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是新一轮改革的核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观点、新决策、新举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成果和最新发展。其中对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全局和战略意义的是，明确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并按照这个要求，提出了经济领域众多新的重大改革举措。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新和发展，将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产生深远影响。
重塑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重构新型政府-市场-社会治理模式与关系，首先要求从制度上保证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并不可回避地涉及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和关系问题。
2013年全国两会结束之际，李克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曾表示，“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要“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是政府“放”的重要内容。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政府减少对微观经济干预、更多发挥市场自身效率的重要体现。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显示“壮士断腕”的决心。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政府在放权的同时还需要“把该管的事务管好”，这在当前更具有重要意义。政府的工作重点应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提出两个理论创新，表明了中央明确坚定的态度。第一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第二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新定位，不但肯定了市场的作用，还将其提到了很高的地位，表明了党中央明确坚定的态度。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核心问题。
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现有体制在许多重大方面“还不完善”，“生产力发展仍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使之逐步完善。遗憾的是，有的人不把中国经济的茁壮成长归因于改革开放，却把它归因于“强势政府”动员和分配资源的超强权力，于是要求进一步加强各级政府对市场的“驾驭”和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管控。各级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不但没有削弱，相反还不断增强，这严重抑制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应有作用。这样就造成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以投资和出口驱动为主要特征的旧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使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宏观经济失衡等问题变得愈来愈突出；二是由于各级政府手里掌握太多太大的资源配置权力，造成了权力寻租的庞大基础，也使腐败蔓延，难于遏制。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到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再到新自由主义思想推崇并由英国撒切尔首相和美国里根总统实行的解除管制和私有化政策，从“华盛顿共识”到次贷危机之后欧美发达国家大规模救市政策以及当前强化全球治理结构的趋向。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也必须发挥政府应有的宏观调控作用，关键是要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界限，精简行政权力，达到政府、社会、市场三种关系的和谐统一。
三十多年的转型使政府治理模式发生了深刻变革，目前已从政府严格排挤市场并深入控制社会的全能主义治理模式中走出，初步形成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元并存与互惠共生的现代治理模式。当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打破政府、市场、社会三者“零和博弈”的传统思维模式，使之形成相互增进的“正和博弈”模式，要以大部制改革为切入点，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龙头，以社会综合体制改革为重点，逐步建立“简政府-活市场-惠社会”的新型架构。
建设“简政府”，继续加快深化转变政府职能。针对目前政府职能越位、错位、缺位同时并存的现象，各地要以简政放权为切入点，推动政府由传统的管控型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推动政府职能由经济建设为主，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由以提供经济性公共产品为主，向提供经济性公共产品和社会性公共产品并重转变；由以政府管理为主，向以吸纳社会全面参与的公共治理转变。
激发“活市场”，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把政企分开作为企业改革的主要任务。但时至今日，“国进民退”和垄断经济的现象仍然存在。而有活力的市场，首先必须是多元化结构的市场体系，要营造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共同承担社会责任的环境，在推进结构改革中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构建“惠社会”，形成公共服务发展新机制。“惠而不费”是解决公共服务产品短缺问题的基本出发点。目前，各地正在积极推进向社会放权，将大量事务交给社会团体、中介机构和社会组织来处理，让民间力量参与社会管理，构建协同善治的格局，形成“大社会”治理格局，提高社会自治水平和社会自我修复能力。要在登记、资金、项目、场地和服务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同时要大力推广“政府购买服务”的政社合作方式，将涉及政府公共服务、事务性强的部分事项，通过公开招标、委托管理等方式，向各类社会组织购买服务。
简政放权：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还给市场
新一届中央政府开门第一件事就是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大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李克强在首次记者见面会上，提出要“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随后国务院“言出必行，说到做到”，一连串组合拳取消和下放了一大批行政审批事项，开弓没有回头箭，要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更加坚定的决心和意志，坚决打好这场攻坚战。
而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全会决定对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全会决定对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进行了部署，强调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简政府”的核心：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还给市场
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到哈耶克的经济理论，如何优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成为争论不休的话题。当前，中国决策层正赋予这个学术命题以中国现实内涵。习近平在武汉考察时提出，要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为抓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政府做了许多不该做或者做不好的事情，许多应当做、应当管的事情又没有做好、管好，这极大束缚了市场潜力和效率的发挥。因此，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政府必须进行自我革命，真正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李克强在首次记者见面会上，就提出要“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并承诺本届政府将下决心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行政审批。
第二天，李克强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内容是加快推进机构改革，落实任务。作为“厉股份”的学生，以及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总理，李克强在其经济学理论形成之始便明确了市场在资源有效配置中的重要作用。政府通过简政放权，把该放的权力放开、放到位，把该管的事情管好、管到位，为各类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
当然，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政府这只手还很重要，还必须有力，尤其是在稳增长和保就业的上下限之间，政府的宏观调控之手还必须发挥决定性作用。“凯恩斯经济学”的需求管理思路，新一届政府并未全部放弃。实际上，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必需的，关键是要找到薄弱环节，不能像以前那样以“铁公基”项目为主导，实施“大干快上”的增长思路，而应主要服务于民生领域，让增长和民生兼得。
“简政府”的关键：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把该管的事务管好
“简政府”的关键，就是“简政放权”，实现从“审批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最终终结审批制这个“鸦片烟”。放权，是这次机构职能转变的一个鲜明特征。新一届中央政府明确提出，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国务院部门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要减少三分之一。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陆瑞安指出，“简政放权”将减少政府对配置资源的影响，减少私营投资的交易成本，使市场“无形之手”发挥作用。在实践层面，上海自贸区的获批是审批制度改革的典型案例。在外商投资管理体制上实施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行国际通行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虽然与“正面清单管理”模式只有一字之差，却是两种根本相反的管理理念，负面清单，是告诉外商只有清单里规定的事不能做——“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上海自贸区的审批改革获得了全国人大的通过，“法律尺度突破”体现出了法治精神，诠释了“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
作为简政放权的另一个方面，不仅要取消和下放权力，还要创新和改善政府管理，管住管好该管的事，放和管两者齐头并进，正如李克强强调的那样，“这次转变职能，放和管是两个轮子，只有两个轮子都做圆了，车才能跑起来”。也就是说，要避免“劣币驱逐良币”扭曲现象的发生，由事前审批更多地转为事中、事后监管，实行“宽进严管”。
目前不少地方还存在“错放”“空放”“乱放”的现象。特别是对民营资本、民营企业，不能再制造隐形障碍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
“简政府”的攻坚战：在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互动中把公共服务“穿起来”
转变政府职能，不仅要取消和下放权力，还要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建立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公共服务是21世纪公共行政和政府改革的核心理念。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从“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打造服务型政府，让改革和发展成果惠及最广大群众。
2013年5月13日，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要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必须把政府的作用与市场和社会的力量结合起来，要深化改革、利用市场机制、创新供给方式，更多地利用社会力量，加大购买基本公共服务的力度。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
简政府的攻坚战已经打响。北京市民政局下发通知称，将向社会组织购买参与未成年人保护试点服务项目，对象为社区服务中心、“社区青年汇”等区域性机构和组织。与政府部门相比，社会组织更能敏锐洞察社会需求，填补政府公共服务真空，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建立良好的润滑功能系统。政府要做的，就是深刻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把各方面的需求和供给“穿起来”，特别是要“搭好平台、明确规则”，努力在相关利益主体之间，形成公平透明、体系完善、成熟稳定的制度安排，通过鼓励社会资本进入，不断完善城市功能。
2013年9月，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在市委四届三次全会上就行政体制改革问题特别强调，要创新政府管理方式，优化政务流程，提高行政效能。要把重点放在“保基本”“补短板”“兜底线”上，加快建立和完善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努力实现城乡、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统一市场：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新一轮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富有活力、创新导向、包容有序、法治保障的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就《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向全会做了说明，进一步强调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他表示，中央认为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做出新的表述条件已经成熟，应该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现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我们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驾驭能力不断提高，宏观调控体系更为健全，主客观条件具备，我们应该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