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那还苦，十个人里也就剩了两三个人。”
“那您是位长征过的老红军啦！”
“不，我只是个红军的挑夫。”
“那您怎么到这儿的？”
“红军到了延安，不用挑夫了，我就在陕北住下了。”
“您怎么不回老家？”
“我离不开红军，自己又没个家，就住下了。”
“您怎么不成个家？”
“谁家的姑娘找我这么个回不了老家的南方人。”
“那您一直种地吗？”
“不，我一直跑山（当地人管钻山林采山货、打猎为生的人叫跑山），有时红军派我到白区办点事，办完我又跑山。五几年合作化的时候才到这里落户。”
“那您算不算老红军？国家给什么照顾吗？”
“没有，我就是个五保户，咱没文化，干不了什么事，就会跑山，当不了红军！”
我黯然了。半晌，我问王老汉：“您跑了几十年山，这一片的山林都跑遍了吗？”“那可不，1948年打瓦子街（即宜川战役）时，八路军（即西北野战军，当地老百姓在解放战争初期还习惯地称之为八路军，下同）还派人找到我给彭老总当向导呢！”“什么？打瓦子街战役您也参加了？”“从部队开始埋伏到转移我都跟着彭老总。”“就在那边。”老汉手向南一指，“翻过这架山那边的川里就是当年打仗的地方。你今天没事吧，我引你去看看。”没有犹豫，我立刻答应了这位有着传奇色彩的老人的邀请。
跟着老人，涉过清凉的小河，走进村对面的一条山沟，老人一路讲着怎样寻野蜂蜜，怎样套羊鹿子，怎样挖獾，怎样打狐子、野鸡，怎样扳木耳，滔滔不绝，仿佛整个大自然都是为他而存在的。他那苍老的脸上洋溢着得意的微笑，一双结满厚皮老茧、骨节粗大的手不时挥动着，指点着那些他十分熟悉的山崖、大树。那神态，那语气，完全没有了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一个没有文化的老农民在“公家人”面前那种猥琐的神情。他，就是这片土地的主人，这里的每一架山，每一条河流小溪，石头窝里的一个泉眼，山上的一草一木，每一样都是他亲手侍弄过的。眼睛看到什么，嘴里就讲起什么，如数家珍，一种对这黄土地的崇敬热爱之情溢于言表。我不由自主，也沉醉在这美丽神奇的山川中。约十里长的山沟走到尽头，顺着背阴山坡上密林中一条蜿蜒的小路爬上山顶，一条东西向的川道展现在眼前。“这就是打刘戡的地方。”王老汉对我说。当地老百姓都知道宜川战役消灭的是黄埔军校的高才生、胡宗南手下的得力战将刘戡率领的国民党二十九军。
仲夏的骄阳照耀着川道两侧的青山，背阴的山坡上浓荫蔽日、郁郁葱葱。
向阳面的山坡上树木没有那么茂盛，绿荫中露出片片山崖，有的山脊干脆就裸露着，在阳光下泛出黄土高原的本色。一条土黄色的公路从西向东，分割开绿油油的农田顺川而下。“刘戡的二十九军就是在这条公路上被我们消灭的。”王老汉说着，神情分明严肃起来，刚才眼睛里那热情的光亮消失了，一双眼睛顺着公路向东望着。“那仗打得激烈，刘戡的队伍两万多人，拉了十几里地长，被八路军六万人围住打了三天三夜，战后死人死马把路两边的沟都填平了。”老汉指着前面不远的山坡上一条依稀可辨的、几乎被雨水淤平了的沟说：“这就是当年挖的战壕。”他指着悬崖边一个土坑说：“仗打完了，老百姓来捡东西，每一个机枪工事旁边都能捡几麻袋子弹壳。”“这仗是怎么打的？”我问他，王老汉扭过脸指着西边说：“刘戡的二十九军是从富县那边来的。”
“那是1948年初，胡宗南进攻延安已经吃了几个败仗了，八路军开始反攻，第一仗就是这宜川战役。那时候八路军把宜川县城围住不打，胡宗南怕丢了从东路进攻延安的这个基地，就派刘戡来增援。彭老总那时候早就估计到刘戡会走这条路来，就提前埋伏在两边的山上。真是老天有眼，就该共产党赢，队伍刚埋伏好，天就下雪了，山上川里一片雪白，把八路军修的战壕、工事埋得严严的，一点都看不出来。八路军就在雪里埋伏了六天六夜呀！到第七天，刘戡的队伍来了，钻进了彭老总的口袋阵，彭老总一声令下，东西两边一封口，南北两面一起向下压，刘戡的二十九军就被堵在十几里长的公路上挨打。那仗打的，刘戡指挥队伍突围，有的山头反复冲锋十几次，八路军也反冲锋。离得近了，拼刺刀，山坡上、河沟里到处是尸体，雪地也被染红了。”“您那时候在哪儿？”“就在那边！”我顺着王老汉的手望去，只见东南面有一座林木茂密的山头，“那山顶上林子里有一片空地，彭老总的指挥部就在那里。”“您在那里干啥？”“我当向导，彭老总安排队伍埋伏的时候，就坐在地图边上，边看边问，这条山沟多长，那条沟伸向什么方向，一边问，一边就给部队下命令。”“仗打起来的时候您也在吗？”“在！炮一响，我有点儿慌，彭老总看出来了，大声说：‘跟着我你还怕什么！有我在就有你在！’
说完叫过一个警卫战士，让他负责我的安全。仗一打起来，彭老总周围的十几个电话机和十几个参谋就忙起来了，彭老总不停地下着命令，参谋和传令兵进进出出，遇到地图上没标清的地方，彭老总就把我叫去，详详细细问一遍，然后又下命令。”“那仗打了三天三夜，彭老总就干了三天三夜吗？”“我没有看见他睡觉。”“吃饭呢？”“吃饭就是参谋拿个饼子给他，再拿个缸子喝点水。”王老汉的这些话，在彭老总蒙冤受屈的那个年代里，说的那样直率、坦白，明显地透露出对彭老总的敬重和由衷的热爱，是战士对指挥员的热爱之情，还是战友之间的手足之情，我说不清。
“仗打完了呢？”我问，“仗打完了，彭老总下令打扫战场，八路军连夜撤到河东（黄河以东）去了。”“你还不知道撤退时的事呢！连天的打仗行军，战士们的鞋都磨烂了，很多战士用破布、烂羊皮包着脚在雪地里行军，有不少营长团长到上级来要军鞋，一个师长跳下马，脱下自己的鞋，给了一位光脚的战士，自己就穿了一双旧布袜子和战士们一起在雪地上走起来，营团长们见了，二话不说，回到自己的部队照样干，队伍很快就开走了。”说着说着，王老汉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似乎舒展开了，在阳光下泛着古铜色的光。“你看那边”，王老汉指着远处公路边一座隐隐约约可见的小村落说：“那就是瓦子街，刘戡最后就被打死在那儿。八路军也牺牲了不少人，最大的官是个师参谋长呢！今天不早了，咱们回吧！”我默默地随老汉回到了村里。
时间过去二十多年了，我离开延安也有十多年了，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事情都淡忘了，可这件事却那样清晰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以自己的鲜血和乳汁哺育了中国革命的黄土地，我是那样恋着你！
（作者系北京市人大附中高六八级毕业生，曾在陕西省宜川县云岩公社西回大队一队插队，退休前在机械工业经济管理研究院工作。）
珍贵的回忆
聂新元
我们曾经奋斗过，我们曾经为了一个伟大的理想而把自己的青春汗水和豆蔻年华奉献给了西北那一片厚厚的沉重的黄土地。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竟发现这段生活经历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灵魂上刻下的痕迹是这样的深刻，以至我终生都不能将她从自己的心灵上抹去……
我插队的宜川县云岩镇西回村，有两个生产队，王兴章是我们一队的队长。他那时有三十七八岁，个子不高，圆圆的光头，络腮胡子，一只眼睛有点斜视，但二目有神，声如洪钟；这是一个淳朴、敦厚的山里汉子，他当队长，总是走在前头，干在前头，从来没有溜溜达达的习惯。早上天不亮就听见他在窑背上吆喝人出工的声音，天黑了记工分组织开会学习又是他的事。
我们几个知青都觉得他精力过人，后来几个同学去他家玩，才知道他家生活是很困难的，老少三代就靠他抚养，家务活主要靠一个老爸和媳妇干。王兴章的小名叫旭子，我们到村里时间不长就和他混熟了，也不叫队长了，旭子长旭子短的。旭子没事也到知青窑里来玩，他的关心尽在不言中。知青没菜了，他叫孩子端一碗来；没柴烧了，他领着社员把一棵枯死的树伐倒，破成柴火拉来；我们不会做荞麦，他又去把荞麦换成麦子扛来。过年了，家家户户摊米黄，知青不会，他又派几个妇女来给我们知青摊了一天米黄。因此，知青有事都喜欢找他。时间久了彼此之间倒有了一种精神上的默契。我们知青要种试验田，他不顾队里一些人的反对，划出一块地让我们种上了小麦试验田。县上要求办政治夜校，他召集社员学习，知青就成了当然的教师。
有一次旭子大栽了隘（从悬崖陡坡摔下去），摔得不轻，抬回家两天两夜没睁眼，家里都在准备后事了。我们两个男生也几天几夜没睡，帮着料理老汉。没想到第三天早上老汉竟奇迹般地醒了过来，为此旭子一家十分感激。山里人对别人报恩，总是默默地、充满着亲情。旭子经常拍着几个男知青的肩膀赞赏我们的干劲，那目光充满了友情和爱抚。1970年第一次在知青中招工时，旭子送被招工的同学到村口，分手时竟号啕大哭，连声唤着被招工走的同学的名字，其情其景感人至深。我到县里工作后，旭子只要到县城开会就来看我，每次总要带些红枣、核桃等。他走时总忘不了叮咛一句：“有空回来！”40多年后再见到他，王兴章队长已是行动不便的70多岁的老人了，但依然思维敏捷，记忆力丝毫没有减退。见到我们，老泪涟涟，情深意厚，令人难忘。
在村里几年，老汉们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这些老人们饱经沧桑，脸上的皱纹像树木的年轮一样深深地留下了艰难岁月的痕迹。
老主任，这是进村后大队支书介绍给我们的第一位老人。老人名叫王文元，是一解放时就入党的老积极分子，担任了十几年的村行政主任，是村里的老当家人了。“文化大革命”时被搞下了台。从老主任说话办事的神态上，依然可看出农村基层干部的形象来。当时这王文元约有60多岁，爱跟我们这些知识青年说古道今，比如，讲讲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闹红时，我们村也算红区了，红军的马队如何从塬上开过去，在云岩河南岸的马儿上村杀了一个土豪，在云岩镇北与国民党打了一仗等。说到解放后的事，老人总是为自己曾经担任过的工作而自豪。在西坪里干活，他总是指着西坪洼里的一片水平梯田，说那是1958年“大跃进”时他领人修下的，尽管那片梯田在当时种什么都不长。到队里仓库领东西，他会指着一堆破旧的农机具告诉你，双轮双铧犁是哪一年政府发的，蒸汽机是哪一年政府给买的，马拉播种机又是哪一年来的。如数家珍，尽管弃置多年不用，这些农具早已锈迹斑斑。我们这些知青倒有些奇怪，“政府送的这么多好东西，你们为什么不用？”一听这话，老主任脸上的笑容马上就换成了一副严肃相，嘴上嗫嚅着：“咱农村人落后……”说着就环顾左右而言他了。说到“文化大革命”，老主任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公开抱怨过。但在一次聊天中，老人说了句心里话，说“文化大革命”夺权的人都是些不正派的人。老人禁不住说了句：“是不是变天了？”
使我们这些年轻人心头一震，难道这就是一个长期担任农村基层干部的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吗？我离开村里时，老主任依然没有恢复职务，还是那样多话，只是更老了。前几年回村时，他的孩子告诉我们老主任80年代末就去世了。
另一个给我印象深刻的老汉要数招子大了。老汉一辈子无儿，只有三个女儿。给大姑娘招了个上门女婿，嫁出去二姑娘，家里只剩下一个小女儿，也是待字闺中了。招子大是庄稼行里的全把手，地里场上家里样样行，摇耧、打场这些技术性强的活非他莫属。老汉没别的爱好，就是爱唱，唱的究竟是眉户调还是信天游，我至今也搞不清。干活时，无论是在揭地（耕）、掏地还是锄地，只要有人提个建议说：“招子大，唱一段吧！”招子大那紫红的脸膛上就会绽开一团笑纹，大声咳嗽一声，清清嗓子，亮开黄土高原人那特有的嗓音唱开了：“正月里采花无有花儿采，二月里采的是迎春花……”这采花儿调要从正月唱到腊月，然后又唱别的曲儿，一直要唱十几个。干活的人们连声喝彩，老汉也兴奋得红光满面。不过也有特殊的时候，只要村里来了干部，老汉就推脱不唱了，问他为什么，他总是说：“咱唱的是老调调，怕干部知道了批评。”老汉一生与世无争，1976年时听说他病故了。
我们这些知青打交道最多的要数那些后生们了。学子、云子、德子、徐兴子、德旭子、巴伦子、二黑子、郭栓子……一个个都活生生地浮现在我眼前。现在他们和我们一样，早已过了知天命之年，那时的年轻后生们现在已是爷爷辈儿了。
我们到村里时，最热心最高兴的就是这批年轻人。知青的窑洞成了他们聚会的场所，下棋、打扑克、闲谝。山里山外的事都是他们打听的对象，对知青给他们讲的大城市的生活，他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来，因为这些年轻人几乎没有一个到过县城以外的城市，可以说到过县城的也只有十分之二三。
知青们说的事情，要不了两天就会通过这些年轻人的嘴传到村里各个角落。
这些后生们是知青们在农村搞科学实验、演文艺节目、学政治、学文化最热烈的拥护者和参加者。
就说学子吧，个子不高，只有17岁，家里只有这一个男孩，爱如至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