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从李春城到刘铁男再到蒋洁敏……有10余名省部级官员相继落马，他们或涉嫌违纪违法，或出现了生活作风问题。与此同时，地方上反腐力度也明显加大，惩处速度明显加快，一批腐败官员相继落马。
而在一系列反腐事件中，网络的发酵催化作用明显加大，一些反腐事件或生发于网络，或在网民的关注中持续升温。其中，以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陕西安监局局长杨达才案最为典型。
专家认为，反腐力度的加大与惩处速度的加快使公众对反腐工作有了更多期待。而网络反腐将社会力量引入反腐工作中，已成为发现腐败的新方式，这将有效推进制度反腐不断完善，并将有助于营造出更有效的预防腐败体系。但同时，如何正确认识与对待民间网络反腐，如何甄别真假爆料信息，如何对接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也成为新形势下反腐败工作的新课题。
2013年4月19日，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新浪网、搜狐网、网易网等主流商业网站，同步推出“网络举报监督专区”，链接纪检监察、检察、法院、国土等执纪执法部门举报网站以及干部监督“12380”网站等网址，鼓励广大网民依法如实举报违纪违法行为。以前，中纪委、中组部等部门也曾推出网络举报平台，这次联合多家新闻和商业门户网站同步推出网络举报监督专区，相当于建立了一个更加强大和影响力广泛的“网络反腐举报联盟”。舆论认为，此举回应了普通百姓对治理腐败的关切，为公民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反腐举报渠道，更有利于形成全社会反腐的巨大合力。
网络反腐的特点、范式与发展历程
网络反腐，即通过网络技术及所引起的社会舆论效应对执政行为的监督和对权力的约束，从而达到有效预防、遏制、惩戒腐败行为的一种全新方式，是反腐败斗争的新方式。十八大以来，因网络反腐最典型的就是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的落马。而其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速度加快，这无疑正是网络反腐的杀伤力。雷政富从被网络举报到落马仅用了63个小时。另外，黑龙江女主播微博举报人大代表后纪委翌日就成立专案组。此外，陕西“表哥”杨达才、广东“房叔”蔡彬、河南“房妹”之父翟振锋等也都被网络举报掀翻落马。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反腐的优势表露无遗：信息反馈及时、传播迅捷、覆盖面广、透明性强、参与度高。在雷政富、杨达才等案件过程中，民众的举报为官方提供了线索，提高了查办的实效；而官方对网民举报的重视与尊重、及时回应公众关切，保障了民众的表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既肯定了网民的工作，又进一步激发了网民的参与热情。
因而，一时间网络反腐掀起新高潮。
从“表哥”陕西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到“房叔”广州市城管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再到雷政富的被撤职查办……可以发现，这种以网络为依托的民间反腐的标准范式是：论坛与微博爆料——意见领袖评论以及转发——网民广泛关注——领导重视舆情——职能部门介入——当事人被查。即网民提供了公职人员涉嫌贪腐的基础事实，包括翔实的图片、文字、音频甚至视频资料，当这些资料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后，引发“人肉搜索”，更多的知情人加入发掘线索的行列，提供更多的基础事实，最后倒逼职能部门表态、介入。当有关部门保持缄默时，网上的意见领袖会不断加入，通过发表评论、转发微博等让更多的人提供舆论支持，最终使得所反映问题得到查处。
网络为反腐败提供了公众参与的平台，比之司法机构与纪检部门高悬反腐利剑和正面出击，网络反腐呈现出的是另一种力量，另一种威慑力。《京华时报》2012年12月12日梳理了5年来的39个网络反腐典型案例。其中，2008年2例，2009年3例，2010年7例，2011年8例，2012年19例。数据显示，利用网络手段反映官员腐败的现象逐年递增。新华网2012年12月的一项“你最愿意用什么渠道参与反腐”调查中，75%的人选择用网络曝光，而选择通过信访、审计等官方渠道的不足10%。
整体看，我国民间网络反腐大概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2003年至2004年迅猛发展阶段。民间反腐网站的发展只是近10年间的事，而真正迅猛发展始于2003年至2004年。
2004年，凭借曝光轰动全国的山东省济宁市“下跪副市长”李信事件，中国舆论监督网被认为开创了民间网站监督高级官员的先例。此后，一系列民间网站雨后春笋般冒出，并活跃于网络。随着“天价烟事件”“最牛县委书记”“躲猫猫事件”等一系列官员违纪、滥用职权问题在网络舆论的巨大压力下得到整治，民间网络反腐越来越为普通群众所认可。自然生长、没有合法身份的民间维权网站被众多举报、上访、维权者视为解决问题的捷径，大量信访者从“上访”变为“上网”。
民间网络监督使官员更加自律，不敢随便越权。同时，民间网络反腐也逐渐进入高层的视野，一些地方将民间网络反腐这种方式列入研究课题，尝试着加以研究、规范管理。但是，随着近些年网络监管的日益加强，尤其是少数公民记者涉嫌敲诈勒索，监管部门开始关闭大量以反腐败、舆论监督为使命的个体网站，使得网络反腐、舆论监督类民间力量一度沉寂。
第二阶段：2009年之后再度崛起阶段。2009年之后，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大行其道，民间反腐力量再度崛起，公民记者把主战场转移到了微博，微博由此替代论坛、bbs等一跃成为网络反腐舆情的最重要阵地。据《检察日报》记者统计，截至2011年11月，仅在新浪微博上开通以“反腐”为名或主题的微博就超过800个。较早引发轰动的是一起“自首式”举报事件。2011年4月，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国土局工作人员周文彬，把自己向单位领导行贿的行为在微博上直播，然后去纪委自首，吸引了众多眼球。最终，纪检部门对收礼的官员做出处理。最荒唐的一起案例则是“微博开房”事件。2011年6月，江苏溧阳市卫生局原局长谢志强，在网友众目睽睽之下，发微博和情妇相约酒店开房，聊天记录在网上直播。次日，谢志强即被免职，接受调查。微博的强大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纪检部门的查处力度。以雷政富事件为例，不雅视频曝光后，仅过了63小时，重庆官方即宣布将雷政富免职，并进行立案调查。
网络反腐迅猛发展的背景
网络反腐，是近些年才出现的新鲜事物，它是社会开放与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新时期信息化浪潮迅速推进与公众民主监督意识高度觉醒综合作用的结果。网络作为一个快捷、高效、自由的公共平台，承载了公众对公权力的关注、对知识的渴求，其不仅是公众获取社会信息的主要窗口，还是体察社情民意、衡量社会发展趋向的风向标，社会上有多少种现象，网络中就能产生多少种言论，并进一步将细小的社会现实归类、解析、放大，成为人所共知的思想观点。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网络反腐应运而生，且在历经最初的民意沉淀后，逐渐由“腐败问题评析”演变为指向性极强的“腐败现象透视”及“腐败行为检举”，其“瞬发而即至、始悉而周知”，受力面广，影响面大，已形成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
民众的民主意识增强，参与反腐的政治热情不断提高
在社会民主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民众的民主意识明显增强，保障民主权利、实行民主监督、主张民主诉求的希望更加强烈，人们积极争取对公众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与监督权，民主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网络反腐是公民参与政治的方式之一，它凸显了网络政治的发展、公民民主参与范围的扩大以及网民对社会发展关注度的提高。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指出，网络反腐热的背后，首先是公民意识的觉醒。在网络社区中，公众行使监督权、检举权的热情高涨，而且随着一件件公众举报的案件被查证、一批官员落马，公众这种热情还被进一步激发，推向更高。在当下社会，反腐已经成为一种超越不同阶层的社会共识。
互联网的固有优势为网络反腐提供了便利
互联网具有传统信息传播媒体无可比拟的优势和特点，成为反腐败的天然盟友。
1.渠道通畅，使用方便快捷。网络以其传播速度快，受众面广，操作便捷等优势，使监督变得更为迅速及时。网民随时随地都可通过网络对各种社会问题发表意见，参与监督，整个过程就仅仅是敲敲键盘，动动鼠标，监督信息便可通过网络快速传播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并且，网络特有的互动性，使举报受理机关可通过网络直接与举报者交流互动，有效提高信息反馈速度。办案机关还可通过网络主动出击，快速搜集案件线索，实施“网络监察”。
2.安全隐蔽，风险大大降低。网络因其具有良好的匿名、隐蔽特征，使举报者随时随地都能与办案机关进行“安全”对话，即时交流，并能避除现实中人情因素的干扰，从而很好地保护了监督者的权益，规避了监督风险，扫清了监督障碍。
3.监督主体广泛，直接全面。我国拥有4亿左右庞大的网民群体，他们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各种行业、各个领域，分布广泛。将这一庞大群体中每一个人的监督视野汇聚到一起，就能形成一股极为强大的监督力量，直接全面地监督到监督对象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4.信息结果影响巨大，导向有力。网络凭借其主体的广泛性，信息的共享性，沟通的快捷性及全民参与性，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信息的受众范围，引起人们共同关注，且不受约束，使得网络监督更容易产生强大的舆论压力，形成有力的舆论导向。网络的这种特性不仅促成了网络反腐的成功，也在无形中扩大了教育范围，增强了警示教育效果。
政府反腐渠道不畅，缺乏效率
1.传统举报受区域、领域、行业等之间的限制，个别受理部门在受理案件过程中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没有事”思想，相互间推诿扯皮“踢皮球”；同时程序复杂，致使一些事情已经成了人尽皆知的秘密却还未得到有关部门的受理。
2.传统的举报方式，由举报人举报，相关部门受理，到信息的查实取证，再到立案侦查需要较长一段时间，同时还需署名举报，匿名举报的一般不予受理。在这期间如果保密工作做得不够完善，举报人信息泄露，不仅容易使举报人受到威胁恐吓等报复行为，也给被举报人消除证据制作伪证留下了时间，贻误处理案件的最佳时机。
3.传统的反腐手段，只有相关部门掌握相关信息，处理的形式和进度只有相关人员清楚，查处过程中一旦遇到干扰和阻力，就会进展困难。
网络反腐伴生两大新现象
现象一：公民记者
网络反腐伴生的一个最大现象是：公民记者涌现于当今社会。
公民记者，又称民间记者，为主流传媒以外的人，或自身为主流传媒的记者，但以独立身份发声的人。在中国，首个被称为公民记者的人是周曙光。他持续追踪中国“最牛钉子户”，比任何一家媒介都更具耐心。
因为他的坚守，不少人看到了公民记者在中国发展的潜力，甚至有企业通过向其捐赠器材和钱，鼓励他继续关心公共事务。事实上，按照目前任何一家媒介的招聘标准，周曙光都很难成为一名记者，因为他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但是，这样的背景却使得“公民记者”这一名词更具激动人心的力量，因为草根也可以成为握有话语权的群体。
在研究新闻传播的专家看来，作为“公民记者”应该具备以下条件：
首先，身份是非专业新闻传播者的普通民众；其次，在新闻事件中发挥了记者的作用。也就是说，得具备发现线索、记录事件和传播信息三个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