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到一个背阴处，这里从坡顶向四下里伸展开大约有三四十平方米的黄土地上，长满了茂密的灌木、藤条和蒿草。环顾四周，我看到斜坡上有一条一尺来宽的小路。我喜不自禁地来到山坡下略为平展的地带后，立刻挥动老镢砍灌木、藤条，又铲着蒿草。大约过了半个多钟头，我砍下了足足有四五十斤的柴草。我用绳子把这些“战利品”结结实实地捆好，镢把往柴草中央插牢，背起柴捆，准备原路返回。这时，我才发现来时的小路坡度挺陡的，下来容易上去难，真不知道自己刚才怎么没看清这一点。低头看看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怎么也够烧个三五天吧？我把心一横，无论如何也要把它背上去。正当我满身汗水，手脚并用地爬到离坡顶不足一米的地方时，也许是劳累和紧张吧，一脚没站稳，连人带柴捆一下子向后跌去。顿时，我的大脑里一片空白。
一阵冷风吹来，我回过神来，发现自己正仰面朝天地倒在身后的柴捆前。
柴捆外侧不到二尺远的下方，就是万丈深渊。正是这满山坡茂密的蒿草成了我的“救命恩人”，把我和柴捆拦在黄土高原的悬崖边。此时，我忘掉了害怕，仿佛傻子似的，机械地背起柴捆，向着坡顶小心翼翼地爬去。
这次的砍柴实践，使我真切地感受了当地村民的疾苦，体验了劳动的艰辛。
时间如流水，春去秋又来。这期间，知青们有的去了工厂，有的被抽调到宜川县任公社干部，原来队里的四个女知青，只剩下薛凌和我。这时，我代替金令完当了生产队的妇女队长（金令完被抽调到公社当干部）。
1971年的秋收结束了，队里开始向即将播种冬小麦的地里送粪。
这天，我和村里的女子“大洋马”（绰号，名字我记不清了）、爱子、春子，接受了往下塬——去公社的路上靠近八十亩滩大队的一块地里送粪的任务。路程五里多，从塬上先走下坡路，然后翻过一个崾崄就到了。这个崾崄全长大约二三十米，靠近我们村这边的坡要陡些，对面的坡就缓和多了，崾崄中间的平地比两辆架子车并排摆放再略宽一些。平日里我们曾多次从这里经过，也看见过那些男社员是如何驾着满载东西的车子从这里翻过的。
“学习大寨铁姑娘，妇女要顶半边天”，怀着这样的信念，我们四个女子把车子装满粪肥，拍得瓷瓷实实的，带上铁锹，两人拉着一车粪肥，一路唱着歌儿向下塬走去。
心里轻松路就走得快。不多时，我们就来到崾崄的这边。停下架子车，学着男社员的样子，我先在车前中央“驾辕”，“大洋马”和爱子在车前两边一人扛住一根车把，春子在车后两脚分开各踩在车后的短木上。下陡坡是翻崾崄的关键，我们前边的三人用尽全力把握着车子，两脚紧贴着地面蹭着往下挪动脚步，后面的春子则把车子使劲往下压低。车子在我们的通力配合下慢慢地蹭下陡坡又爬上对面的山坡。第一车粪肥顺利地送到了崾崄对面生产队的农田里。擦拭着脸上的汗水，我们返回崾崄的对面，换成“大洋马”驾辕，准备如法炮制地去送第二车粪肥。
我们四人当中，我年龄最长，她们三人当时不过十六七岁。四人中“大洋马”高一些，有一米六几，我一米五五，爱子、春子则比我矮一些。四人的体重相加，也不过400斤左右。这样的四个女子，与生产队里那些身高体壮的男社员相比，要驾驭四百余斤的粪车平安地翻过崾崄，付出的努力就可想而知了。正当我们一步一步地将要蹭到陡坡的底部时，意外发生了，车子突然失去了控制，如脱缰的野马般拽着我们狂奔起来。只听“哐当”一声响，车子侧翻在崾崄中间的平地上，粪扣在地上。大约是上苍的怜香惜玉，挽留住我们四位如花少女的脚步，使我们没有葬身在崾崄两边那深不可测的山涧。
我们后怕得半天喘不过气来。定神后，我们把车子摆正，把粪一锹锹地铲到车里，迈着坚实的脚步，齐心协力地把这车粪又送到了崾崄对面的田地里。
惊魂后定的四个女子，对于这次遇险，奇怪地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对其他人、甚至自己家人的保密。第二天，生产队的农田里又响起了我们愉快的歌声。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1972年的金秋如期而至。我们照例又开始了向即将播种冬小麦的地里移粪。
这天下午，我们在塬上的一块地里移粪。由于田地已翻耕过，土壤疏松，挑着八九十斤重的粪肥在地里走起来既费力又走不快。于是，人们大多选择挑着粪肥在田地周围的田埂上行走。社员们你来我往，不知不觉的，再挑一次粪就收工了。看着天边那火红的太阳正慢慢西沉，我加快脚步，在二尺来宽的田埂上奔走起来。猛然间，外侧的脚踏在田埂的边沿上一滑，身子一歪，我连人带担子从田埂上向塬下倒去。
待我睁开双眼后，我看见自己正倚靠在一个斜坡上，脚下方是生产队的副队长王天庆。他正倒在一个直径一米多、四周长满野酸枣棵子的洞口前。
只见两个人的脸上、手上被酸枣刺划破的口子向外渗着鲜血，身上的衣服也剐破几条口子。
事后我才知道，原来副队长王天庆当时正走在我身后，看见我向塬下歪倒后，他一把推开肩上的担子，纵身向我的下方跳去。
他想用自己的身体来阻挡我的下坠——因为土生土长的他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知道塬上这块地的下方，有不少向里边扔块石头半天听不见回声的山洞，正张着大口等待着不速之客的到来，他要用自己的奋力一跳来营救我。感谢陕北田间地头斜坡上这“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野酸枣棵子，平日里它们用自己那小小的果实，为当地村民提供着经济价值（野酸枣仁可做中药用，村民们用它换些零用钱贴补家用），今天它又敞开自己布满荆棘的胸怀，拥抱了两条鲜活的生命。
就这样，这位两个孩子的父亲、肩扛着一家四口的生活重担、平日里生产队哪儿活儿重就在哪里出现的陕北汉子，舍命相救，使我化险为夷，又一次地和死神擦肩而过。
生活是最好的教科书。我在陕北农村生活了将近四年，这里的山川曾留下我的足迹，这里的田地上也洒过我的汗水；这里的土地当时虽然贫瘠，但这里的村民们却给过我最宝贵的精神食粮。在这块土地上，我们知识青年虽然未能改天换地，但是我们可以骄傲地说：我们曾和这里淳朴、善良、勤劳、勇敢的村民们一同劳作，生死相依。
（作者系北京市人大附中高六六级毕业生，曾在陕西省宜川县云岩公社西回大队二队插队。）
娃，你是我们这搭里人
郑红丹
这两天，有老同学先后把参观延安知青纪念馆以及延安知青聚会的视频或照片发给我，上面的情景和人物像催化剂一样，将那些埋藏在脑海深处，沉睡已久的记忆激活了。
许多往事的画面，不断地浮现出来。我好像又回到当年插队的地方，与瘦小、直率的李小菱，温和、文静的方为，沉默、敏感的丁哲元，还有看似软弱，却顽强、坚毅的聂新元一个锅里搅马勺，每天生活、劳动在一起的日子。
那会儿的日子，正如一位知青在照片的注释中写道：“在严重缺水的黄土地上，我们过着没有电、没有油、没有卫生纸、没有药品……”看到这位称之为虚步凌云的女生特别提到没有卫生纸，我想起刚到西回的那天，我们想上厕所。队长的妹妹翠子带我们到了背人之处，然后她开始解开裤带，这时我们才意识到原来这里没有专门的厕所，在广阔天地，凡不被人看见的地方，均可以当厕所，任凭所为。更让我们没想到的是，翠子方便完了，快要站起来的时候，递给我们一人一块小土块，或一个小草棍。我们三人都不明白土块、草棍是做什么用。刚到陕北，翠子说的话我们不懂，但翠子的手势，我们看懂了，土块、草棍是用来当卫生纸用。在上中学的时候，通过以前下乡劳动，我们对城乡差别，心里还是有一定准备的。但真是没想到，来到陕北农村，要改变的第一个习惯是：在没有围墙的天地之间上厕所，还有不用卫生纸。
在延安知青文化纪念馆的视频、照片中有许多知青当年用过的锅碗瓢勺之类的物品。不禁让我想起那年过完了春节，队里的姑娘帮我们烙的一缸米黄都吃得差不多了，我们要自己烧饭了。李小菱、方为都还是孩子，可想而知，不会做饭。我对做饭心里没把握，估计聂新元也是。
还好，有丁哲元自告奋勇说他会做玉米面贴饼子。吃饭的事算是有着落了。过去下乡时，我们在老乡家吃过贴饼子。贴好的饼子，黄澄澄的，一面烤得又焦又脆，另一面又软又暄。饼子会散出一种特别的香气，引起人的食欲。还别说，那天丁哲元还真有大厨的范儿：他先口述了一遍贴饼子的流程，然后让我们分别准备面、水和柴火。
丁哲元上灶了，他挽起袖子，然后，他一脚踏上灶台，叉开双脚蹲到了锅边。那架势哪里是做饭，好像要跟谁比武一般。有几个村里的小娃们，从没见过这番做饭的架势，都挤在窑洞门口看稀罕。
丁哲元见他做饭不仅有听命于他的助手，还有围观的看客，越发自信，镇定地指挥着李小菱、方为把面盆端过去，再加一些水，然后要我开始烧火。
李小菱和方为尽管被丁哲元支使得手忙脚乱，但两人一脸的认真和严肃，态度也主动、积极。的确，吃饭是大事，是要认真对待的。
只有聂新元不像我们那么积极，他与丁哲元在学校时是同班同学，彼此更了解，所以他什么都不说，只是静观其变。
如此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贴出的饼子，并不像预期的那么好。
应当焦脆的那面糊了；而另一面好像还熟得不够。但这毕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丁哲元自己若无其事地一口口啃着不好吃的饼子，他满脸的满足和愉快，好像是吃美食的样子。
因为这也是李小菱和方为尽了自己一份力的劳动果实，所以她两人都没有一句怨言。而那时的我地位特殊，没有发言的资格，只管吃就是了，少说为佳。聂新元是吃现成的，所以也不批评。
可是，村里的老乡并不知道我们这些城里的学生连饭都不会烧。
从此，北京学生站在灶台上做饭的事情，在老乡中当成笑谈，美谈。
那天，聂新元一言不发地吃下贴饼子，并非他不懂如何评价。聂新元的眼睛，不小，但他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嘴超大。俗话说，嘴阔吃四方。在后来的日子里，知青开始自己安排伙食。那会儿，我们都是长身体，长个子的年龄，下地干活劳累，消耗大，所以分配的口粮不够吃。下乡后没多久，我们磨面时，就像老乡一样，留在所磨的米、面里的糠或麦麸超过三分之一。
这样的面做出干粮就很难吃。每到这时，聂新元会开始描述一种北京叫得出名的菜肴或面点，他描述的细致入微，我们好像看见那道菜、那盘点心就在我们面前，甚至连香味都闻到了。这时嘴里嚼着的好像就是聂新元介绍的那种好吃的菜肴。这种精神会餐当年在各处的知青点中是极为普遍的。李小菱、方为、丁哲元也都能说出几道菜的做法，但只有聂新元够得上“美食家”。
以上的小事，都是我们刚到西回时发生的。
当我们开始同村里的农民一样，要下地，凭着挣工分养活自己时；与当地的老乡一样，住在窑洞里，点煤油灯，吃从沟里驮来的水，每天的口粮是用石碾子推的时候，我们不再是城里人，而是黄土地上的一个普通农民了。
我同一个队的知青中，丁哲元、聂新元是老高一的，而李小菱、方为是老初一的。去陕北的那年我们都还不到20岁，十几岁的年轻人，正是充满浪漫情怀、有理想、喜欢梦幻未来的年龄。偏偏我们没有机会去追求自己所向往的未来，而是被安排到陕北，面对一望无际，荒凉、广袤的黄土高原，我们过去在头脑中形成的人生观、价值观被否定了。我们以前曾为自己规划的人生道路和建立的美好理想，在现实中破碎了。我们一遍遍问自己，活着的意义何在？路在何方？那些日子里，我们迷茫过，怀疑过，悲观过。而带着我们走出情绪低谷的却是当地那些乍看起来像石雕一样面无表情，而且满脸、满身都是黄土的老乡们。
在陕北插队的日子，至少最初的那段时间里，不能说是如歌的岁月。那时，每个知青经受着想家、思念故土的折磨。1969年初，有很多同学的父母还在干校、在牛棚隔离审查；要么就是家里有病弱的老人，或无人照看的弟妹。我的情况比其他人更差，接到下乡通知那会儿，我已经在学校被隔离审查长达近一年之久。在这一年之中，除了审讯时有人提问外，平时根本没人与我交流。而且，直到离开学校，也没准许我与家人联系。就这么着，我穿着满是补丁的衣裤，带着寒酸的行李，跟着其他同学到了陕北。因为我是“反革命”学生，在火车上，四个人的小隔间里，我，对面坐一个女孩（流氓罪），身边是一个男孩（小偷罪）。我们不交流。偶尔打我们身边走过的革命群众（一般同学）会停下来骂几句“屎堆”之类的话，以表示他们的立场和与我们的距离。总之，我是属于那种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的人。其实在去陕北的一路，动都没敢动。否则，就让我们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