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末到1971年春节前的冬天，我们村的知青商量好了当年冬天不回家探亲。那年的春节，我们在大队领导班子的支持下，组织村里的年轻人搞了一次庆新春文艺演出，老乡叫做“闹社火”。天仁费了不少心思，要人给人，要时间给时间。大年初一那天全大队的老乡都来到二队的场上看演出，热热闹闹红火了一天。这期间天仁找我谈了一次话，说大队党支部研究要发展我入党，让我写一份入党申请书，并且填一份党员登记表。大约十天，他告诉我，我的入党申请已经报到公社党委了，让我等消息。1971年4月份，我被抽调到县团委工作，这事就放下了。后来我们在延安地委党校培训时，云岩公社的党委书记找到我和一起抽去当干部的云岩队北京知青黄凤喜，希望我们留在云岩公社工作，他可以方便一些解决我们的入党问题。我们两个人商量了一下，觉得刚刚参加工作就向组织上提出要求不合适，这样的理由也说不出口，就没有向组织部门谈这件事。我的入党问题是后来到英旺公社工作时才解决的。尽管如此，天仁作为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入党介绍人，是我终生难忘的。1994年我带女儿回村探望，因为组织安排的原因，只在村里待了大半天就要走了。临别时郭天仁拿出一个红色的塑料皮笔记本送给我女儿，在本子的扉页上有他亲笔写的一句话：“继承老一辈的革命精神”。看到这句话我非常感动，这不仅是勉励我的女儿，也是这位老人对我们友情的怀念和对我的鞭策。
还有一个人，就是派到我们大队给我们带队的北京干部杨明强。老杨是北京建设局派来支援延安建设的北京干部，1970年夏天来到我们村。老杨那时就有48岁了，解放战争时参的军，随军南下，打了不少仗。20世纪50年代转业到工业战线，在北京市建委的下属企业当中层干部。老杨是个工农出身的干部，还当过兵，性格却很沉静，一般情况下话不多。但是他很有主见，坚持原则，工作细致。到村里后，老杨和我们在一个锅里吃饭，看到我们做饭技术不高，他经常动手帮我们做。年轻人不讲卫生、马马虎虎，他也经常提醒我们。农忙的时候，他会早早下沟去驮一驮水上来。我们收工回来没水用的情况再也没有发生。他来了以后，知青散乱的情况发生了很大改变，每月的学习制度建立起来了，帮助和支持知青在农村发挥作用的事也有人说话了。在生活上，老杨拿我们当他的孩子待，思想上有了问题也会找他说说。
他在村里待了两年的时间，和我们知青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由于工作的变动，天各一方，有很多年我们之间失去了联系。1990年代初，有一次他去医院看病，碰巧遇到了我们村的一个知青，这下大家约好了一起去看望他。
到了老杨的家，那场面热烈极了。他的爱人和孩子从来没有和我们见过面，居然都能一个个叫出我们的名字，那股亲热劲儿就别提了。笑谈中老杨说他一生和两拨人结下的友谊最深厚，一拨是战争年代一起当兵，出生入死的战友；一拨就是在农村一起插队的知青。在他家我们还回忆起当年在农村收麦时，我们两个人能吃一脸盆面条，我到公社办事正赶上老杨在公社开会，就把我叫到公社食堂吃饭，我竟一顿吃了五个大馒头两碗菜的事情，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老杨还让自己的子女经常和我们联系。2000年以后，由于工作的变动和搬家等原因，就联系不上了。大约在2007年，有个认识老杨的人说曾在中日友好医院碰见他去看病，当时已经得了癌症。算起来老杨也快有90岁了，不知是否还健在。
1971年春，县里把我抽调到英旺公社当团干，临行时几个队干部把我送到村口，队长王兴章拉着我的手一再说，有时间抽空回来看看。我就这样依依惜别了生活过两年多的西回村。以后我在县城工作时，村里人到县里办事、开会都会到我那里去看我，还经常会带些小麻油、核桃、枣之类的东西送给我。他们认为我就是西回村里的人，如今在外工作了。
二
在县社当基层干部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当初下乡时让我们在农村扎根一辈子，我也从没有想到应该是个什么形式。到农村两年多的时间，面对现实要说没有忧郁和迷茫，那也不符合事实。到公社去拿通知时，当时的公社文书宋学军跟我说，你们这些人组织上已经有安排，自己就不要想太多，到县委组织部报到就知道了。说实在话自己是怀着忐忑的心情去的县里。当组织部长郝树华找我谈话征求意见时，自己竟觉得没有精神准备，不知说什么好。看到我的这种态度，郝部长就告诉我留我在团委当干部。过了几天，县里把我们十几个新参加工作的青年人（大部分是北京知青）送到延安地委党校去培训，培训结束后我被分到英旺公社当团干，我的职业生涯就这样开始了。在这里工作了两年多以后，又被调到宜川中学任团干，又干了两年多。
1976年下半年被调到县团委工作，直到1979年初调离宜川。
在县社当基层干部的经历，对我的人生影响是巨大的。当干部不像在自己村里当农民时那样单纯，生活的层面宽得多，使我的眼界开阔起来，对基层老百姓的疾苦有了更多的感受，对自己怎样做才能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有了更多的思考。我在宜川县三个不同的领域工作过，体会也不同。
我参加工作去的第一个单位是英旺公社。县川的上游叫做西川，流过县城之后就叫做仕望河了，这是黄河的一条支流，从县城一路向东流入黄河。
英旺公社就在县城西边的西川上游，这是宜川县面积最大的公社。从县城到西川上游与富县交界处有90多里路，加上两边的塬，都是英旺公社的地盘。
这里属于黄龙山林区，川道两边的山上长满了以桦树、杨树等落叶乔木为主的天然次生林。与北塬上相比，这里不再是满目黄土地，而是郁郁葱葱一片翠绿很养眼。由于是林区，气候较北塬上冷，川道的农田里不能种小麦和棉花，只能种玉米。和北塬上的云岩公社不同，英旺是本县人口最多的公社，人口构成以本地人为主。这里因水土不好，有大骨节病和克山病等地方病，当地人很少在这里落户，落户的大多是从河南、山东、安徽和陕北北边榆林地区等自然灾害频发地区逃荒来的农民。这样的人口构成，使得这边的民风民俗与北塬上迥然不同，沿着川道西行，在这些川道的村子你会有“五里一乡音，十里不同俗”的感觉。这里干一般农活时男女是混在一起干活的，不像北塬上妇女单独组织劳动（可能我们西回是这样）。这里的人从外省千里迢迢逃荒过来落脚，见过世面，老乡在开会发言、提个意见方面比较活跃，也敢于担事情。这里有一种说法：山东人的嘴，河南人的腿。前半句是说山东人豪爽，朋友来了没钱就是借钱也要吃一顿。后半句是说河南人乡土观念重，尽管老家自然灾害频繁，逃荒出来挣了一点钱，隔三岔五就要回老家去看看。
在这里工作了一段还觉得这话真不假。这里的一些大队干部说话办事有水平，让我们这些刚工作的青年人很是佩服。
但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在这里可以看到中国农村更黑暗、更艰难、更复杂的一面。一次我去一个山东老乡家吃派饭，四十出头的男主人陪我坐在炕桌边拉话，一个白头发、小脚的妇女给我们端上来两碗面。我顺口问了一句：
“这是你妈？身体还不错，今年多大年纪？”这位老乡半天才回答我说，这是他屋里的。他老家过去娶媳妇兴找年龄大的，他媳妇比他大八岁。这回轮到我尴尬了，不知说什么好。这位老乡看出来了，马上说吃饭吃饭，这才把我解脱出来。算起来，这位老乡的结婚年龄一定在五六十年代，那时竟然也有妇女裹小脚的，有这样不知怎样撮合在一起的婚姻。还有一种骗婚的。这里逃荒的外省人多，光棍汉也多，不少人三四十岁了也娶不上媳妇。这时就会有些骗子出现，给光棍汉介绍婚姻，借口当然还是老家遭灾了，给亲戚里的寡妇找一条活路。往往光棍汉们急于求成，当下给了彩礼，把新媳妇娶回家。
多的个把月，少的几天工夫，新媳妇会借口去城里或某地看望送他来的那个亲戚，一去不回，还把这光棍汉家里的钱财一起带走，老光棍落得个人财两空。当地管这种事叫“放鸽子”，几乎隔几年就会有一起。这些现象别说在北京没听说过，就是在北塬上也没见过。
来到英旺工作的那几年，正是延安地区落实毛主席致延安人民“复电”
精神和周总理提出的延安地区要“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指示的时候，也是全国农业学大寨高潮迭起的年头。省地县三级领导的要求非常高，各种会议检查也很多，公社和大队的压力很大。那时的物质条件很差，但是干部作风比较好。记得1971年有一天，县委刘书记忽然来到英旺公社检查工作，这位刘书记是20世纪30年代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出身，长期在地、县工作，“文革”结束后担任县委书记。他竟然是只带着一个干部骑着自行车走了七八十里路来到英旺的。进公社之前已经沿途检查了许多村子的情况，并且顺路把英旺林场的护林防火和卫生院的改水防病工作检查了。进了公社就召集全体干部开会，把检查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讲了一遍，进一步要求公社提出改进措施上报。这样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就是在当时也是让人吃惊和感动的。
那时的公社干部是分片包村包队，所有安排的中心工作都要求包队干部去落实。公社要求我们实行“三同”，就是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每月最多回公社休整三次，就是开会汇报和布置工作，换洗衣物，处理一下个人事务，然后又要下去。干部们中的很多人真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和农民群众滚在一起，乐在一起。我曾记得一个地方的水利工程尚未完工，由于洪水太大被冲毁，带队干部竟然哭着不肯离开工地。这是他和群众一起劳动的血汗呀！有这种感情的干部，他会脱离群众吗？他能去搞腐败吗！
我们这些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知青很多事情不懂，当地的干部会很耐心地教我们。其实语言上的交流还不是主要的，他们的一言一行都给了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大概是1972年深秋，上川有一个大队为了在入冬地冻之前开垦出一些水田，晒上一冬天，第二年种稻子，但又不想影响正在紧张进行的秋收，就采取了后来在农村搞的“承包”的办法，规定老乡可以按家户在队里划定的河滩地里开垦稻地，开发的稻地这家可以种三年，收入归己，三年以后稻田归队里。在那个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县里有一些部门对这种做法有反应。公社书记让我去调查一下情况，摸摸底。
到了这个大队以后，我找到大小队干部座谈了一下，又到地里看了开地的现场。现场的情况很令人震撼，有十几家老乡在摸黑夜战，深秋的天气，已经寒风凛冽，站在河边的稀泥里挖地绝不是一件轻松事。每块地里都打着马灯照明，不少人家还在地头点了一堆火，实在冷了就上来烤烤火。我觉得这种对集体和社员个人都有利的事情没有错，群众这样艰苦的劳动应该得到应得的报酬。在仔细听了大小队干部和社员的意见后，我回到公社详细地作了汇报。公社几位领导采取的办法很让我服气，他们采取了不制止、不宣传的态度，这件事就这样解决了。这种实事求是，而不是从概念出发处理问题的办法，对我教育很大。
还有一件令我至今难忘的事。有一年冬天，英旺街上的小学（这是为周围几个村庄的孩子设立的一所完小，一般村办学校只有初小）的食堂半夜失火，英旺街的老乡和学校的学生都起来灭火。公社的人员也起来一起参加救火。那天半夜下着小雪，我们到达现场时人群还忙忙乱乱的在着火的屋子前面扑火。当时火苗已经冒得很高了，有人大喊：“快上房，把这房子两边的火路断开，不然就会把两边的房子一起烧了！”一些身手矫健点的人就搭梯子爬到两边的房上，用斧子和铁锹拆掉还在燃烧的房顶，防止火势蔓延。下边的人站成一条人链，从水井一直排到火场。大家一盆一盆的把打上来的井水传递到站在房顶上的人手里，让他们泼到熊熊燃烧的火焰上。一个多小时后，火终于扑灭了。参加灭火的人们一个个灰头土脸，特别是那些小学生们，穿着单薄的棉衣救火，个子又小，端水的时候向上递水盆，水洒了一身，一些孩子的棉衣都湿透了，站在寒风里瑟瑟发抖。公社副书记李秀龙看到这种情况，马上大声吆喝公社干部回公社院子去，让大家把公社会议室、客房和每个办公室都打开，把炉火生旺，让食堂熬姜汤，请孩子们去取暖驱寒。大家回到公社一起动手，一时间就暖和起来。可那些孩子们半天也没有来，李书记站在门口着急得很，口中念叨着：怎么还不来，把孩子们冻着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