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冬季，县农技站举办全县的土法生产“920”、“5406”和“杀螟杆菌”的学习班，规模挺大的，我记得好像有百十人。我做主讲，这些都是自己动手做过的，也没做多少准备，来学习的有北京知青也有回乡知青，大家都还满意。有两件有意思的事，至今还念念不忘。一是在学习班上，阁楼公社蜀旺的两个女知青和我交流较多，我也尽量解答她们的各类问题，很快就熟悉了。一年以后1971年底正是知青被招工的时候，我们大队的××被分到武功的5702工厂，我去公社送他，在去5702的汽车上，看见其中一个女生HLD，我很高兴地给他们两人作了介绍，没想到他们两人后来竟然成为夫妻，而且兴趣非常相合，至今我们还经常一起出去旅游，我们常常笑谈说我是他们的红娘。另外一件事也是没想到：学习班结束的前一天，大部分人都回到县里，晚上很多人挤在农技站的一间小屋里向我提出很多问题，我也耐心地给大家回答，人走得差不多时，一个北京女知青向我发问：“你叫DH？”我说：“是！”“家住在农科院吗？”“是啊，你怎么知道，也住在农科院吗？”
她说：“我是Y！”我呆住了，这竟是我幼儿园的同学，后来小学二年级以前也是同班，只因她父亲被划为右派，后来转走了，不知去向，没想到在千里之外的陕北竟这样巧遇了，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二年级的一天上课时，Y的后排一个男生，平常调皮捣蛋，在回答老师的问题时，站起来大声说：“我们要坚决打倒右派分子×××！”Y当时就哭了起来。十几年过后，相貌都记不起来，名字是很清楚的。后来，我还专门去了Y插队的村子党湾公社趷崂村。现在Y已在美国定居。
1971年底招工时我被招到县广播站，谷堆坪的土法生产微生物制品也就结束了，科学实验小组也解散了。我不知道如果我不走，这个项目会坚持多久，但是我知道肯定会有停的一天。近几年，再回陕北，发现人们已经变化很多了，新知识、新技术已经很容易被人接受，塑料大棚、苹果套袋等等，只要外面有什么新技术，很快在农村就有实践者。我明白了，很多新技术在农村的推广，技术问题容易解决，而政策、利益等多环节的配合才是更重要的。
四、谷堆坪知青中的肝炎传播者
在谷堆坪的插队生活中不得不提的就是那场“肝炎大传播”的危机，而这场浩劫的传播者竟然就是我。好在，所有被传染的同学愈后都很好，都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但在当时的环境下确实是一次严峻的考验。经历了这场危机，使我们更加感受到同学们之间的友爱和乡亲们的关心。
1970年的端午节，是我们到谷堆坪的第二个端午节，和去年一样，村里的乡亲们，几乎每家都给我们知青送来了用黄米包的粽子。最少的也是四个还有八个的，我们大概收到了好几十个粽子。陕北种的软糜子，有两种吃法，一种是连皮磨成软糜子面，然后用开水一烫，和成面团，再切成一片片的，在笼里蒸。我们叫“软糜子烫片窝窝”，这种烫片窝窝热的时候，又黏又软，口感很好，就像吃年糕，但是，因为是连皮一起磨的，所以带有一点扎嗓子，还有一点发苦的味道，因为粮食不富裕，大部分软糜子都是这样吃的。
另一种吃法就是，把软糜子放在炕上炕得干干的，再放到碾子上轻轻地碾一遍，再用簸箕把皮簸出去，就剩下黄澄澄的黄米。黄米一般只有端午节用来包粽子和过年时碾成黄米面做炸糕。我们早就盼着老乡们的粽子了，所以大家都美美地吃了个够才去上工。我是一个人在村边的一块地里整理准备实验用的玉米地，没有和队里的人在一起。可是一到地里，我就开始肚子痛，在地里就方便起来，一次又一次的腹泻，直到后来变成水泄，马上就把我整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往家走，但又没有力气。好不容易走到路边，实在走不动了，就躺在路边等着干活的人们回来。后来大家把我抬回家里，又用拉拉车把我送到公社的卫生院。因为我已经虚脱了，在卫生院输了葡萄糖盐水才好一些。同窑洞的孟进平一直陪伴着我，不时地埋怨我不该吃那么多的粽子，当时我也后悔，以为是吃粽子引起的腹泻。
1970年是我们插队的第二年。国家给的国库粮只供应到1969年的6月，从1969年秋开始我们就和老乡一样分队里的粮食。分的粮食不够吃，大家都向家里要一些全国粮票来补充，平常我们的生活还是很节俭的，大部分时间只吃粗粮。看到我病了，孟进平就回去用白面给我做了片汤，送到公社卫生院。我的肚子不舒服，也没有吃多少，大半碗片汤就剩下了。孟进平以为我是因为吃粽子引起腹泻，也没有考虑到其他因素，看到这大半碗的白面片汤，怎么会倒掉呢？于是，他连碗都没换，就把剩下的片汤给吃掉了。我开始发烧，于是当晚就住在公社卫生院。吃的好像是磺胺类的消炎药，并且打了葡萄糖盐水点滴，当天腹泻基本止住了。
第二天早上，我忽然发现自己的小便是酱油色，于是就和大夫讲了。大夫看了看我的眼睛，立刻肯定地说：“你得的是急性黄疸型肝炎，必须绝对卧床休息，也没有什么好药。”听了大夫的话，我也蒙住了，不知怎么办才好，一片茫然。卫生院立刻把我隔离起来，继续输液。而我自己的心情却再也无法平静，一时不知道这黄疸型肝炎究竟有多厉害，将来能不能好；而且得了这种传染病，心里有一种特别别扭的感觉，想到昨天孟进平还吃了我的剩饭，看来他也难以幸免了；再就是这个病应该在陕北治还是回北京治等等，思来想去也理不出头绪，想和大夫多问几句，大夫也还是那些话，我叫孟进平把我的一本厚厚的农村医疗手册从村里带来，仔细翻看有关急性黄疸型肝炎的内容，思想自己得病的经过。
看过书后，对自己的病情明白了许多。首先我知道目前这种病只能养，保肝的药都只能起辅助作用（这是当时的情况，不知医学发展到今天，是否已经有了治疗的药），在急性期养得好，可以有很好的愈后。第二，我知道肝炎的潜伏期一般有40-50天，由此推算，我是在延安学习时被传染的，我记得那时基本都在地区农科所吃饭，有一次到市里逛街，看到鸡蛋炒刀削面，实在馋得不行，花了3毛钱吃了一碗，说不定这就是传染源；第三，由于潜伏期是带病毒者，仍然有传染性，所以我回来后和村里的知青一起吃饭，大家都有被传染的可能，所以，孟进平和范愉都有被传染的可能。把事情弄明白了，也就有了应对的办法。首先我决定回村养病，在医院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还要花昂贵的费用（我被隔离，住单间），回北京也没有什么用，因为北京也没有什么有效的药；第二要尽快对孟进平和范愉实行预防措施，并且密切观察注意有没有黄疸发生。
出院时，大夫给开了一些保肝的药和葡萄糖注射液，还给开了证明，凭医院的证明可以在公社供销社每个月买1斤白糖（当时白糖是买不到的）。回村后，我们请老乡在地里挖了一些白蒿芽（学名：茵陈），每天给大家煮水喝，据说可以抗肝炎病毒。在村里我成了孟进平的照顾对象，他每天要出工劳动，回来还要动手做饭，我心里十分过意不去。大队里其他同学也都送来关怀，特别是石家河的同学送来在进山打柴的路上买的十几斤土蜂蜜（因为那时吃蜂蜜吃得太多，现在我一吃蜂蜜就头痛）。谷堆坪的女知青黄建平和沟口的女知青闫玮都是大队的赤脚医生，她们轮流来我们村给我静脉注射葡萄糖。妈妈知道我得肝炎后，马上来信，又寄来路费，叫我回北京治疗，但是我觉得卧床休息比路途颠簸更有效，就向家里说明了我的想法。
现在看来当时的措施还是非常得当的，我的黄疸期一周多就过去了。那时，陕北有解放军的医疗队，一些报道也介绍什么“新针疗法”，我也就试着在自己身上进行穴位注射，就是在“足三里”和“阴陵泉”两个穴位上用注射器注射“肝B12”注射液，每天还在这两个穴位和“曲池”穴针灸。来到农村后，由于当地缺医少药，乡亲们有点病也常来找我们，所以肌肉注射和简单的针灸我们都学了一点，有时还真解决了大问题。有一天晚上，下着大雨，善马桥的一户社员跑来说他的孩子发烧，从医院拿了青霉素，可是大队的赤脚医生都不在，听说我能打针，请我去看看。我想青霉素我也没打过，只好带着农村医疗手册，冒雨和他走了7里路，一边看书，一边配药作皮试，给孩子注射了青霉素，早上起来，孩子退了烧才回村。但是给别人打针和给自己打针的感觉很不一样，特别是在针尖和皮肤接触时，就停下来，只得硬往里扎，还是真痛。可是，为了有个好的愈后效果，我还是坚持给自己针灸和注射。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觉得体力恢复得很快，大概一个月左右，我的肝功已经正常了，但是这时孟进平的黄疸已经出现了，我俩的身份来了个交换，我开始做饭（但不用出工），同时也兼护士，因为我可以给他打针，因为我们早有思想准备，他恢复得也很快，大概两个月左右，还参加了公社北京干部组织的徒步赴延安的拉练活动。看起来传染病病毒也欺软怕硬，范愉本人倒没有病，可是和她来往密切的善马桥三个女知青都被感染了，还有石家河的一个女知青，而石家河的男生和我来往比较密切也都没事。看到大队里这么多的同学被感染，我真无地自容，至今想起来，都觉得十分愧疚，好在大家都没有因为这场病影响到现在的身体。
一个多月以后，队长跟我说，队里的西瓜地要开园了，一是要个记账看瓜的，二是我老不出工，没有工分，会影响我的收入，问我能不能去看瓜园。
我知道这是队长和乡亲们的好意是照顾我，可我又实在不能干别的活，这样起码给队里省个劳力，就答应了。
种瓜的正是前面说的富农成分的兰长禄，因为我们已经来了一年多了，已经知道每个人的人品秉性，所以我们处得很好。糖是非常缺的东西，而肝炎又需要大量吃糖，靠供销社每月1斤的白糖是根本不够的，我这一个多月除了那1斤白糖，还吃了十几斤蜂蜜，还有家里寄来的巧克力。到瓜地后，糖的问题就解决了。当地的习俗是，无论谁来瓜地买瓜，种瓜人要先摘一个瓜切开，供买瓜人吃够，然后他才买1个瓜或者几个瓜带走，兰长禄种瓜手艺很棒，种的瓜都是十几斤以上的，最大的一个瓜王竟然48斤。所以买瓜人一般都吃不完一个西瓜，他们走后，就便宜了我。就这样在瓜地有一个多月，我的病也基本好了。后来，回北京探亲时，妈妈请了一个很好的中医朋友给我诊脉，都很惊奇我在农村的环境中竟然恢复得这样好。
提起插队生活，真是有说不尽的故事，虽然那时我们还不到20岁，虽然我们的生活条件很差，虽然我们被送到了最底层，虽然有时也抱怨社会的不公，但是我们都过来了，我们了解了农村中老百姓的生活，告诉我们今后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不要愧对乡亲们。
（作者系北京市人大附中高六八级毕业生，曾在陕西省宜川县云岩公社谷堆坪大队步儿湾生产队插队。）
我的乡亲们
沈平
插队这段经历，对于每个知青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知青运动发生在“文革”中，是十年“文革”的一部分，被卷入其中者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因此，对这场运动进行深刻反省都是必要的。这段知青经历对我来说，有失也有得，失去的无法弥补，得到的却也弥足珍贵。我为什么对它会有如此深的眷恋和怀念，并把它始终珍藏在自己记忆的深处，容不得任何贬毁，不仅仅是因为插队曾经承载了我的青春岁月，也不是因为自己插队之后的境遇。真正的原因是，通过插队，我有幸认识了值得我感恩一生的乡亲们。我真正眷恋和怀念的，就是村里的这些淳朴善良的乡亲们。
是乡亲们在自己都吃不饱饭的情况下接纳了我们，并待我们像亲人一般。
是乡亲们包容了我们的幼稚冲动，和以“革命的名义”所做的蠢事、错事、混事，甚至包容了我们有意无意间对他们造成的伤害。
那时的我，任性、好冲动，还带着在学校参加运动的那股惯性、那种劲头，凡事喜欢上纲上线，很偏激，自以为是在改造社会。而在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发现现实与我们被灌输的理论之间有着极大的差距，又开始困惑，开始迷茫。是乡亲们以他们的为人处事和生活态度影响了我，改变了我，使我从狂热和虚妄中逐渐冷静下来，使我被扭曲的人性开始回归正常。虽然有很多道理，是多年以后才明白的，转变也是经过很多年才完成的，但是，这个转变的确是从那时开始的。是乡亲们领着我走出了人生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步。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
我插队的村子叫石家河，属于宜川县云岩公社谷堆坪大队。石家河村是个小村子，当年全村只有12户，50口人。从1969年1月21日进村，到1971年10月25日离开被招工到延安运输公司，实际上，我和乡亲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到三年，但在这不长的时间里，我还是和石家河的乡亲们建立了很深的感情，这实际上是一种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