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新年伊始，当我和大队北京知青一起踏上西去的列车，准备到延安地区云岩公社插队的时候，年纪还不到16岁。今天，这个年龄的女孩子大多数还在父母羽翼下备受呵护，但那时的我，尽管又瘦又小，却迫不及待地远离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家庭，并且踌躇满志地准备独自面对黄土高原的艰苦生活和劳作。由于我事先并没有和其他同学约好一同插队，所以一开始就做好了一个人生活的准备。不过令我有些惊喜的是，上了火车后，发现竟有两个人大附中初六八级同班女生也在这个队伍里。她们俩都是军队子女，是根正苗红的“文艺青年”，也是非常好的朋友，因为不想因分配而分离，所以相约一起来插队。我虽然不是她们的“铁哥们儿”，但毕竟是同班同学，所以见面后，我们决定合在一起，好相互有个照应。就这样，到达云岩后，我们三个被分到谷堆坪大队的步湾村。
黄土高原用北国冰封、寒风凛冽的风景迎接了我们。刚到村里的时候，我们三个女生一起过了几天很新鲜快乐的日子。冬天没什么农活，村里还派人照顾我们的生活，有人帮着做饭，家家都来送酸菜和各种吃食，我们每天吹拉弹唱，很是快活，招来全村的娃娃婆姨和年轻人都看热闹。但接下来，新鲜劲儿很快就过去了，每个人的心里都清楚地意识到，这里等待我们的不只是黄土高原的寒冷，还有无法预测的艰辛和迷茫的未来。很快，我的两位女同学就在现实面前转向理性，决定不再执着于浪漫的友情，各自寻找出路、尽快离开。大概不到一个月，其中的一位女生的家里就给她办好了入伍手续，离开我们到新疆当兵去了。虽然她在步湾村的存在就像昙花一现，但村里的乡亲中至今还有人记得她的名字。半年之后，另一位女生也很快进了部队，时间虽短，但她却给乡亲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世纪80年代，我在人大校园中又见到了她，她告诉我那短暂的插队生活也在她的人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就这样，不到半年，村里就剩下我一个女生。其实，在近五年的插队生活中，我大多时候都是一个人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是孤独无助的，伴随我们成长并度过那段艰难而难忘的时光的，除了知青集体的朋友们的相互依靠、村里的父老乡亲的热心帮助之外，还有一些同龄的伙伴们。插队知青都正值青春年少，精力旺盛，那时候，村里的男娃女娃都喜欢和知青相处，除了一起干活外，没事的时候也总爱往知青的窑里跑。在那段朝夕相处岁月里，每个知青都结交了不少年龄相仿的朋友，或者说村里的年轻人都是我们的朋友。在我相处的年轻人中，有两个女子先后和我结下了特别亲密的关系，她们曾陪着我欢笑、流泪，帮我度过寂寞和艰难的日子，和她们的友情成为我插队生活中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部分，令人难忘。此后，我们分别走向了不同的人生道路，而她们两人的命运也迥然不同。虽然分别后再未见面，但我的心里却从来都没有忘记过她们。每当回忆起那一段往事，总让我感慨万分。
今天，当我回首插队生活，往往更喜欢回味一些细微的小事和活生生的人物。
因此，我想将这篇短文献给这两位女性，也以此作为我少女时代的纪念。
凤娥子
凤娥子是谷堆坪大队支书的女子，他们家住在步湾村。这一家人是我到陕北之后最先接触、也是关系最近的家庭。那个时代，大队党支部书记没有任何特权和利益，但责任可不小，必须事事带头。记得我曾写过一首题为《支书的灯》的诗，发表在《我是延安娃》那本诗集里，那里描述的支书的故事的确是真实的。我们知青刚到步湾村的时候，村里还没有给我们打下窑洞，一孔破旧的牲口窑被腾出来当了男生宿舍，而女生们的住处没有着落，支书不得不腾出自己家的窑洞先解决。支书家有两孔窑，我们住在较好的一面窑洞里，而他们全家七八口人，只能挤在隔壁旧窑洞的炕上。凤娥是家里最大的孩子，比我小一些，当时大约也有十四五岁了，本来是同父母分开住的，但为了给我们腾地方，也只能搬回去和家人挤在一起。因为是隔壁、又是支书的女儿，从一开始凤娥就当起了我们在生活、方言、风土人情等方面的助手和顾问。
没几天，一个女生当兵去了新疆，春节过后，另一个女生也回家去办手续，窑洞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周围立即冷清了下来。这时，支书提出让凤娥子搬过来和我做伴。这样，凤娥子就代替了其他女生，成为我生活中最亲密的人。
凤娥子长得并不是非常漂亮，但有一种农村女孩的健康之美。她的眼睛不太大，圆圆的脸上有一双弯弯的眼睛，笑起来现出一对酒窝，非常淳朴可人。那时候的农村姑娘很少打扮，凤娥子也是从来不用化妆品，但她红润而光鲜的皮肤完全是素颜天成，虽然平时穿的都是打补丁的旧衣服，最常见的打扮是一件纯蓝中式小袄、黑色粗布裤子和自家做的布鞋，但她总是收拾得干净利落。最显眼甚至有些招摇的，是她那两条长长的大辫子，沉甸甸地垂到腰际，显示出姑娘的魅力和活力，那种内在的挡不住的青春之美，用当地的标准和用语来说，可能多少有些“浪”。凤娥子仅上过一点学，略识几个字，但与村里其他女子比起来，已经算有文化的人了。她平时话不多，举止显得乖巧和善解人意，但与一般农村女子比起来更大方一些。因为家里有一大堆弟妹，从小毫无娇生惯养的可能，所以早早就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家里地里干活都很勤快麻利，在村里人缘也不错。不过如果和谁发生口角，凤娥有时也会现出泼辣甚至粗野的一面。
我和凤娥子在一条炕上一起住了几个月，她的陪伴不是城市闺蜜那种儿女情长和推心置腹，但有她在，从来没有让我因孤独想家而独自落泪。她教给我磨面、擀面等生活技能，也教给我做鞋、鞋垫等针线活。白天，我们一起到地里干活、到清澈的云岩河边洗衣，晚上，除了看书写信的时间外，我们总是在一起聊天，从当地的风土人情、左邻右舍家长里短，到女人们的活计和日常的生活常识，都是我们的话题。我因为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绝对虚心求教。凤娥子则喜欢听我讲北京的一切和外面的世界的信息，有时我也会教给她一些文化知识。显然，她也很注意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卫生习惯。
虽然我们的出身、背景和经历存在巨大的差距，但彼此之间却是平等和坦诚的，说起来，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取长补短。
到了夏天，队里给我们打的窑洞完工了。我从凤娥子家的窑洞搬走，一个人住进了新窑洞。从这时起，不再有人照顾我们的生活，一切只能靠自己了。插队第一年是最难熬的，这是一个逐步熟悉适应环境、克服各种困难、自我调适的过程。不仅每天繁重的农活常常让我累得半死不活，磨面、搂柴、做饭这些生活上的事也令我感到力不从心，有时甚至不得不饿肚子。好在我搬走以后，凤娥子也常常来看我，要不是她，我可能更难度过那段艰难的时间。记得那年夏天，我没有经验，不知八九月份会下连阴雨，家里没有储备足够的磨好的米面和干柴火。那一天在地里干活，突然下起大雨，队长宣布歇工。冒雨赶回家里，我才发现窑洞里没有干柴，没办法做饭，而瓦瓮里的米面也所剩无多。望着窑洞外云岩河川道上空不断移动的“雨线”和雾气，不知何时才能雨过天晴，索性睡下，以解长期以来积攒下来的疲劳。没想到，从这天起，连阴雨一直下个不停，竟一直下了半个月之久。
外面的黄土路泥泞湿滑，连走路都非常困难，更别说挑水磨面之难了。我的窑洞处在村子的边缘，很少会有人经过，我也不好意思去求助别人。于是，我就一直在窑洞里沉睡，希望这样熬过连阴雨的日子。大概昏昏沉沉地睡了三天，几乎没吃任何东西。后来，突然有人在外面大声敲门，硬是把我叫了起来。我迷迷糊糊地爬起来一看，原来是凤娥子。她说，他们一家想到我一个人住，可能没有米面柴火，所以冒雨踏着湿滑的黄泥路过来看看，叫我到她家去吃饭。说着就连扶带架地把我带到她家。要不是她来，说不定我会在窑洞里睡死过去。在支书家吃了一顿饱饭后，他们一家人又帮我磨了面，找了些干柴。这时其他知青也向我伸出了援手，帮我度过了那个阴雨连绵的初秋。这样的事后来还有过一次。那次，是我得了肠胃炎，上吐下泻，浑身无力，在窑洞里昏睡了几天，也是凤娥子硬把我叫起来，陪我到公社卫生院去看病。就这样，在最艰难的插队第一年，凤娥子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在我身边，帮我渡过了一个个难关。我家里没有姐妹，是凤娥子第一次让我感受到了不曾体验过的姐妹之情。
不过，我们之间相处的时间持续得并不长，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自己改变了凤娥子的命运，把她送离了自己的家乡。而那时，其实我自己也不清楚自己的前途何在，今后的人生道路将通向何方。
那是到陕北的第二年夏天，生产队种了几亩西瓜，瓜熟了，村里派我到云岩镇去卖瓜，这种活儿轻松有趣，队里让我干既是信任也是照顾。而我为了不辜负大家的信任，每次卖瓜总是特别卖力，大声吆喝、笑脸相迎，努力招揽顾客，好尽快卖完，给村里多挣些钱。
那一天，艳阳高照，我们在云岩镇附近河畔的树荫下摆开了瓜摊。两位来自延安的客人路过，我一如往常热情待客，让他们高高兴兴地买了我们的瓜，并马上打开，蹲在地上吃起来。他们知道我是知青，就一边吃瓜，一边和我聊了起来。谈笑中我得知他们是延安地区招待所派来招服务员的，就好奇地询问他们要招什么条件的。他们说要招能代表延安形象和气质的本地姑娘，漂亮、能干、朴实、出身好，但不要求很高的文化程度，没有学历要求。
在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很少相互提防猜疑，我自然是毫不怀疑地听信了他们的陈述，既没有任何私心想要毛遂自荐，也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存在着很大的利益，更没有想过以此和支书家拉什么关系（在那时也没有可能），当然也没有想到应该让很多合适的女子一起来竞争。听完条件，我几乎不假思索，马上热切地向他们推荐了凤娥子。我不记得自己对凤娥子所做的描述是否有点“忽悠”的成分，但听说她是支书的女儿又加上我极力推荐，他们显然产生了兴趣。于是，就在谈笑之间，我无意间完成了一件改变人的命运的壮举。
后来，这两个人真的跟着我来到步湾村，见了凤娥子和她的父亲。
当然，此后事情的进展之顺利让我有些出乎意外。见面之后，他们居然马上表示对凤娥子很满意，同意录用，完全没有计较她的文化程度，这不禁让我松了一口气。在神速地办完了一切手续后，这个从来没有到过县城的农村姑娘，就这样直接走向了陕北的中心城市、革命圣地延安。那时，城乡之间、农民与干部之间的差距非常悬殊，更何况延安招待所是当时延安最高级别的接待机构，不仅条件好、规格高，而且可以见到很多大人物和中央领导人。况且，与农村繁重枯燥的体力劳动相比较而言，在那种环境下的工作是何等的舒服安逸，所以毫无疑问，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并难以获得的机遇。
不过当时，我虽然有些兴奋，但并没有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不过是举手之劳，成人之美，而支书一家也非常坦然，没有因此表示出不自然的感谢和狂喜。直到后来听到一些传言，我才意识到这件事其实真的有点匪夷所思。如果在今天，说不定会被杜撰出多少个复杂版本呢。
对于凤娥子来说，身份的转变似乎很顺利。因为她天生勤快、朴实和体贴，做一个好的服务员本是顺理成章的事。两年后，我回家探亲经过延安，曾经在凤娥的宿舍住过一晚。那时，她已经完全融入了招待所的环境，俨然已是一个老练的服务员。虽然已经洗脱了原有的乡土气，但仍不失淳朴，见人就露出甜美的笑脸，热情、懂事，人缘很好，而且还很努力地学习文化，客人和领导对她的工作似乎都很满意。她不仅记得我们的情谊，热情地招待了我这个一无所有的知青，而且还以她的微薄工资承担起支持家庭和弟妹的责任，几乎成为家里的顶梁柱。这对于当时还讲究养儿防老的陕北农村而言，的确是令人羡慕的美事。
不过，人生福祸相依。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命运突变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或许还有另外的理解。凤娥子毕竟没有多少文化，小小年纪突然从父母身边进入一个陌生和充满诱惑的世界，她的能力和定力都非常有限，不可能凭自己的力量再进一步。在满足之余，不进则退，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竞争越来越激烈，没有学历的凤娥子在青春逝去之后只能停留在平凡的低端岗位上，成为弱势群体中的一员。而且，过早地进入社会和缺少经验，使得她没有很好把握自己的个人情感，家庭生活也并不十分美满。因此，这种宿命是否一定比留在农村、嫁当地人更好，恐怕也很难评说。
和平
插队三年之后，云岩的很多知青先后因招工、招干或上学离开了。按照统一部署，剩下的知青们被合并到几个村，步儿湾的知青被合并到谷堆坪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