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插队的事情，还是先说说我们这个集体，说一下我们是怎样走到了一起。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1967年底停止了大串联。同学们都回到了学校，但是也没怎么上文化课。我们在学校时都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经常在一起排练节目，去学校、工厂、街道宣传演出。
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后，我们紧跟形势，排练了许多新的节目，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那时去插队、去兵团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我们敲锣打鼓地送走了一批又一批比我们大一些的六六、六七届学哥、学姐们去东北兵团和山西插队。一天，负责管理宣传队的工宣队员庚师傅对我们说：你们在宣传毛主席指示，动员同学们上山下乡！你们能不能起在学校排练节目个带头作用？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带头报名上山下乡？我们当时二话没说，大家就都去报了名，由于当时主要进行的是六七届的分配，学校说其中属于动员范围的都可以去，小一些的就不用去了。我们当时就是满腔热血，满脑子想的就是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毛主席既然说了要我们去接受再教育，我们就要积极地响应！况且当时报名插队的地方是延安地区。那可是老革命根据地，是当年毛主席闹革命的地方！延安！那是多少人积极向往的革命圣地！一定要去！于是我们许多人写了血书！坚决要求去上山下乡！学校很快批准了，并许诺把我们放到一个生产队，以利于我们搞宣传活动。这样我们11个人：孙继友、徐少峰、迟双成、代仁旺、侯京通、赵金明、王学、刘小平、徐蓉蓉、孙怡茹、张蕙兰（6男5女），结成了一个新的集体。因为我们是由校宣传队的队员组成，所以在这个集体中包含了五届的学生，从1948年到1953年出生的都有，1953年出生的（那时仅有15岁）就有4个。最大的也才20岁。当时我的父亲还在牛棚中，报名时都没有和父母商量。学校批准后，我才告诉妈妈，妈妈匆忙为我准备行装。我们告别了同学，告别了亲人，告别了北京。满怀憧憬，满怀激情，奔向革命圣地——延安！
到达
1969年1月9日，我们第一批赴陕离京知青，从北京站出发。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第二天到达富平县。站台的风雨棚上挂满了横幅标语，欢迎的人群，敲锣打鼓，扭着秧歌喊着口号，陕西省相关部门的领导，也来到车站1969年离京前与工宣队员庚师傅合影。前排左起：张剑云、张蕙兰、孙怡茹、庚师傅、刘华；后排左起：郭兰芳、王和平、高春敏、高兰芳、李博红。
迎接我们首批到达的北京知青。经过了热烈的欢迎场面，来到了停车场，那里停满了准备运送我们的部队卡车，我们按县、公社集中，分别上车。汽车离开了喧闹的城市朝着东北方向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当时还是数九寒冬，气温很低，加之当时条件有限，卡车上只加了个帆布篷子，卡车呼呼地跑着。
在卡车上越坐越冷，我们只能将能穿的保暖衣服、皮帽子、手套、口罩都穿戴上了，谁也说不清要坐多长时间到达目的地。开始大家还有说有笑的，随着车子前后左右地摇晃，周围的景色也越发荒凉，车队在盘山公路上转了一圈又一圈，翻了一座山又一座山，说笑声也渐渐地少了，有些同学也开始晕车，吐得一塌糊涂。记忆中我们经过富平、黄龙等县，第二天晚上到达宜川县城。直至第三天我们终于到了宜川县云岩公社！到公社时已经夕阳西斜，落日的余晖暖暖地洒在公社背后的山坡上。公社的大院里，大家却没有感受到那静静的晚霞，而是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喊的、叫的，哭的、笑的……大家在分手，在道别。我们连着赶了几天路，一路被火车、汽车摇得头晕眼花，五脏挪了位。人站在地上，却感觉依然在晃动中。我们11人被宣布分到了二里半生产队。因为二里半生产队离公社太远，天黑前赶不到队里了，所以公社要求我们明天天亮了再走。但那时我们豪情满怀、斗志昂扬，加上对即将开始新生活的地方的渴望。心想“都到公社了还能离生产队有多远？”
对“里”的概念一点也没有，只想赶紧回“家”。大家找到公社安置我们的负责人要求当天回村！经过和队里来接我们的社员商量后，我们将行李装上架子车，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一路欢歌地向我们的新家——二里半奔去！
从公社到二里半生产队要走30多里路。沿着公路，右边是清清的云岩河水，哗哗地在山谷中流淌，有些叫不出名的小鱼在河水里欢畅地游着。左侧是一道道山梁，随着我们不停地脚步，山梁的画面也不停地变换着他们的姿势，展现着黄土高原那不同的风姿。我们这些刚从城市出来的孩子，看什么都觉得新鲜好玩。在架子车旁跑前跑后的。过了“蓝水月”，天渐渐地黑下来，走到“八十亩滩”，天就全黑了。一部分社员拉着架子车顺着公路绕远道走，其他社员就带着我们抄近路上山。好在我们准备了手电，这回可是派上了用场。越走天越黑，慢慢地看不清周围的景色，手电只能照见脚下的路，我们不知山有多高，沟有多深，只是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社员，互相招呼着、拉扯着向前走。这时，我们已经筋疲力尽，与社员慢慢地拉开了距离。怎么这个山都爬了这么半天了还没到山顶？问问给我们带路的老乡，他们说：转过这个弯弯就到了。结果是转了一个弯弯又一个弯弯，抬头看看还是看不到山顶。在接我们的社员中有一个小孩，看起来也就十二三岁，看着他不慌不忙地，也不呼哧带喘，慢悠悠地老走在前面，我们想追也追不上。累极了，我们就背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大家互相拉扯着、帮扶着，好不容易上到了山顶。一问老乡还有十几里路呢！
我们当时就真蒙了，怎么生产队会离公社那么远？这一里到底是多远呀？没法子，只能继续前进。没走多远，又开始下山，我们更蒙了。下山就意味着还要上山，怎么还要爬山？赶紧问社员，社员说：这不是翻山，是过“崾崄”。就是小山梁的连接处，没多深。就又是平地了。翻过一个“崾崄”，问问还有二里半，再翻一个“崾崄”还有二里半。“二里半”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于是我们问老乡，不是叫二里半吗？怎么那么远？老乡说：那是村里距离一个老戏台二里半，老早的时候那里是个集市，很热闹。现在叫“南九殿”，还存有一个老戏台。看到老戏台就快要到咱们村了。我们又问老乡：你们平时去县城吗？老乡说很少去。那公社呢？也不太去。有些婆姨一辈子都没有去过。我们一听，心都凉了。心想，那我们以后会是怎样？不也是会如此吗？
这么遥远的路程肯定也不会去公社了，还怎么回家？（谁知我们后来会经常去公社，而且当天还要往返，还要在公社交粮、开会、买卖东西，进行一系列的日常活动。）
终于看到老戏台了，漆黑的夜色里我们远远看到村口的火光，不知哪来的劲儿，脚步也快了，步子也轻了，向村子奔去。村口燃起了篝火，队长带着老乡们在村头迎接我们，和我们相互握手。老乡们敲锣打鼓，喊着口号。
我们心情激荡、热血沸腾，也回应着乡亲们的口号。那时，我们全戴着大皮帽子，天又黑，也分不出男女，老乡发现有女生就赶紧把手缩了回去，嘴里还直说：有女子、有女子，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顿时觉得老乡真可爱！我们终于坐到了窑洞里的炕头上。
窑洞里黑黑的，一盏煤油灯把窑洞中间照亮，坐在土炕上暖暖的，真舒服，总算到家了。坐在热炕上才觉得肚子饿了，身上的衣服早让汗水溻湿了。当天晚饭吃的是饸饹面，有些同学还是第一次见到饸饹床子，感觉很新鲜。热乎乎的饸饹面条进肚后，队长对我们说：女同学不在这里住，还要再翻一个山坳。我们当时就傻眼了。再翻一个山坳？如果是来的路上那种山梁，再翻一个山坳那得多远？于是问队长：我们不是分在一个生产队吗？怎么还要分开？我们是一个集体，不能分开。队长给我们解释了半天，也说不清楚，反正意思就是很近。我们也闹不明白，再近也是一个山梁呀？我们临时商量一下，由于天已经很晚，和老乡在语言上还不好沟通，就是有什么问题，眼下也解决不了，还是先去吧，先让大家能够休息。后来才知道，陕北的窑洞就是依山而建，顺着一道道山梁打出一排排的窑洞，我们村的主要居住地分为南窑廓、北窑廓。我们刚到，还没有自己的窑洞，先分别借住在老乡家中。
所以男生住在北窑廓，女生住在南窑廓，确实不太远。
既然要走，那就出发吧。男生不放心，也和我们一起上路，要把我们送到住的地方再回来。老乡们帮我们扛着行李，提着马灯走在前面。我们心情忐忑地跟在后面，尽管黑了吧唧的啥也看不清，但还是努力地观望四周，想知道我们住的是什么样的地方。走着走着，侯京通也不知想起什么事情，紧着叫“张蕙兰、张蕙兰”，结果张蕙兰回头答应他，就听得“哎呀”一声，紧跟着传来“提了哐啷、咚！”的声音，再一看，张蕙兰不见了。我们赶紧喊：
“张蕙兰、张蕙兰！”一会儿从我们身边的地下传来张蕙兰的声音：“哎，我在这！”我们赶紧循声寻找，才发现她掉到了一个三四米深的大坑里（后来才知道，那是一个被雨水冲出的深坑，黄土高原上这种坑很多）。因为她手里还提着琵琶琴盒，所以掉下去时琴盒碰到洞壁上发出很大的撞击声，琴盒也卡在了洞壁上，帮她减小了向下的冲力，还好人没事。这时老乡也赶过来，找来绳子，帮忙把她弄上来。从此，就成了我们来到陕北后的一个“故事”，每每提起都会开怀大笑。后来问侯京通有什么事，受了这一惊，他也早忘得干干净净的了。今年我们回队时，老乡们竟然还清楚地记得张蕙兰第一天来就掉进洞里的往事。“历尽磨难”，我们终于住进了陕北的土窑洞，开始了我们在陕西省宜川县云岩公社二里半生产队的插队生活。
学会生存
我们刚到农村，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分别住到了老乡家里，日常活动都在男生的窑洞里，只有睡觉时女生才返回自己居住的窑洞。队里组织劳力给我们打下了过冬的柴火，准备了劳动工具，对我们的生活，队里还安排了一名社员，每天给我们这十几个学生做饭。我们觉得自己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怎么能让老乡给我们做饭呢！于是就和队长说，我们自己来做。我们要学会安排好自己的生活。
大家一致推选张蕙兰为我们的生活委员，每个人交50元钱作为集体灶上的启动资金，我们分成两人一组，每天一组负责做饭，另外一组负责每天早上拉驴套磨、磨面。因为我们早饭都是在地头吃，十几个人分了好些地方干活，只能让老乡各家给捎去。做早饭的同学要把做好的早饭分送到社员家，然后赶紧吃上点饭就去替换磨面的同学（我们没有磨，都是插空借用社员家的磨，四邻八舍的磨全被我们用遍了），换下来的同学回家吃完早饭就去上工。当日负责做饭的同学一个要将粮食磨完，另一个人就要下沟去驮水。回来后就要赶紧准备午饭，要保证下地干活回来的同学正点吃饭，一天下来还挺紧张。
当时农村吃的都是原粮（带皮粮），需要用石磨或者碾子将其磨成面粉。
我们这些在城市长大的孩子是连石磨和碾子都没见过的，一切都得从头学起。
磨面前需要先“备粮”，即把粮食簸干净，再用净水洗洗，捞出来晾干，这样做不仅保证粮食的干净，而且磨面时粮食是潮的，不会到处飞粉。刚开始，我们不会做。等我们备好粮。你再看看，锅里、灶台上、地下全是粮食。老乡说我们是“嘛稀女子”（不干净、不利索）。
窑洞的一般结构布局是：窑口装有门窗，进门右手是土炕，炕占到窑洞进深的一半，炕的里端与灶台连接，灶台比炕略低，挨炕边的灶台外面是一个大锅，里侧还有一个小锅。做饭的燃料是柴火，当地硬柴很少，除去一些酸枣圪针、野草什么的，只要能着的，像荞麦秆、麦秸、豆秆都是燃料。我陕西省宜川县云岩公社二里半生产队北京插队知青合影。前排左起：徐蓉蓉、张蕙兰、孙怡茹、王学、刘华；后排左起：徐少峰、赵金明、迟双成、李洪胜、孙继友、代仁旺、侯京通。
们起初不会烧火做饭，就怕火灭了，只知道使劲添柴，其实填得越多越不好着，我们越着急就越使劲往里添柴火，火也越烧越靠里，火全都抽到炕洞里了。结果是锅里的水还没烧开，炕席却烫的不敢挨，有次竟把炕席给烧煳了。
记得有一次烧的是荞麦秆，不好着，光冒烟就是没有火。迟双成看着着急，将烧火的拦在一边，蹲下他那高高瘦瘦的身子，跪在地上伸着脖子，憋足了一口气对着灶眼大口吹去，还真见效，火苗一下从灶眼里蹿了出来，就听见“哎呀”一声，这时再看迟双成，只见他向后一屁股坐在地上，双手捂着脸，我们过去掰开他的双手一看，脸熏黑了，眉毛也给燎着了，成了花脸关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