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想到可能是过河用菜刀想砍缆绳的事，宜川连这个都告诉吉县了，我们说没有什么凶器，这时另外几个人强行将我们的书包拿走，在书包里翻出三把菜刀，问：“这不是凶器是什么？”“这是做饭的菜刀啊，怎么能说是凶器呢？我们带在身上是防狼的。”那个头目又说：“你们明天就回陕西，如果明天不走，就把你们扣起来，叫你们县来领人。”我们心说吓唬谁呢，我们又不是吓大的，在北京什么没见过。接着又对我们讲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重要性，要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春节等等大道理。我们也顺着他们说，明天一定返回，和贫下中农过一个革命化春节，随后他们就走了。
现在想起来，也可能他们认为陕西的事不应归他们管，既然宜川通知他们了走走形式也就完了，何必那么较真儿。
继续睡觉，早上吃过早饭，有两人不愿意走了，要回去。最后决定两人回去，六人继续走。送走两名知青后，我们一行人，离开县城义无反顾地走上通往襄汾的公路，前方如何？还有什么艰难险阻在等待着我们，一无所知。
走到塬上，举目眺望，皑皑白雪掩盖了吕梁山的千山万壑，天空乌云密布，看来又要下雪了。我们商量如果看见汽车就搭车，终于看见身后远处的公路上出现了一个小黑点在移动，大伙都兴奋起来，汽车来了，我们就站在路边等待汽车的到来，终于看见一辆拉货的汽车，我们赶紧招手示意停车，谁知绑着防滑链的汽车停也不停就开了过去，没办法继续走，这时远远的又开来一辆汽车，同样的结局。气的我们对着远去的汽车大骂，骂汽车，骂开车的司机，骂归骂，无济于事。后来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在公路上坡拐弯的地方，车开得慢，好扒车。走到一处坡下，我们坐在公路边等车，半小时后又上来一辆车，车到我们面前时果然减速，说时迟那时快，我们六人以敏捷的身姿迅速扒上后车厢，司机好像察觉到了后面有人扒车，就停下车大骂：
“找死啊！”我们不想惹事，赶紧向司机赔不是，说好话，并递给司机一盒烟，司机一看我们人多，又是北京知青，不好惹，就问：“你们去哪里？”“你车到哪里？”“去煤矿拉煤。”我们又问：“煤矿离公路远吗？”“不远”“过乡宁了吗？”“过了。”“那我们也去煤矿。”本来天气就冷，坐在这无遮挡的车厢里更冷，怎么办？抽烟也不管用，唱歌，于是我们就唱苏联歌曲：“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曲折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冰雪遮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一首一首地唱下去。我们插队时都带有外国民歌二百首歌本，在以后的插队生活中，好多知青都以学唱苏联歌曲为时尚，这也可能是一种发泄心中空虚的办法吧。
下午4点左右，车到了一个煤矿停下，时间久远记不住那个煤矿的名字了，在乡宁和襄汾之间，反正煤矿规模不大，我们之所以去煤矿，是因为那里有食堂，可以解决吃饭问题。
在煤矿办公区见到了一个20多岁的青年人，他是这里的一个技术员，我们和他聊了起来，他家在大同，中专毕业来到这家煤矿当技术员三年了。我们也讲了我们的插队经历，他很同情我们，中午给我们几个买了饭，还把我们领到他宿舍休息，我们谈得很投机。我们一起的一个哥们问他：“给你介绍个北京女知青对象，愿不愿意？”我们一听也不搭茬，知道他拿技术员开涮，后来我们也七嘴八舌敲锣边，说我们陕西很苦，农活很累，女知青都想找当地农民嫁出去，你是国企职工，又是技术人员，她们肯定愿意，技术员听后很高兴，问了问女知青的情况，我们给他胡侃了些，他很满意，可能为了感谢我们能为他解决婚姻大事，就想留我们休息一晚明天再走，正是我们巴不得的，好吃好喝，还能美美地睡上一晚。
第二天睡到自然醒，连早饭都没吃，恢复了体力。中午吃饭时，他特意给我们买了一瓶酒，还叫来他的两个同事，说是给我们饯行，饭间技术员说这里离襄汾还有70多公里，下午给你们找一辆顺路车搭你们一段，你们就可以少走些路，酒足饭饱后，技术员找了一辆顺路车，又把剩下的馒头让我们带上，我们告别了技术员，继续赶路。
40多年了，每每回忆起那段艰难的日子，想起那个善良、淳朴的青年技术员，想起我们为了有个吃饭休息的地方，竟然给他编造了一个美丽的故事，欺骗了这个年轻人，心中都感到内疚，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祝好人一生平安。
离开小煤矿，搭了一段车，我们继续跋涉在茫茫大山中，总感觉好似永远也走不出这片大山，太阳好像怕冷似的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天空乌云密布，无情地压向山山峁峁，沟沟壑壑，仿佛要将整个高原连同我们这几个孤独的赶路人一起吞没。我们挣扎着，冒着严寒，步履艰难地行走在这无尽的回家路上。
这里的地形地貌和陕西有明显的不同，不再是沟、川、塬，而是重重叠叠的山，山上的植被也多了些，大部分是灌木丛，也有一些乔木。我们大部分是沿公路走，时不时攀小路走近道。
行走中不时惊动灌木丛中觅食的山鸡和斑鸠，偶尔还看到草狐狸和野兔子在雪地中奔跑，大山显露着生命的气息。
攀山走小路，虽然有时能近几公里，但难走，小路雪深路滑，我们穿的都是塑料底鞋，经常滑倒，搞的鞋壳里、袖口里、衣领里都是雪。路上偶尔也看见村庄和山坡上零散的窑洞。
我们计划连夜急行军赶到襄汾，就没考虑今夜在哪里投宿。累了就坐在雪地上歇一歇，吸支烟，渴了就吃口雪，一直走到晚上10点的时候，实在是太累了，老天爷好像成心和我们作对，刮起了西北风，还飘起了雪花，气温达到了零下20多度。身上的积雪经风一吹又都结成了冰，每个人的脸、手、脚都冻木了，似乎觉得浑身上下没有一丝热乎气了，不行这样要冻坏的，可举目四望，四周连点亮光都没有，别说是人家了。
“坡上有个窑洞！”一哥们兴奋地喊到，大家精神一振，好像找到了救命稻草，举目望去，路旁坡上果然有一个废窑，门窗都坏掉了，我们连滚带爬地冲到窑里，起码风吹不到了。我们一行六人坐在里面，我想掏烟吸，就觉得手是木的，没知觉了，我吓坏了，他们也一样，这才意识到是冻僵了，我们赶紧相互把手和脚伸到对方怀里，利用体温取暖。年轻人火力壮，过了不久缓和了，想弄点柴生火，屋漏偏逢连阴雨，仅有的一盒火柴在路上不知掉哪里了，当时真可谓是饥寒交迫。休息一会，把带的两个馒头拿出来，早已冻硬了，仗着年轻牙口好，三个人一个馒头，吃了一口馒头，一口雪的晚饭。
歇了近一个小时，看了一下手表11点多了，赶紧上路，不然非冻死在这里，我们出了窑洞在夜色中继续前进，前面的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条生死之路。
又困又累又饿，迷迷瞪瞪，机械地向前走。两条腿都不是自己的了。走了大概有一里地，忽然一哥们喊道：“怎么少了一个人？”我们想到一定是在窑洞睡着了，走时又没看人数。于是决定两个人回去找，其他人原地等。到了窑洞，那哥们果然睡着了，赶紧叫醒：“你不想活了！”连拉带拽地带着他返回。这时另一同伴也许是累极了，就躺在雪地上说：“你们先走吧，我不走了。”我把他强拖起，含着眼泪对他说：“必须走，留下就是死，走还能活，咱们几个人都要活着走出这该死的大山。”大家沉默无语，心中只有一个信念：
要活着，要回家。拖着几乎丧失知觉的疲惫之躯，冒着漫天风雪，相互搀扶着、机械地、摇摇晃晃地行走在这荒无人烟的大山之中。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要不是回家的信念这口气在心里托着，人早垮了。
不知走了多少时候，拐过一个山口，眼前突然一亮，夜空下前方一马平川，雪原上遍布着一片片星星点点的微弱灯光，好似天上的星星洒落人间，我们突然意识到终于走出大山了，我无意识地看了一下手表，凌晨2点。
四天四夜，近200公里，我们终于走出高原，走出大山，来到了汾河川。
所有的累、困、饥霎时烟消云散，我们欢呼着向山下大踏步走去。到了山下，好大的村镇，房子也不再是窑洞了，都是大瓦房。我们好不容易敲开一家客栈的门，住了进去，美美地睡他一觉，明天直奔襄汾城。
上午，在街上的一个小面馆每人吃了碗面，继续行走，一马平川，好走得很，不知怎么走惯了山路，反而不习惯走平路了，真是没有受不了的罪，只有享不了的福。一路顺利，于下午3点到达襄汾城。
进城后直奔火车站，在火车站前的街上，看见一个貌似北京知青的年轻人，我们此时已弹尽粮绝了，就想向这个知青“借点钱”，走到他后面，一拍他肩膀，他回过头一愣：“怎么是你们？”“怎么是你？”“你们怎么来了？”“你怎么在这儿？”原来他是我们学校在山西插队的知青，经交谈得知他在襄汾看管粮库，聊了一会，他说：“你们饿了吧，咱们找个饭馆边吃边聊。”饭桌上我们各自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他说傍晚有一趟去太原的快车，我在这里熟，送你们上车。晚上6点钟告别了这个山西哥们上了火车。
上车前，我们商定除一人要到太原亲戚家外，其余人在榆次下车，因太原站大不好出站。在车上我们就分散开，为的是不引起列车工作人员注意，一路未查票，凌晨榆次顺利下车，下车一看傻了，站台上到处都是虎视眈眈戴红袖章的人，外面还能听到零星的枪声，我们往出站口方向走，看见办公区院里有一堵墙，我们快步走到院里翻墙而出，墙外就是一条街，刚落地就听一声呵斥：“不许动！”接着就是拉枪栓的声音。我们没敢动，“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北京知青回家探亲的。”对方一听是知青语气缓和了许多：
“我们是造反派的，现在正与保皇派武斗，你们赶快到候车室去，街上不安全，希望你们北京知青支持我们。”
有惊无险回到候车室，少一个人，不知是否没下车，不得而知，只剩下我们四人了，在候车室一直待到下午才又混上了一趟去北京的列车，车快到石家庄站时，列车长带了几名工作人员查票。我们无票，于是被带到餐车询问，我们说是北京到陕北插队知青，回家过年，没钱买票，车长无奈，只得在石家庄站让我们下车，这是个大站，不好出站。采取榆次办法，从站内跳墙出站。刚走到墙边，突然一声喊：“干什么的？”顾不得那么多了，箭步跑到墙边翻身而越，墙外也是一条小街。也怪了，这堵墙车站里面矮，外面很高，落地后撒腿就跑，我刚跑了几步，就听身后传来“哎哟”的叫声，回身一看，原来是一个同伴脚崴了，我赶紧回去搀扶他到候车室休息，等另外两个同伴。
这时进来两个便衣，指着我们俩说：“我们是警察，跟我们走。”我们说：
“凭什么跟你们走？”“少废话，走。”跟着他们来到车站派出所的一间房子前，开门把我们推了进去。进屋一看里面已有几个人，一看就是盲流子，同伴笑着说：“看来把我们当盲流子了。”我说：“管他呢，先歇着。”快天亮了，进来一个警察指着我们俩说：“你们俩出来。”到了一间办公室，就跟审犯人一样，问我们的姓名、职业、籍贯、住址。我们告诉他：“我们是北京知青，回家过年，别的没什么可交代的。”“你们几个人？”“两个。”“说谎，你们是四个人。”同时拿出一张合影照片对我们说：“这个人就关在隔壁。”我们无语，这才知道他们俩也进来了，经核实我们知青身份后，就对我们教育了一番，无非是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大道理，我们说，警察同志说得对，我们一定尽快返回陕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然后就把我们放了出来。
我们再次回到候车室，这时天已亮了，翻了翻身上，一共还有5元钱，其中一人在石家庄有亲戚就先走了，剩下我们三个人，买了3张到正定的火车票，还剩下2元多，出站吃了早点，10点钟坐上了开往永定门的火车。
前方就是北京。我们的家，那里有我们日夜思念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亲人。
（作者系北京市玉渊潭中学初六八级毕业生，曾在陕西省宜川县阁楼公社汾川大队东岭村插队，退休前在北京铁路局丰台机务段工作。）
在历练中获得勇气
尹砚亭
我写这篇文章，只是想将当年插队经历的一些事情真实地还原出来，留给自己和友人看。
冰桥历险
1969年春节刚过，我和村里的一位知青伙伴准备回陕北，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人们身份的转变都是瞬息万变的，一个月前作为知识青年被喧天的锣鼓欢送去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事隔几天再回到北京居然就成了“盲流”了。记得刚回家那几天，街道居委会、派出所轮番到家里动员我俩回陕北和贫下中农过一个革命化春节，甚至威胁说再不回去就把我们送到学习班，强制遣送回去，好在通过关系和派出所通融一下，才允许我们过了春节立即返回陕北。从那一刻起，我意识到，北京已不属于我们这些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