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山打柴，尽管主要砍的是干死的树枝树杈，但有时也有破坏植被的情况。好在自那之后，我们再没有进山打柴。主要是由于我们中的大多数，逐步都当了村里的干部，除了劳动，还要忙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工作，顾及自己“家”里事的时间越来越少，就连坚持了好一段时间的学习马列着作讨论会，也逐渐废止了。加之从村里分红中分了钱，可以在集市上买柴烧。当然，当时地方政府也时而宣传保护植被，使我们开始有了点保护植被的意识。那次打柴后，我们的“大家庭”又增加了两个新成员，姐姐钱祖玄与妹妹钱民协，她们是我国着名科学家钱三强的女儿。她俩原在孟家塬插队，1970年夏天，北京干部来到云岩后，经调查研究，将她俩调入了生活条件较好的云岩村。
赠友人二首
说起我那几年的诗词，不能不谈到其中赠送给朋友的两首。前者，涉及我对塬上插队知青艰苦生活的了解；后者，涉及我对那几年插队生活的认知。
《天净沙·书女知青下山驮水图》写于1972年元月4日，是步元代马致远《秋思》原韵写成的。
1971年初夏，我被抽调到《宜川报》工作，年底又调到宜川县文化馆。
不多久，收到王丽群的一封来信。王丽群是马甸中学的，在云岩公社君子大队插队，由于赶集常到我们大队女生那里去，我们相识很早。
我还曾经去过一次她们插队的村子，和她一起赶着毛驴到沟里驮过水。
从她那里，我得知了塬上插队生活的特殊艰苦。塬上没有水，无法浇地，只能靠天吃饭，打的粮食不够吃是很平常的事。生活用水要靠赶着毛驴到几里外的沟里去驮。如果生产队的驴少，或者农忙时驴不够用，几天才能轮到驮一次水。做饭刷碗、洗脸刷牙都缺水，更不用说洗澡洗衣服了。这种缺水的日子，对于过惯了大城市生活的北京知青来说，是难以忍受的。
王丽群在来信中谈到，塬上刚下过雪，寒风中，望着白雪覆盖的高原，让人从心里感到冷。读了她的来信，我好几天不知如何复信。我深知，仅仅说几句大话或者仅仅安慰几句，都是不好的。记得我在回信中写了这样的意思：既然艰苦难以避免，就应当用乐观精神面对艰苦，艰苦的生活也是一种浪漫的生活。我在回信中写了首描写女知青下山驮水的诗词赠送给她，即《天净沙·书女知青下山驮水图》。词的附注中写道：“读王丽群来信，说及冬寒令人心冷。故写词相赠。又请正华以词意作画，画成，书词于画卷。”这里提到的正华，是宜川县文化馆的一位美工。
清泉小道山崖，
苍松红叶黄花，
毛驴木桶女娃。
素装长发，
高原幽处新家。
《书赠林夕》写于1978年元月。那时，我已经在陕西师大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文革”已经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开。诗的附注中写道：“林夕来信，谈及插队务农之事。有所思，写诗相赠。”诗中的“煮黄米”，引意典故黄粱美梦；“马翁墨”指马克思着作；“桃花源”、“仙山”均指未来理想社会。
少男少女多奇幻，海市蜃楼迷心田。
三年土洞煮黄米，方知身心在人间。
幸得细观马翁墨，无奈更痴桃花源。
敢扬云帆游大海，只为后人寻仙山。
在来信中，林夕谈到对我们当年插队生活中一些行为的看法，问及应当如何看待知青插队这件事。我在回信中写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只好依照现在的思想胡诌几句。
说到我们当年插队生活中的一些行为，当然特指那些具有明显思想政治倾向的行为。当年，我们这伙热血青年的思想，总体是“左”的。这样评价比较客观。但仔细想来，真正“左”的行为却并不多。自觉在艰苦的劳动中磨炼自己，不能叫“左”；诚恳学习农民群众的优秀品质，也不能叫“左”；在煤油灯下研读马列着作、毛泽东着作，更不能叫“左”。在我的记忆中，干过的真正“左”的事情，是1969年刚到农村时搞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可以说，在云岩大队的那场“运动”中，我们北京知青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伤害了几位有所谓“历史问题”的普通农民。应当说，当年我们也干过一些抗“左”反“左”的事。例如：公社曾经试图说服云岩队不要种植西瓜，免得破坏“以粮为纲”，被我们抵制了；公社曾经要把云岩队和南窑队的铁匠铺、木匠铺、小炉匠铺和车马店统统划归公社所有，也被我们抵制了。能够做些好事，与我们对农村生活了解的逐步深入不无关系，与我们认真研读马列着作和毛泽东着作也不无关系。
说到应当如何看待知青插队这件事，我以为几句话就够了：当年国家将大批城里的学生推到农村，是无奈之举，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在毛泽东主席的思想中，也有磨炼青年一代的考虑。就我们插队知青个人来说，插队让我们失去很多，也让我们得到很多。得与失的权衡，要看个人的心志与追求。
至于我对得与失的权衡，可用《书赠林夕》这首诗的白话解作为诠释：
当我们还是少男少女的时候，心中就迷恋也许并不遥远的未来社会。几年的农村插队生活，让我们开始明白，我们苦苦追求的未来社会还极其遥远，企图很快实现理想社会，如同在做黄粱美梦。在有幸认真研读了马克思的着作，能够更科学地看待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之后，我更坚定了对天下大同的追求。有志向的当代青年，应当敢于搏击风浪，去为后辈人打拼更加美好的社会。
（作者系北京建筑机械学校毕业生，曾在陕西省宜川县云岩公社云岩大队云岩生产队插队，退休前在陕西师范大学工作。）
青春，那是一腔澎湃的热血——难忘的知青岁月
李向罡
“文化大革命”一场风暴，打破了我们这代人直接考入高等学堂的美梦。
1968年人大附中高中毕业时，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我们立即响应号召，在学校的大字报区贴出志愿书，第一批主动报名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到老区去，到条件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革命青年真挚而豪迈的口号，也是我们努力践行的诺言。
带着对未来生活懵懵懂懂的美好憧憬，抱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坚定信念，我们离开喧闹的大都市，上山下乡奔赴延安地区，开始了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风雨同舟、甘苦与共的农村插队生活。住进陕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1969年1月，南窑生产队北京知青在南窑村口留影。左起：李向罡、杜昕、林夕、李淑勤、赵晓静。
的土窑洞，头扎一条白羊肚手巾，扬起放羊鞭，唱着信天游，大家实实在在地当起了陕北人。
青春年华，第一次踏上的人生征程，就是黄河之滨莽莽苍苍的荒凉土地；第一个从事的职业，就是每天把太阳从东背到西。但我们没有丝毫的迷惘和消沉，没有半点逃避和退缩，而是怀着一腔热血，高唱着励志歌曲，将宝贵的青春年华镌刻在这片广阔荒漠的黄土地上。陕北延安老区的山山洼洼里，到处都留有我们知青的足迹；黄土高原的沟沟坎坎上，遍地都洒下了“北京娃”的汗水。在那艰苦的岁月里，知青们经风雨，见世面，磨砺意志，增长才干，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热血，与乡亲们共同创造了丰硕的成果，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和智慧，为延安地区的建设与发展注入了青春活力与勃勃生机。
难忘的黄土高原，在这片偏远贫瘠而又极富魅力的热土上，我们这些北京知青曾为她流过血汗，做过奉献。
曾记得，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几个“北京女子”和村里的男人们一样用手抓粪施肥点种、荒山坡地操牛扶犁，和老汉们一起收割扬场、放羊喂驴，和婆姨们结伴在昏暗的油灯下纺线织布、纳鞋制衣，和村里的娃娃们滚在一处嬉笑打闹地在炕头竞数身上捉到的虱子。那时，老乡们总是把最老实的牛让我们牵，把最小的粪箕留给我们背，把最亮的油灯送给我们点，把最热的炕头匀给我们坐。
曾记得，在村头山坡上锄地时，我们曾眼睁睁而又无奈地看着野狼叼走了我们辛辛苦苦养大的猪娃；忘不了，偶尔的一场雨，给了我们千金难买的天赐良机，让我们可以和村里的娃娃们一起在月夜河塘里戏水玩耍，同时洗去一年到头积下的泥垢。要知道，和当地农民一样，我们连烧饭水都是从远地方靠人挑而来，烧柴要往返几十里地到深山老林里去砍，再用独轮车推回来。在广袤的黄土高原上，水和柴都是非常宝贵的。
插队那年，中国的广大农村还没有建立医疗保障体系，去医院看病需要翻山越岭，生了病往往听天由命，农民因病致死、致残、致贫的现象普遍存在。在那缺医少药的偏远农村，我曾眼睁睁而又无奈地看着病儿在母亲的怀中痛苦地死去。从此，我虽苦于无求学深造的机会，仍开始了刻苦自学医学知识，翻遍了所有能买到的医学书籍，立志做一名治病救人的好医生。后来，村里提供了一孔废弃的土窑洞，集体凑钱买了些常用药品和听诊器、注射器等必备医疗用品，推举我当上了赤脚医生。就这样，我们的微型农村合作医疗站诞生了。
老实讲，我并没有系统学过医，之所以应承下这份差事，只是不忍看着乡亲们苦受病痛煎熬。对我这个只是利用冬闲探亲机会到大医院拜师见习，后来仅参加过3个月短训班，常常要面对病人翻着书本摸脉抓药、扎针动刀的“土郎中”，乡亲们却真诚鼓励，无比信任。
为了节省大家的医药费用，我尽量用父亲托人买来的针灸用具和漫山遍野挖来的中草药给村民治病。娃娃们开始时怕针，我就笑着将4寸长针扎在自己腿部的足三里穴位上让他们看。老乡们见到这个情景，很是心痛，争着让我在他们身上练手儿，使我的针灸水平在短时间内有了很大提高。不管炕头儿、村边儿，还是田间、地畔儿，都是我行医治病的场所；无论是牙疼、头疼，还是咳嗽、拉肚子，一针扎下去，还真见效。记得那时村里一个已是上学年龄的娃娃，大病后不会走路，经过我一个疗程的针灸治疗，居然能扶着墙慢慢行走了，家人高兴得每天都早早把狗拴住期待着我的到来。后来我在山村变得小有名气，方圆十里八乡的老百姓有了熬不过去的病，就会牵着毛驴接上我去诊治。那期间，我不仅为娃娃治好了高烧不退的肺炎，还用学到的背部穴位埋环的小手术疗法，为老汉们医好了久治不愈的哮喘，用腰部两侧针挑“痔点”的方法，为婆姨们解决了造成严重便血的“痔漏”。
在这交通不便的贫寒山村，我少不了风里雨里送医送药，跋山涉水随叫随到，因而被乡亲们推举为优秀知青代表出席延安地区先进知青表彰大会。站在延河大桥上，佩戴毛主席像章拍摄的纪念照片一直珍藏至今。我深深知道，由于我从小体弱多病，有多少次冬天过冰河（洪水把桥冲毁，村里又无钱重修），都是战友们高高挽起裤腿，主动把我背过寒冷刺骨的急流险滩；又有多少次我深夜翻山越岭出诊归来，战友和乡亲们还提着油灯站在村口路边牵挂地等待。
插队的日子使我们与陕北老乡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那年陕北大旱，常有逃荒要饭的走村串户。每当他们走近我们知青的窑洞时，左邻右舍的老乡总是把他们拦住，告诉他们这里住的是北京来的娃，都是靠吃粮下力气的年轻人，自己还上顿接不了下顿呢，我们给你点就行了，别向他们要了。大概乡亲们见过我们糠拌野菜，了解我们为了第二天下地干活儿，只能保证早饭和午饭，趁着饿劲儿没上来时，晚上早早空着肚子上炕睡觉的事。
老区人民的精神极大地鼓舞着我们，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我们的灵魂，不断激励着我们的斗志。这期间，我们积极倡导村民利用冬闲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村里挖了水渠，修了梯田，建起了学堂，创办了合作医疗站，还办起了广播站，建立了地头小憩读报制度，让农民晓得山外的国家大事。尽管由于交通不便，读的都是过期一周的旧报纸，也还是让乡亲们知道了外面的世界，更多了解到中央的精神。
山丹丹开花一年又一年，终于，我们这批北京知青要离开这一望无际的黄土地，离开这顶着太阳翻几座山、过几道梁、走几十里地也见不到一个人影儿的秃岭荒山，离开这人、狗、猪、猫、鸡、鼠共同生存的土窑洞，离开这熟悉淳朴、温良敦厚的陕北乡亲了。回城前，倒有些热土难离了。离别那天，村长破例杀了集体喂养的两头猪，全村29户男女老少与我们一起聚餐话别。看着只有过年才能吃上的大肉，捧起清洌甘甜的自制米酒，大家热泪盈眶思绪万千，百感交集万般不舍。
送行那天，全村大人都聚集在村口，与我一一拥抱，饮泪话别，然后，乡亲们派代表送我走了一程又一程。几度劝止步，匆匆前行，但回首一望，众人还在我身后拭泪缓缓相随。那情那景，至今记忆犹新。
上山下乡使我们城里长大的青年真正体验了社会最底层、最贫困地区老百姓的生活，更深刻领悟到人生的价值所在，体会了大爱，懂得了真情，学会了坚强。虽然每个知青在下乡之前、之中、之后的感受和经历各不相同，但支撑大家度过那段艰难岁月的那种信念，那份所得，又使每个人在面对今后人生的一切困苦磨难和种种抉择时，多了一份坦然和淡泊，使我们每个人受益终生。
我常想，插队的时光犹如一首歌，这首歌的曲调不仅有苍凉悲壮，也有热血豪放。这首歌虽然也包含了某些无奈和感伤，但它的主旋律却在广阔无垠的黄土地上高调奏响了苦斗之后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