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安林 童立群
2013年9月初，台湾“立法院长”王金平因涉嫌为民进党的大党鞭柯建铭关说检察官，引发了马英九与王金平之争乃至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纷争，民进党进而提出罢免马英九等政治动作，的确是引起了台湾政坛的“九月风暴”。事件如何了结？何时能够告一段落？目前谁都难以下结论。不过，如果跳脱事件本身的视角来看，台湾政治与司法发展中的一些特征和发展趋势倒是特别值得注意，“马王之争”为我们观察台湾社会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案例。
一、“马王之争”事件始末
2013年9月6日，台湾“法务部”前“部长”曾勇夫涉嫌接受关说介入弊案审理的丑闻掀起政坛风暴。根据台“特侦组”所公布的电话监听译文，“立法院长”在王金平向“法务部长”曾勇夫和“高检署”检察长陈守煌“关说”柯建铭司法案。9月6日，曾勇夫请辞后，社会与媒体关注焦点指向进行关说的王金平。9月8日，马英九召开记者会，痛批王金平对司法个案关说，认为“这是侵犯司法独立最严重的一件事，也是台湾民主法治发展最耻辱的一天”。对此，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抛出重话，认为马英九的做法欠周，不利国民党团结，不该公开“羞辱”王金平。9月10日，王金平发表声明表示，台湾检察机关滥权上诉造成民众痛苦。他与关说风暴相关当事人的电话通讯并非关说；台特侦组未审先判、滥权监督，违法“违宪”。他本人明辨大是大非，扞卫民主法治的决心与马英九一样强烈；他与中国国民党同舟共济，不离不弃，希望考纪会勿重蹈特侦组覆辙，等等。对此，马英九一方迅速回应称，不是他不尊重王金平，而是王金平不尊重司法，并反诘连战：“难道是要团结在纵容司法关说的风气里？”9月11日，马英九以国民党党主席身份，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一楼中山厅召开记者会，表示对于“立法院长”王金平涉入“司法”关说相当失望，王金平已不适任“立法院长”，党员同志必须站在大是大非这一边。同日，国民党中央考纪会作出对王金平撤销党籍处分的决议。王金平方面随即立即向台北地方法院提出“确认国民党党员资格存在”的诉讼，并声请裁定暂时状态“假处分”。12日台北地方法院受理案件，13日裁定在诉讼判决确定前保有党员权利。
9月16日，针对台北地方法院的裁定，国民党方面委托律师向台湾高等法院提出抗告，30日台湾高等法院裁定驳回该抗告。10月5日，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在与各界人士研商后，决定针对王金平党籍案不提出再抗告，让事件本质回归“本诉”，以尽速厘清是非。12月4日，台北地方法院首度开庭审理王金平方面提起的“确认国民党党员资格存在”的诉讼。在马、王拉锯战的同时，台北地检署开始分案侦办检察总长黄世铭“泄密案”，以被告身份传唤向马英九报告的黄世铭，并以证人身份传唤马英九及他的幕僚“总统府”秘书长罗智强、“行政院长”江宜桦到庭讯问；11月1日，检察总长黄世铭被台北地检署检察官以涉嫌“泄密罪”起诉，成为第一个在任期内因职务行为被起诉的“检察总长”。
二、“马王之争”的法律与政治焦点
虽然马英九方面一直强调此次事件是“司法事件”，认为事件的核心症结是司法关说，并指出马英九所有的决定都是为了阻止司法尊严被继续践踏。但许多评论则认为，这是一场“政争”，是“权力争夺”，也有学者提出这是价值观的冲突，是“价值之争”。相关的质疑声表现在：第一，关说的性质问题。王金平涉嫌的关说，是一般性的关照还是马英九所言干涉司法的关说，并没有严格的法律条文的规定，给王金平拒绝承认“关说”留下空间。第二，检察总长直接向“总统”报告本案的适法性即马英九的“违法”和干涉司法问题。台湾多数媒体报道认为，特侦组将监听内容直接向“总统”报告，存在违法泄密的嫌疑。第三，政党与司法的关系问题。相关的争议包括：国民党党籍存在争执，并不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标的，提起本诉有违法嫌疑；国民党考纪会处分的动机不当，违反党章；国民党考纪会是否违反“民法”公序良俗原则，恣意认定事实，并滥用制裁权；国民党考纪会的组成、决议方式和过程，是否符合“人民团体法”的民主原则等等。正因为该事件涉及的面向如此之多，牵涉“总统”、行政、立法、司法等方面运作，导致各种声音和争议此起彼伏，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法律角度看，有关的程序正义、罪刑法定主义等原则被讨论最多；从政治角度看，有关“三权”的关系和操作被关注最多。
笔者认为，不能以简单地是或否的标准来划分“马王之争”的领域。客观上说，“马王之争”绝非是一场“有预谋的政治斗争”，“马王之争”涉及的因素确实很多，实质上是司法与政治相互交织，既有政治干预司法，也有司法干预政治。如果进一步挖掘背后的根源，必须从台湾政治文化、台湾的社会民情、国民党的政党文化以及马、王二人个性等方面深入分析。
三、“马王之争”凸显当前台湾社会法律与政治制度的困境
（一）政治制度设计及运行现状中的结构性问题
1.政治上“选举民主”有余，但制度约束不足
20年来，台湾“民主”畸形发展及其所培养的政治土壤和氛围使得任何政党执政都会“深陷泥沼”。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金耀基认为：“台湾对民主理念的拥抱是很坚执的，但台湾民主作为一种治理制度却粗糙而欠缺效能，民粹常常淹没了民主。”苏起认为，台湾这二十几年“民主化”实际上只完成了一半，也就是“自由化”；还没有完成另一半即“制度化”。因为没有“制度化”，所以台湾的头脑被“自由化”冲得“发烧”的同时，躯壳仍陷在“半民主半戒严”、“半法治半人治”的制度中。台湾的制度很像一辆“民主”与“戒严”法规杂陈、法治与人治习惯并存，另外添加台湾独有的设计的“拼装车”。如台湾政治中心——“立法院”，其制度设计就不能因应当前台湾内外大环境的需要，表现在：一是效率低下、封闭保守。目前平均一年通过法案仅为210个，远低于同类地区的立法系统。二是大多数通过法案是个别“立委”提案（多为单条或少数条文），不是行政部门提案，执政党团无力推出重大法案。
三是政党协商制的破坏性。具有台湾特色的“朝野协商”（党团协商）制度。参与“朝野协商”的“立法院长”及政党代表一直掌握着大部分法案“生杀大权”，而每个政党不论多少席次只有两名“立委”参加，不仅“彻底阉割了多数党的权力”，而且提供不为人知的黑箱操作空间，让“民主”选举失去意义。另一方面，“朝野协商”可以将委员会审查中根本未交付委员会审查法案径付二、三读，如此一来专业性常设委员会被架空，“朝野协商”成了密室政治。四是由来已久的“立法院”肢体冲突伤害“台湾民主”尊严和政党形象，甚至严重妨碍民主制度运行。五是“立法院”成为蓝绿政党“敌我关系”拼搏沙场，也是各自利益团体巧取豪夺的利益交易平台。台湾的“民主”政治存在利益团体“集体分赃”的特质。
2.公务机关和公职人员缺乏创新动力
一是公务机关以“管理”为使命，缺乏创新意识和机制，大多数机关没有独立研究部门或相应智库储备。二是“民主化”后公务人员奉行“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原则，尤其是公务人员在“立法院”、“监察员”、检、警、媒体和在野党随时可能“找麻烦”情况下，做事原则就是“寻求自保”。三是政务官人数过少，动员及激励部属手段有限，加之文官制度“分官设职”，缺少弹性等，让政务官或执政党很难依照新的执政理念推动政务。四是政务官来源问题，公布财产、待遇偏低、在两岸交往上受限等对政务官的限制和监督，让社会精英不愿意“跳火坑”进入公务员队伍。
3.执政监督体系混乱
“立法院”与新闻媒体在执政状态、执政过程及执政结果等方面的非理性监督问题比较严重。包括：一是大众媒体是导致当下台湾“官不聊生”最重要原因。台湾电子媒体的新闻报道策略显露出一个清晰路向：批评当局与监督官员。苏起认为媒体甚至已是台湾政坛“第一权”，各级首长高度重视媒体，花在回应媒体的时间多得“超乎想象”，任何政坛人士都要小心拿捏与媒体的相处分寸，导致媒体不再只是“观察者”，而是“参与者”。台湾媒体已走到“极端化、民粹化和弱智化”的地步。二是“立法院”与新闻媒体缺乏客观标准的非理性监督，把执政团队和推进台湾社会发展力量置于“能量耗散系统”中。能有助于执政或推进台湾发展的各种机构或个人，要么学会“隐形”，要么学会“借力使力”，最终导致“立法院”与新闻媒体每天“关注”对象未必是对台湾发展有助益的，反而对各种社会顽疾都装作“看不见”或“争吵不休”。
（二）政治文化整合功能的失灵或失效
1.蓝绿对立严重化
蓝绿两大阵营间不是一般性的政治立场对立，而是对立到使整个台湾社会分裂成蓝的与绿的、南部与北部，对立到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民进党当政期间，蓝绿对立中没有人可以不选边站。正如苏贞昌所言：每次选完，总有一半民众认为要过着四年“失去政权”生活。
2.政党关系敌我化
由于政党间的敌我意识十分强烈，台湾政坛中出现“纯粹竞争”、“只有破没有立”的政党关系，遇到问题非要拼个“你死我活”不可，政党政治不再是“内部矛盾”，而是“敌我关系”，这样，让台湾任何政党执政，都永远有将近一半的人在扯后腿，特别是民进党不会做“忠诚反对党”，坚持“为反对而反对”，如“逢马必反”，“拒绝对话、沟通，采行对抗政策”。
3.选举政治民粹化
选举政治提出的挑战之一是如前台湾大学校长孙震所言：“民选政府倾向满足短期需求却忽视长期努力，造成经济成长潜力衰退。”因为选举因素，台湾由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主义异化为“民粹主义”，选举政治不是真正地进入“民主巩固”阶段，而是步入“民主衰退”阶段。政治人物为了选票讨好选民，政策短期化，追求短期利益，不做长远规划和思考。
4.台湾社会多元化
所谓“庙小妖风大”，所以，苏起说：“放眼今天台湾的政坛，几乎人人吵、事事吵、时时吵，吵得浑然不知台湾的大环境已经悄悄的变了天。”
5.多数媒体“反政府化”
台湾媒体在全面开放后如雨后春笋，由此带来问题是多数媒体基本上站在当局的对立面进行报道，尤其是“三（三立电视台）、民（民视）治（《自由时报》）”对马英九当局采取全盘负面报道方式进行“毁灭性批评”。
正是存在上述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使台湾在当前政治与社会结构下，任何人做领导人，都难以满足民众多元化的期待，何况让“政治洁癖者”马英九来面对如此多元化的台湾社会，难免不陷入“父子骑驴”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