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当务之急是把互联网纳入国家战略。同时，从国安委第一次会议上明确的“11种安全”的角度看，“11种安全”的几乎每一种都与网络信息安全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威胁国家安全的一些传统手段，近年来也纷纷借助网络转换了方式。因此，网络安全作为一种国家战略更加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事实上，在2014年的全国两会上，对于“网络安全”的讨论就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同时，有关“网络安全”的内容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出现，舆论普遍认为此举体现了中国最高层全面深化改革、加强顶层设计的意志，显示出保障网络安全、维护国家利益、推动信息化发展的决心，更标志着我们这个拥有6亿网民的网络大国加速向网络强国挺进。因此，对于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的网络信息安全问题，公众就表现出了极大的认同。尤其是习近平所指出的，当今世界，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领域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相互促进，互联网已经融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我国正处在这个大潮之中，受到的影响越来越深。虽然我国互联网和信息化工作取得了显着发展成就，网络走入千家万户，网民数量世界第一，我国已成为网络大国。同时也要看到，我们在自主创新方面还相对落后，区域和城乡差异比较明显，特别是人均带宽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国内互联网发展瓶颈仍然较为突出。
早在2010年，美国就成立了网络领导部门。当时“中国是否要成立网络相关部门”还曾经在网络上引起热议，9成的民众表示赞同。而2013年，由斯诺登引爆的“棱镜门”事件客观上形成了各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网络和信息安全对话的倒逼环境。网络安全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尤其是随着信息化网络空间的争夺日趋激烈，网络安全已成为国家战略利益拓展的新制高点。中国必须加强网络空间战略预警，以确保及时感知预警，积极防御。对此，习近平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建设网络强国，要有自己的技术，有过硬的技术；要有丰富全面的信息服务，繁荣发展的网络文化；要有良好的信息基础设施，形成实力雄厚的信息经济；要有高素质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队伍；要积极开展双边、多边的互联网国际交流合作。建设网络强国的战略部署要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同步推进，向着网络基础设施基本普及、自主创新能力显着增强、信息经济全面发展、网络安全保障有力的目标不断前进。习近平强调，要制定全面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研究发展战略，下大气力解决科研成果转化问题。要出台支持企业发展的政策，让它们成为技术创新主体，成为信息产业发展主体。要抓紧制定立法规划，完善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等法律法规，依法治理网络空间，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按照不久前发布的一份联合国裁军机构报告称，世界上有46个国家建立了网络作战部队，100多个国家在发展网络战装备。这两年，周边国家韩国、日本、印度以及朝鲜都开始有所动作。美国、英国、日本、以色列、法国则正式宣布开发进攻性武器，提高网络攻击能力。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在网络空间里不可能当一辈子租客，必须在关键技术和重点防护手段上有所突破，构建自主可信的国家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同时，把战略管理的着力点放在“跨域融合”上。立足于国家安全和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平衡好利益冲突，融合好利益诉求，研究解决好信息化发展和管理中那些跨部门、跨领域、超越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的瓶颈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神州数码董事局主席郭为甚至提出攻防结合，培育“进攻性”的网络防御能力的设想。他认为，作为拥有6亿网民的网络大国以及信息窃取、网络攻击的主要受害国，我们应该用全球化的思维审视我国的信息安全形势，制定“攻防结合”的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并迅速部署实施。其三点建议是：
第一，将被动防御的网络安全应对战略，调整为攻防结合的威慑型安全战略。
第二，积极推动建立全球网络环境“联合国”，并推动相关国际公约的达成和实施。
第三，积极倡导自主知识产权网络产品的开发，有目标、有步骤地提升重点领域网络产品的国产化率。
另外，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黄澄清则提出建议，加强网络安全，首先要进行顶层设计，把政策制定好并落实下去；进一步完善网络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以便在出现网络信息安全事件时可以有评判的依据。
其次，要注重网络与信息安全领域立法，使对网络的管理有法可依，管理机构的运行才会更加高效。我国网络安全立法还存在很明显的不足，从总体上看比较分散，立法层次较低，尚未构成信息安全法律体系。因此，加快网络安全立法研究，推动国家网络安全立法进程，迫在眉睫。
当然，网络生活目前已成为无数社会成员现实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由于网民数量庞大，网络能够极其方便地实现跨地域、跨国界沟通，使得网民的范围远远超出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网络作为重要的舆论工具和舆论场所，与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也紧密相关，这些事件往往伴随大量虚假信息、网络谣言的飞速传播。对此，习近平在这次会议上特别指出，要做好网上舆论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习近平强调，网络信息是跨国界流动的，信息流引领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信息掌握的多寡成为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信息技术和产业发展程度决定着信息化发展水平，要加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信息采集、处理、传播、利用、安全能力，更好惠及民生。
全球化2.0版：美拟借“一体两翼”战略重塑世界格局
美国正在构建将中国排除在外的第二次全球化，最为核心的手段就是依靠对两个跨大洋的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历史上的经济中心无论是在大西洋还是在太平洋，如今均涵盖在了“一体两翼”模式之中。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躯干，TPP和TTIP为两翼，占据世界经济的制高点。
TPP-TTIP：美国两洋战略宏大布局
美国正在构建将中国排除在外的第二次全球化，从而重新制定由美国主导的、以美国及其盟国利益为基准的新全球贸易规则和贸易格局，扼杀中国经济发展所依靠的对外贸易空间，进而摧毁中国经济追赶美国的能力，独保美国经济霸主地位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已成促进美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中美之间所表现出的种种地缘政治冲突和问题，只是美对华实行遏制战略的冰山一角，水面之下的实质是美国正在构建将中国排除在外的第二次全球化。美国深知，保住经济霸主地位，就能保住美国的军事霸主地位、美式民主体系与文化的霸主地位。
美国如何构建第二次全球化体系呢？最为核心的手段就是依靠对两个跨大洋的自由贸易区的构建。一是所谓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二是加速推进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
TPP一旦与美国欧盟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定同时实现，将对全球国际贸易规则和多哈回合产生重大影响，并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外部环境产生长远的影响。
TPP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的英文缩写，是一种经济伙伴协定。也被译作“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原为2005年新加坡、新西兰、智利、文莱在APEC框架内签订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2009年美国宣布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谈判初期TPP就宣称将达成一个全面的、高水平的面向21世纪的自由贸易协定。
美国于2009年11月正式启动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
美国主导的TPP不仅将规定取消或降低商品的关税，还将涵盖安全标准、技术贸易壁垒、动植物卫生检疫、竞争政策、知识产权、政府采购、争端解决，以及有关劳工和环境保护的规定，标准之高和覆盖领域之广远超一般自贸区协议，称之为“立足于下一代”的贸易新体制。
TPP成立当初只有四个成员国，且都是太平洋小国，可谓名不见经传。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表明美国将加入TPP并开始发力推动，使得TPP瞬间获得世界瞩目。2010年3月，美国、澳大利亚、秘鲁、越南加上原有四国，开始TPP新规则的正式谈判。不久后，马来西亚也加入谈判行列。美国借助TPP的已有规则，开始大力推行自己的贸易议题并全方位主导TPP谈判。随后，加拿大和墨西哥也相继宣布将加入TPP谈判。至此，原本仅和四个小国有关系的TPP，如今一跃发展成为以为美国为首的11个国家的经济合作组织。
2008年雷曼危机后，美国经济一蹶不振，高失业率令奥巴马政府头疼不已，并威胁到其2012年的大选。为增加国内雇佣机会，奥巴马政府推出了5年出口倍增计划。而世界上最广大、最有增长前景的亚洲市场，无疑是美国产品最梦寐以求的出口地。一般认为，美国推动TPP的最主要目的，就是扫清美国对亚洲投资和贸易的各种障碍，最大限度地获取亚洲市场。TPP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美国结合军事在政治外交上全方位回归亚洲的重要一环。“如果我们不为亚洲确立游戏规则，那中国就会。”奥巴马如此表示。《纽约时报》文章认为，奥巴马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应围绕建立《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和推动页岩气出口这两大机遇展开，这有助于美国刺激经济增长和重建全球影响力。
TPP如果成功签署实施，直接影响应该是中国对美生产、出口企业，因为它们将直接面对来自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生产商的不平等竞争。而TPP对中国的海外投资的影响则是间接影响。但是如果该企业海外投资希望利用TPP的优惠关税，以便实现对美或其他TPP国家出口，那么该海外投资将全面受制于TPP的规则的约束，如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严格约束。同时，值得一提的是，未来中国国有企业对TPP国家进行投资，可能会受到更严格的规则约束，如不公平的融资、不公平的政府采购等，这将对国有企业海外投资造成规则障碍，并且很难克服。
如果TPP在短期内达成，为了规避短期内可能对中国对美生产、出口造成的冲击，可以预测，中国境内的一部分利润率较低的行业，如纺织、制鞋等，同时受到中国劳动力结构变化的影响，会在未来加速向越南等国转移。
TPP所有规则的谈判都是“瞄准中国”。TPP引发的是一场中美之间，以区域贸易联盟的形式进行的短兵相接。如果中国被排除在这个俱乐部之外，将不可避免地受到经贸孤立2011年11月中旬在檀香山的APEC领导人峰会上，一个不仅中国人没听过，大多数美国人也没听过的词仿佛横空出世，引发世界媒体热议，这就是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这个布什政府留下的、在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最初几个月就像“孤儿”一样被冷落的TPP，现在反而被一些美国国内学者认为是奥巴马政府在外交和经济领域推出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战略框架。
2011年10月14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外交政策》杂志上提出“太平洋世纪”（Pacific Century）概念。“我们亚洲的伙伴很高兴美国能在5年之后重返亚洲。”在美国智囊机构美国企业所（AEI）的一场关于TPP的专题研讨会上，美国商务部亚洲部副会长塔米·奥弗比（Tami Overby）表示。
作为野心勃勃的“太平洋世纪”的贸易载体，在2011年的APEC会议上，日本、加拿大和墨西哥也提出要加入谈判，特别是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加入，让美国倍感振奋：一则相对于美国平均5%的关税水平，日本平均关税高达21%，且包括农产品在内的多个市场受到高度保护，更重要的是，用美国商会官员奥弗比的话说，“这是日本重新确立和美国联手在亚洲的领导地位。”
这场之前几乎不为大众所知的TPP谈判却引发了美国企业界自20世纪70年代GATT（WTO前身）东京回合谈判之后最多的关注。2011年8月在美国的一场关于TPP的会议上，美国有四十多个商业团体与会，知名企业包括IBM、通用电气、沃尔玛、联邦快递等。对美国企业来说，TPP是一件大事。美国公司95%的消费者在国外，而经济不断融合的亚洲更是重点市场。所以，TPP就成为美国企业进一步打开亚洲市场的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