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元代积水潭是与大运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但是，通惠河并不是唯一的联系纽带，另外还有坝河。坝河也称“阜通七坝”。西与德胜门外以西的积水潭部分（又称泓渟，后名太平湖）相接，于大都光熙门南流出城外（城内河段后辟为明清北京城的北护城河），东与温榆河下游相会，再至通州接大运河。因为该河上修建过七处闸坝，从西向东依次为千斯坝、郭村坝、常庆坝、西阳坝、郑村坝、王村坝、深沟坝，故名坝河。坝河是元代由通州向大都城转运漕粮的重要水道之一。《元史·河渠志》记载：成宗大德六年（1302）三月，京畿漕运司说：坝河每年漕运米百万石，全靠船坝夫役之力。自冰化开始发运，至河水封冻时止，共计每年有240天可行船，每天运粮4600余石。坝河的船夫有1300余人，管理水坝的坝夫有730人，这么多的人全部投入，昼夜不息。今年水大，冲决坝堤60余处，虽然已经修理完毕，怕是再下大雨冲坏堤坝，河水流泄，应该巡视河道浅涩、河堤低薄之处，加以修理。结果，从这年五月初四至六月十二日的一个多月内，对千斯坝一处、郭村坝三处、西阳坝三处、郑村坝一处、王村坝二处、深沟坝九处，共十九处进行修理，总共用了30240个工日。
从京畿漕运司所说的情况看，坝河在元前期的漕运功能还是很可观的。《析津志》记载说：大都城东城垣三门最北边的一门即光熙门，与漕运河道坝河相接。当运来的漕粮本年需要储存时，每十船为一纲的运粮人，便在坝内龙王堂前卸粮入仓。所以，元代在深沟村建有乐岁、广储等粮仓。因为坝河上与积水潭通连，下与大运河相接，所以，坝河也是联系积水潭与大运河的纽带之一。郭守敬曾设想于澄清闸（在地安门外万宁桥处）稍东，引积水潭（海子）的水向东北流至大都光熙门南，汇入坝河，以济坝河漕运，但未能如愿。此外，郭守敬还曾打算在大都城丽正门（南城墙三门中的中间一门）西建闸，调节大都周围护城河的水量和水流，以便舟楫能够在护城河里环城往来，但也没有实现。
尽管这两件事只是设想或打算，但也反映了郭守敬在兴举水利方面的智慧和胆略。
由于元代的积水潭（海子）紧密地与京杭大运河连接在一起，成为大运河漕运的终点码头，因此，积水潭及周围地区成为大都城内最繁华的街区。不要说大内（宫城）、皇宫（指隆福宫、兴圣宫）分列太液池（今中海、北海）东西，朝廷的中枢即中书省衙门原来就建在积水潭北岸凤池坊内，规模宏敞壮丽，后因中书省衙在宫城前千步廊东（原为尚书省衙，后因中书省、尚书省合并，遂成中书省衙，俗称南省），而原在凤池坊北的中书省衙（俗称北省）改为翰林院。此外，号令全城统一作息的鼓楼（雅称丽谯、齐政楼）、钟楼也都坐落在积水潭北（今旧鼓楼大街南北端）。《析津志》记载：“钟楼（在）京师北省（原中书省衙）东，鼓楼北。”“钟楼之制，雄敞高明，与鼓楼相望。本朝富庶殷实莫盛于此。楼有‘八隅四井’之号，盖东、西、南、北街道最为宽广。”鼓楼东边不远，就是中心阁（大致在今鼓楼处），南望万宁桥及大内宫殿，正当大都全城的中轴线上。
正是因为钟鼓楼位处大都城的中心地带，靠近大运河终点码头积水潭，周围街道又最为宽广，所以钟鼓楼地区商业最为发达。《析津志》记载：大都城中的米市、面市、段（缎）子市、皮帽市、帽子市、靴市、鹅鸭市、沙剌（珠宝）市、铁器市等，都在钟楼前后、左右，甚至柴炭市、穷汉市，有的也在钟楼附近。西斜街（即今德胜门至鼓楼的斜街）临海子，有许多歌台酒馆，还有望湖亭，曾经都是达官贵人游赏的地方。积水潭岸畔钟鼓楼地区商业文化的繁盛，由此可见一斑。
与商业文化的繁盛有密切关系，积水潭边儿、钟鼓楼地区的建筑文化也亮丽无比，突出表现在一些着名的台、亭、楼、阁上。除鼓楼（齐政楼）、钟楼、中心阁无须多说之外，另有中心台，在中心阁西15步，占地方形，面积有一亩，绕以围墙，正南有石碑，上刻“中心之台”。还有望海楼，在都水监东北150步，因为距离海子很近，故名望海楼。又有飞宇楼，在钟楼街西北；怀安楼，在北省西；太平楼，在钟楼街前等。
元代积水潭（海子）地区的文化，还有很多方面值得重视。例如，在海子桥（指越桥，在什刹前海西）金水河北，建有象房，房很高很宽敞。为什么要建这么大的象房呢？大象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十一月，缅甸国王派遣其儿子到中国进贡方物即地方特产，大都城的大象想必就是缅甸国王进贡的。这象确实很大，比街市的屋檐还高。乍看起来走动缓慢，实际上走起来步子大，迈步快，马才能追得上。但这头大象养在海子桥象房里没有几年，大德四年（1300）就在昌平县芹城（今作秦城）另建象房，因为那里有温泉，便将大象在那里饲养了。今昌平区秦城北有个村名叫“象房”，就是因为元代在此建有象房而得名。
就园林来说，元代海子岸边有万春园。这个万春园景象如何，不得而知，但它非同一般，因为每届科考进士登第并享受恩荣宴后，都在这个园子里与同年相会，形成习尚。但这个园子在海子岸的具体何处，已无人能说清楚。《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四的“编者按语”说：“万春园久废，以其地考之，当近火神庙后亭云。”《帝京景物略·火神庙》条记载说：“北城日中坊火德真君庙，唐贞观中址。元至正六年（1346）修也。我万历三十三年（1605），改增碧瓦重阁焉。前殿曰‘隆恩’，后阁曰‘万岁景灵阁’，左右‘辅圣’、‘弼灵’等六殿。殿后水亭，望北湖，建庙北而滨湖焉，以水济而胜厌也。”按这里所说的“殿后水亭”当即《日下旧闻考》所谓“火神庙后亭”。这样，元万春园的所在也就大致明确了。
《析津志·风俗》记载：“海子，东、西、南、北与枢密院桥一带人家妇女率来浣濯衣服、布帛之属，就石搥洗。”按这里的“东西南北”当指海子的四周。元枢密院在旧日东安门附近，枢密院桥也应在这里。海子周围人家的妇女到海子边儿用海子水浣洗衣服、布帛，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远在几里地外的枢密院桥一带人家的妇女也到海子浣洗衣服、布帛，就不能不令人惊讶了。来海子洗衣服的妇女，“就石搥洗”。什么是“就石搥洗”呢？即将要洗的衣服、布帛等，水浸泡之后，放在海子岸边的石头上，用木槌反复地敲打，加上双手揉搓，以挤出布缝儿中油渍和灰垢，而后用海子水漂净。元代有大批妇女在海子边儿用这种方法洗衣服，算得上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了。
元朝人吟咏的有关积水潭（海子）的诗词很多，是元代积水潭（海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
马祖常《海子桥》诗：“南望蓬莱观，行人隔苑墙。有时驯象浴，不见狎鸥翔。宫树飘秋叶，江船认石梁。辟雍真可作，拟赋献文王。”
宋褧《过海子观浴象》诗：“四蹄如柱鼻垂云，踏碎春泥乱水纹。好风景，一时惊散不称群。”
宋本《海子》诗：“渡桥西望似江乡，隔岸楼台罨画妆。十顷玻璃秋影碧，照人骑马过宫墙。”
除了这类优雅的诗歌之外，还有些耐人寻味的词。例如：
许有壬《饮海子舟中·江城子》词：“柳梢烟重滴春娇。傍天桥。住兰桡。吹暖香云，何处一声箫。天上广寒宫阙近，金晃朗，翠迢峣。谁家花外酒旗高。故向招。尽飘摇。我政悠然，云水永今朝。休道斜街风物好，才此去，便尘嚣。”
宋褧《海子岸望海潮》词：“山含烟素，波明霞绮，西风太液池头。马似游龙，车如流水，归人何暇夷犹。丛薄拥金沟。更萧萧宫树，调弄新秋。十里烟波，几双鸥鹭两渔舟。暮云楼阁深幽。政砧杵丁东，管啁啾。澹澹星河，荧荧灯火，一时清景难酬。马上试冥搜。填入耆卿谱，模写风流。明日重来柳下，携酒教名讴。”
这些诗词多美呀！但诗词的美却源于积水潭（海子）的美。
（四）明中期后大运河漕船已进不了什刹海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年号洪武，以金陵（南京）为都。同年七月，大将军徐达受命率军北征。为支持徐达军北征，洪武皇帝令各卫的粮船都到济宁，然后向前方（指元大都）馈运粮饷。这年闰七月二十三日，徐达军到达直沽（天津），缴获元军海船七艘，用船在河上架起浮桥，以便大军过河。隔了一天（二十五日），徐达军至武清县河西务，缴获元军马600匹，船100余艘，粮2600石。又隔了一天（二十七日），徐达军在通州缴获元军马400匹，船100余艘，粮食4500石。次日（二十八日），元顺帝及后妃、太子们开大都健德门北逃。同年八月初二日，明军攻取元大都，元亡。从《明实录》中辑录的明初徐达军北伐时所缴获的船的数量来看，对元代从直沽经武清河西务到通州的大运河漕运的壮观景象，也会想见一二。所以，元世祖巡幸上都回到大都时，能看到积水潭（海子）里“舳舻蔽水”的盛况。这种盛况明代中后期再也见不到了。为什么呢？根源在于明代北京城的新变化。
《明史》记载：徐达率军攻入元大都后，首先查封政府衙门、仓库及其图书档案，派人严密守卫元室宫门，禁止士兵侵扰施暴。同时派遣将领巡察古北口等各重要关隘。仅仅过了八天，即八月初九日，徐达就命令指挥华云龙“修元都城”。所谓“修元都城”，就是废弃较空旷的元大都城北部，于其北城墙南大约五里、坝河上游河道南侧新筑大都北城墙，原坝河上游河道可作为大都新北墙外的护城河。在这里，还应当特别指出，据《明实录》记载：这年八月十一日，“督工修故元都西北城垣”。所谓“故元都西北城垣”，实际上就是明清北京内城的西北角城垣。众所周知，这里的城垣不是北城墙与西城墙直角相交，原来的城墙是从新街口北大街的北口（豁口），斜向西南，到西直门北与西城墙相接，如同一块四方的木板被一刀劈去一角一样。为什么《明实录》对故元都西北城垣的修筑如此重视，而专门记上一笔呢？原来这与积水潭（海子）有关系。
在上文谈到什刹海形成的时候，曾特意交代几句，即在德胜门外以西原来也是一区水泊，是积水潭（海子）的一部分，最早曾称泓渟，后来人称太平湖。由于这片水泊的存在，使明初新筑的故元都北城墙若正东、正西走向，正好通过其中，这对于明初修筑元大都北城墙工程的人们来说，是无能为力的，甚至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但是，又不能以水泊代城墙，只好选择水泊最窄处，于其南岸因地就势而修筑城墙。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明、清时北京内城的西北角不是直角形。工程这样处理的结果，便把原为一体的积水潭（海子）的西端割弃在城墙外，使原来坝河漕道也不能进入城内积水潭（海子），等于割断了积水潭与大运河连通的一条脉络。
新筑故元都的北城墙工程还未告竣，于八月十四日，改原大都路为北平府，大都城也就改名北平了。但这时候，因为为明朝开国建立功勋的一些着名将领大都率军西讨北伐，北平的安全问题并未彻底解决。例如，洪武二年（1369）二月十五日，元丞相也速率上万骑兵侵扰通州。当时驻守通州的明将曹良臣麾下仅有千人，若正面交战，显然寡不敌众。于是明将施展计谋，“沿河列帜十余里，钲鼓相闻”，造成人多势众的假象，结果吓得元丞相也速率军逃跑了。虽然通州免遭蒙古铁蹄的践踏，但这件事说明已败退的元军残余势力仍对北平构成威胁。这年四月初二日，洪武皇帝得知已败逃的蒙古人仍在窥视北平，就命副将军常遇春率师赴北平。《国榷》记载：开始，常遇春自陕西凤翔率军赶往北平，目的是征讨北逃的蒙古余寇，由李文忠协助。常遇春等率1万骑兵、8万步兵在锦州打败元将江文清，然后驻军全宁（即今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接着，打败元丞相也速的兵，攻克大兴州（今古北口外滦平县滦河镇），活捉元丞相脱火赤，而后常遇春率明军至开平即元上都。元朝末代皇帝又逃跑了。明军向北追出数百里，俘获并斩杀蒙古军的一些首领，如宗王庆生、平章鼎住等，并俘获一般吏卒上万人，战车上万辆，马3000匹，牛5万头，蓟州（今天津蓟县）以北广大地域完全平定。这样一来，明初北平城的安全才稍得保障。
洪武三年（1370）四月初七日，封皇子朱棣为燕王。同年七月初五日，决定在北平建燕王邸。洪武十三年三月十一日，燕王朱棣到达北平，行前得到其父洪武皇帝赐予的燕山中卫、燕山左卫、燕山右卫三个卫的官兵，共有5770人，作为护卫，另有僧道衍（姚广孝）随从。燕王朱棣到北平后，先是由大将军徐达镇守北平，后有名将冯胜、傅友德、蓝玉等备边北平。从洪武二十三年（1390）至三十一年，差不多每年燕王都要率领一批骁勇的将军和士兵出塞，北征蒙古残余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