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云岩河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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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云岩人看知青(2)

云岩河流淌了多少个世纪,从来没有人整治过它的河堤。1976年北京知青梁和平担任云岩公社革委会主任时,按照公社党委决定,发动云岩公社群众学习大寨精神,连续两年秋冬会战,筑起了从泥湾村至呼家河村的20里云河石头长堤,并把河堤以上2000多亩高低不平的川地平整为水地,从而使云岩面貌焕然一新,云河也因为受到了人类重视而歌声更加嘹亮。在这两年会战中,梁和平背石头、打炮眼,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的事迹,至今还是云岩人民传诵的佳话。虽然那时因财力不足,导致质量不高,石坝大堤后来被洪水冲了不少,也被人为地拆了不少,但毕竟给云岩川道人民造福多年,至今多处遗迹尚存,使后人从中看到那个年代的人们是如何的激情满怀、干劲冲天,当年的北京知青是怎样的为云岩大地奉献美好的青春年华!

“老三届”学生是一群“心怀祖国,放眼世界”的理想主义大群体,他们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和祖国、人民的前途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有一种不怕困难、不怕邪恶的大无畏精神,有一种彻底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情操。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北京知青能够经受艰难困苦考验的根本动力。他们对地方工作没有成见,不计个人私利,敢于揭露落后,敢于建言,有新思想、新观念。

1969年冬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识青年给党中央、国务院写信,反映了延安老区人民生活贫困的实际情况,周总理读了信后几次难过地落泪,深感对不起老区人民,这才有了1970年春延安人民重新学习贯彻毛主席在1949年给延安人民“复电”精神的热潮,有了北京市支持延安地区发展“五小”工业和整体国民经济建设的宏伟计划和行动,有了北京市派出大批干部支援延安建设壮举,有了周总理1973年关于延安要“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总产翻一番”的指示。北京知识青年这次“上书言事”功莫大焉,利在当今,功在千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延安建设的一次最大推动。贯彻“复电”之时,云岩公社把我从皮头初中调到云岩公社机关工作,一方面管理职工灶,一方面为公社革委会搞些文字工作。当时公社革委会办了一份小报《云岩通讯》,我是主编。收到了各队北京知识青年写的大量稿件,除了选登一些外,我把原稿都送给当时的公社领导传阅。我记得张忠智主任有一次给我说:“北京知识青年的文章写得好,有观点、有思想,关键是能说真心话,使咱们对原先不了解的情况知道了真情。他们有些建议,提得太好了!这些娃娃,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啊,有了他们,就不愁了。”在那次贯彻“复电”中,云岩的首战是实现“村村通广播,户户安喇叭”和启动兰水月小型水电站工程建设。在通有线广播中,各村的北京知识青年接线、安喇叭,几乎所有技术活都是他们干的。有的知青还在接通公社到本村线路的同时,给村里也置办了一套播音设备,他们自己写稿件,当播音员,发布本村消息搞宣传。不到十天,云岩公社实现了“村村通广播,户户安喇叭”。北京知识青年的建议和积极行动,为云岩公社贯彻“复电”、落实“三变五翻”指示,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知识青年是推广农业科学技术的先锋。北京知识青年学习做农活,不是简单地学习镢头怎么用,犁耙怎么扶,而是着眼于如何改革耕作制度、如何推广农业技术,从科学创新着手学习农业生产经验。“农业科技实验小组”、“实用技术推广小组”、“高产粮棉试验小组”,在各村的北京知识青年中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他们有文化,接受科学技术速度快、胆子大,敢于实验,很快就出了成果。1970年,谷堆坪村知识青年和蹲点干部贺生力试种的一块密植良种玉米,亩产超过千斤(当时一般田是200多斤),成为全公社观摩学习的榜样。1972年云岩北塬东片有一个村以知识青年为主的科学实验小组(村名我记不清了,但对这件事记忆清楚),搞条播小麦试验,亩产突破400斤,成为全县塬区小麦亩产最高的田块(当时一般田块亩产小麦70多斤)。谷堆坪插队的北京知青于大华,利用公社卫生院一个淘汰的高压灭菌锅,土法上马,试制成功植物生长刺激素“920”,还试制成功“5406”菌肥和“杀螟杆菌”等微生物制品,应用于大田收到良好效果。于大华把这些微生物制品试制成功后,被请到县农技站讲课,在全县推广。当时知识青年的这些农业科学试验,有力地冲击了因循守旧的旧习惯,使人们看到了希望,解放了思想,为宜川县以后大搞科技推广,起了开路先锋作用。

第四,知识青年和当地农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为地处穷乡僻壤的农村和外部世界的联系,架起了世代相传的桥梁。知识青年在插队中,感受最深的就是当地农民、基层干部的善良品德和吃苦精神。在插队的风雨之中,他们和当地群众结下了牢不可破的感情联系。《云岩河的歌》中的文章,大部分反映了这一点,热情地歌颂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和老百姓的乐善好施行为。

事实并不像有些文艺作品或电视剧中描写的那样,农民都是“自私自利”之人,基层干部都是些“色利之徒”,农村一片“黑暗”。知识青年插队之时,党和各级政府对插队工作是十分重视的,农民对知识青年是十分欢迎的,《云岩河的歌》有力地证明了这一基本事实。

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深刻地感受到了占中国人口最多数的群体——农民的生活,懂得了基层,懂得了农村社会,知道了什么叫“劳苦”、什么叫“贫困”、什么叫“磨难”,这对他们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后,作决策的思路、干工作的作风,都有极大影响,可以说是受益无穷。无论是在普通的劳动岗位上,还是在领导岗位上,这批知识青年都是有特殊经历的人。他们现在大多已年近花甲,有的已退休了,但对儿孙们讲起插队经历,还是津津乐道、趣味无穷。事实证明,云岩知识青年中许多人后来成了某个地区的领导,所在单位的骨干,国家的栋梁,与他们的插队经历是密不可分的。我国各地知识青年插队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选举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就有四名有插队经历,其中习近平、王岐山就是当年在延安插过队的知识青年。1994年习近平同志(时任福州市委书记)回延川县梁家河探望乡亲,言谈之间,对他那几年的插队生活很怀念,对梁家河乡亲当年对他的帮助非常感谢,还说,当年插队的磨炼对他十分有益。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云岩的父老乡亲都十分珍惜他们和知识青年朝夕相处、风雨为伴的经历,以及相互之间结成的深厚友谊。1984年春,我在云岩公社工作,有一天去崾崄村下乡,和队长交谈公有资产的管理时,队长说:“原来的公窑大部分都卖给了个人,个别的承包给个人。只是原来北京知识青年王丽华住的窑洞,大伙不让卖也不让承包,要让队里管理,给大家留个念想。”我们去那孔窑院看时,窑面右边的土崖上用镢刮了个方框,刻着“知青窑洞”四个大字。王丽华离开村子已经十多年了,群众还记着她。这朴实无华的感情,真是到了“爱屋及乌”的程度。

前几天我和曾在云岩西回插队的北京知青(原宜川县团委书记)聂新元同志通过一次电话,说起西回村时,他用的词是“我们村”。这让我一下子回忆起和许多知识青年的谈话,“我们公社”、“我们村”、“我们邻居”等等,几乎成了他们的“口头禅”。离开村子40多年了,还用“我们村”,可见感情之不一般!他们离开村子后,眷恋故乡,关注乡亲,和乡亲们保持着千丝万缕、紧密无间的联系,给村里、乡里、县里介绍项目、联系资金,还把自己看作村里一员。乡亲有了难事,找知识青年帮助,有了病找知识青年联系医院。

知识青年回到北京或到其他城市工作,乡亲们就感到自己在北京或哪个城市里有了亲戚,娃考不上学就找知识青年到城里去打工。知识青年在工作中有了成果,乡亲们就像自己的子弟有了成果一样,照样感到自豪。这种联系,促进了农村的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

总之,我们回顾北京知青插队的历史,正确全面地总结经验教训,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革命理想高云天,困难面前不弯腰”是知青上山下乡最精彩的写照。今天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就是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要有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否则将是一句空话。写到这里,我愿所有的知青和云岩人民,不要忘记那艰苦的岁月,不要忘记那有益的砥砺,不要忘记知青和乡亲们的浓厚情谊。“老三届”知青有特殊的经历,有超凡的思维和创举,他们在中国的历史上将留下可歌可泣、永放光芒的一页!伟大的黄河和它流经延安的支流,当然也包括云岩河在内,一定会长唱知青歌!

我还要通过《云岩河的歌》给在我村——南海村插队的北京干部费嘉麟同志说句话,你为南海画的毛主席像还完好地保存着,乡亲们至今感谢你。另外,我要告诉所有知识青年,为南海和云岩献出宝贵生命的王长翠同志,是在1969年12月7日遇难,至今北海村乡亲逢年过节都在祭奠她,还准备给她立碑。由于事隔40多年,我以上写的一些事或观点难免有错,望读者批评指正。我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人,也是“不吐不快”啊!

知青往事

刘江

1968年的冬天,一个下雪的日子,六名戴着“火车头”帽子、背着黄挎包、穿着塑料底鞋的北京知青大呼小叫地从村口古老的窑坡上滑下,给我们那沉静的小山村增添了新的声音。那时候我也是作为回乡青年刚刚回到村里的,正为渺茫的前途感到苦闷,看到那些北京娃在黑乎乎的窑洞里一边唱着“从北京到延安路途多遥远”,一边流泪,便觉着自己就没有什么委屈可言了。

时间一晃40多年过去了,但件件往事历历在目,无论什么时候想起来心里都是热乎乎的。

抓鸽子

回乡青年和北京知青是村里青年突击队的骨干,我们一起挑灯夜战,一起开赛诗会、批斗会;他们教我们唱《北京有个金太阳》,我们教他们砍柴、犁地等农家活。这些都市青年身上特有的文化气息深深地吸引着我,使我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去学习模仿他们的言行;而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尽快和村子里的老乡打成一片,改掉身上那些“小资”习气,这语言就成了第一关。刚开始他们在参加集体劳动时也不怎么爱说话,只是那么默默地听,下了工再将那些听不懂的方言让我们一句一句地去解释。那时候不是有句话叫“立竿见影,急用先学”吗,所以有时候就弄出了笑话。有个知青为了表示她的适应作者系陕西省宜川县云岩公社洛东大队回乡知识青年,现任延安市电视台党委书记、副台长。当年,他与北京知青一起劳动、朝夕相处,对知青的行为举止、思想情感有比较客观的观察和理解。他离开家乡以后,曾经做过工人,从事过文学创作,其间陆续得到过知青的指点和帮助,与知青结下了深厚友谊。此文用六段故事生动地向人们展现了北京知青的生活、思想和为人,文章质朴活泼、寓意深刻,值得一读。

能力强,在给她父亲写信时就用上了方言,开句便写:亲爱的爸爸,我想您的太太哩!

没想到他爸爸回信却说:“你这孩子,怎么刚下乡几天连话也不会说了,想你妈就说想你妈嘛,怎么说想我的太太?”

在我们家乡的方言中,“太太”是当程度副词使用,和非常是一个意思。

我们家的院子里有一孔废弃的土窑洞,从我记事起就有一群野鸽子在那里栖息。祖母把这些野鸽子叫朴鸽。她非常看重这些鸽子。她说鸽子和喜鹊一样,是吉祥鸟。她说鸽子和人一样,在哪里居住其实是有选择的。在她的心里,鸽子选择了与我们家为邻,就是对我们家的信任,我们家人的肩上就应该多一份责任。知青下来那会儿,我们家那群鸽子已经有四五十只了,每天早晨迎着朝阳咕咕和鸣,人们出工时它们也出去觅食了,太阳落山时也都集翔而归。逢到雨雪天出不去时,它们也会落到院子里与鸡争食,磨盘上、窗台上哪里都能落,从不怕人。尤其在祖母簸粮食的时候,那鸽子更是不离左右,祖母总是笑笑地看着它们,不时地抓一把朝地上一撒,看着它们你争我抢非常高兴。知青院和我们家隔着一道沟弯,是斜对过,我们家鸽群翻飞的这道独特风景很快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呀,你们家养了那么多的鸽子!”他们问我。

“我们家的鸽子和你们一样,是自愿插队落户来接受再教育的。”我和他们开玩笑说。

过了几天他们又提起了鸽子的事,说我问人家了,人家都说你们院子里的鸽子不是家养的,是野生的。我说那有什么区别,住到我们院子里就是我们家的。

他们就在一起嘀咕,我也没在心。谁知没隔几天他们又找到了我,说哥儿们商量点事,把你们家的鸽子送我们几只吧。我问,你们要鸽子干什么,养又养不了,寄又寄不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