古代国家社会的过渡。楚人“筚路蓝缕”，不仅是在南方建成第一个大国，也是为秦汉以后统一的中国奠定了半壁江山的基业。
从秦、汉、三国到西晋，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地区在统一国家中的作用仍然远逊于中原，这里人们的地域观念至少不弱于国家观念。“吴地”（长江下游地区）尤其如此。于助成东晋政权确立有大功的王导，西晋末曾“徙镇建康，吴人不附”。但东晋奠都建康之后，一面对中原南迁者“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一面对当地土着“宾礼故老，存问风俗，虚己倾心，以招俊义”，尤重“此土之望，引之以结人心”，“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从中原南迁的高门大族不仅结成牢固的乡族集团，还使东晋政权在自己的疆域里大量设置侨州郡县。从而不仅推动了地区经济的开发，更继续吸引中原同郡之人南迁，得以汇聚人心与实力，与北方政权对抗。
漳州地处福建泉州和广东潮州之间，自汉代以后“久成荒徼，蛮獠纷乱，民不知礼，号称难治”。唐代陈元光平定乱事，增置漳州，变“七闽”为“八闽”，建县置吏，委派属官治理。开创漳州地区的屯田制度，让驻军垦荒自给；招致中原流民，着手兴办学校，使漳州成为“治教之邦”。福建《云霄县志》称颂陈元光说，“公开建漳邦，功在有唐，州民永赖。”所以，陈元光的“开漳”实可视为唐王朝治下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移民和治理开发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