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示后勤部门试一下放养喂兔的方法，后勤的同志说：兔子与鸡的本性不同，一吹哨就会吓跑的，根本搞不成“兔司令”。他说：“你不试怎么知道不行？”人们只好去试验，他也参加这种试验。结果显然是失败的，但他的良苦用心和急迫心情谁能不理解呢？
苏联专家：碰撞与合作
有一年，孙继先应周总理邀请回京参加“五一”节活动，在总理住所紫光阁参加舞会时，毛泽东主席的秘书就把他请到了春寓宅。毛主席见面就问：“孙继先，你学到了点东西没有？”
孙继先当然明白是指苏联专家，就回答：“学了一点。”
毛主席问了一些苏联专家的情况，鼓励孙继先尽量多学一点东西，使自己能独立指导导弹发射工作。那时，孙继先几乎每周去专家那里两到三次，认真观察和学习，尤其是最关键的技术——地对地的操作，他不但学会了地对地发射指挥操作技术，而且连地对空等操作技术也学会了。
毋庸讳言，二十基地的创建与苏联专家的帮助是分不开的。二十基地组建至专家奉召返回，先后聘请了三批专家共163人。前两批专家是国防科委直接聘请的，第三批专家的聘请工作是二十基地办理的。
第一批专家36人，由盖杜科夫少将率领，分别于1957年12月和1958年2月来华，并于1958年4月全部回国。主要任务是勘察定点，选择靶址。
第二批专家35人，由乌斯和培拉夫率领，于1958年9月开始陆续来华，同年12月全部回国。这批专家主要在工程兵设计院做基地建设的设计工作，他们曾帮助基地提出过在国外订货的清单，较系统地讲解过靶场的试验工作，并编写过一些讲义，等等。
第三批专家91人，由谢列莫夫斯基和柯瓦廖夫中校率领，于1959年3月至1960年5月陆续来华，其中37人因工作期满或工作调动，于1960年8月4日前回国，其余54人均于8月4日到8月24日奉召突然撤走。这批专家多数来自苏联的靶场和工厂，主要任务是帮助基地安装设备、组织训练和试验，少数专家是临时帮助执行P-2火箭发射任务的。他们曾帮助基地审查编制、编写工作条例和职责，训练部队的技术人员和安装特种设备等等。
孙继先接触的第一个专家是盖杜科夫少将。他是第一批名专家中军衔最高的。此人做事喜欢独断专行，一个人说了算，态度十分傲慢。孙继先最不能接受的是盖杜科夫用讽刺和挖苦的语言讥笑中国军人缺乏导弹知识。孙继先认为“我们请你来当专家，就是因为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不是请你来讽刺和挖苦的”。
1958年之交，火箭运载核弹头的弹着点问题提上了日程，组成以陈士榘为组长，孙继先为副组长的勘察小组，成员有安东、万毅、赵东华（工程兵参谋长）、随行秘书、翻译等七人和苏联专家盖杜科夫少将一行4人，共计11人。
飞机自北京经太原、银川、兰州，在新疆的哈密机场降落。第二天勘察小组人员分乘两架直升机飞向敦煌以西的死亡之海——罗布泊上空。经空中察看，初步商定：哈密以南、敦煌以西的开阔区域为试验区域，这也就是后来的马兰基地（二十一基地）。
在这次勘察中，经历过一次“钻口袋”般的惊险飞行。天山一条幽深神秘的峡谷吸引了盖杜科夫少将。他对驾驶员说：“飞进去。”驾驶员说：“这里不是航线。”“那也飞进去。”飞机开进峡谷。结果越飞山越高，越钻谷越深，钻到后来，看不到山顶了，峡谷也越来越狭窄了，飞机像钻进了一个袋子，一片阴森的感觉，令人毛骨悚然。
驾驶员说：“这里不是航线，请首长有思想准备！”顿时，几个苏联人的脸色苍白，陈士榘也有些紧张。
飞机的机翼碰在树叶上发出了“哗啦哗啦”的响声，不知谁冒出来一句：“完了！”
话音未落，飞机又拉了起来，在峡谷中探路飞行。孙继先平时话就不多，这时，他说了一句：“请大家不要紧张，飞机上有足够的油，是可以飞出去的！”
他深信有山就有谷，有谷就有口，只要驾驶员冷静下来，就能选准航线，飞出峡谷。他用十分坚决的口吻指挥驾驶员：左边是苏联，右边是中国，只要见到山口就朝右拐，哪怕是飞回原路，也能飞出去。驾驶员照此办理，终于飞出了峡谷，在阿科苏降落了。
下飞机后，孙继先对盖杜科夫少将说：“这次勘察，你没经过小组长的同意，就进了驾驶舱指挥驾驶。飞机出了问题怎么办？后来又提出钻进峡谷的要求，险些出事故！你必须好好地接受教训！”
回到乌督木齐，同行的另外三名苏联专家和在家的苏联专家一起，对盖杜科夫好一顿批评，一直到半夜，据翻译传来的消息说，大家指责他时说：“要知道飞机上有一个上将、三个中将，你这样的做法，万一飞机出事，怎么交代！”
他却十分轻松地回答：“到那时还交代个屁，连我自己都‘交代’了！”
紧接着，他们又到葫芦岛勘察海军导弹弹着点，临近县城的时候，天已近傍晚，盖杜科夫突然提出要到城南边的深山里转转。
同行的人劝他：“你还是不去的好，那里边可能不太安全。”
他说：“不安全？！我们苏联人不怕！”
孙继先毫不客气地接上-句：“我们中国人更不怕！不让你去是为了你的安全，我们对你的安全是要负责任的。如果非要去，我可以陪你去。”
“你敢去？”盖杜科夫执意要显示自己的胆量并想将中国人一军。
孙继先轻蔑地一笑，说：“走！”
天色暗了下来，这山沟越走越深，周围静悄悄、阴森森的。孙继先告诉他：
解放前这里有土匪，现在山里边会不会有坏人出没，难以料定。盖杜科夫有点害怕了，对孙继先说：“还是回去吧，在这山沟里，真出来几个土匪，我们就都完了。”
孙继先却来了精神，说：“我打了一辈子仗，还怕土匪？我不怕，你怕你回去吧！”
盖杜科夫知道孙继先话中有话，再也没有了平时的骄横，执意要孙继先一起返回。
第二天，苏联专家们狠狠地批评了盖杜科夫，说他逞能，逼着中国的将军进深山，很晚才回来，出了问题是要负责任的！
盖杜科夫却说：“孙，胆子大。”
直到他回国临别时，还伸出大拇指说：“孙司令员——真正的军人。”
当年，我国向苏联聘请专家，并不是要几个就来几个，而是他们想来几个就来几个。有时我们需要测试或发射专家，他们来的却是安装或者工程的专家，甚至还出现过什么都不会的“专家”。其中有一个年纪很大的“安装专家”，什么技术也不懂，来了几天就回去了。今天来明天又走的现象时有发生，甚至有个别“专家”是克格勃身份的，对其他专家暗中监视。有一次，一个专家讲课讲到要害处突然不讲了，孙继先当场问：“为什么不讲了？”
这个专家见孙继先十分严肃，慌慌忙忙地答了一句：“下边的内容保密，不能讲。”
孙继先火了，说：“老师教学生还要保密？”说完拂袖而去。当晚，这个专家独自来到孙继先的宿舍，靠近孙继先的耳朵说：“你别生气啦，是有人不准讲，明天我接着讲！”
孙继先与苏联专家共事的日子里，和不少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就在1960年8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合同、几天之内撤走全部专家的时候，有些专家还在许多细节上帮助了我们，使基地的建设减少了许多损失。
专家组组长谢列莫夫斯基上校是苏联自己靶场的副指挥，是内行专家，什么都亲手干，把着手教给中国人技术，讲课也不对中国人“保密”，孙继先与他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有一次，讲完地对空导弹的课后，他悄悄对孙继先说：“给你们的资料都不能用。地对空资料有两种：一种是实验阶段的，另一种是成功阶段的，你们拣后一种用。”后来他又告诉孙继先“地对地的资料也不行，是实验中已被淘汰的资料”，引起了孙继先的警惕。
专家组副组长柯瓦廖夫中校与基地副司令员李富泽的私人感情也很好。为了躲避克格勃的监视，有时趁克格勃醉酒之时，把李富泽副司令员和一些技术干部请到自己的卧室进行个别辅导。……
1960年夏季，苏联专家驻我国国防部首席顾问巴托夫大将刚从莫斯科来到北京就乘专机来到了戈壁滩，名为看望专家，实为秘密布置撤离。在欢迎的宴会上，这个外号叫“黑泥巴”的大将突然指着谢列莫夫斯基宣布：“他，明天就要回国了！”
谢列莫夫斯基和孙继先都怔住了。这个决定太突然了。孙继先起身对巴托夫说：“大将同志，我们这里工作刚开始，还没有履行完合同，谢列莫夫斯基上校怎么能中途就走？”
“黑泥巴”说：“这是上级的决定！”
当天晚上12点钟，谢列莫夫斯基来到了孙继先的宿舍，对他说：“发给你们的材料都不能用，管用的都在我的笔记本上。隔几天，苏联的专家都要撤走，各自的笔记本也会统统带走的。你们赶紧连夜拍下笔记本内的内容，不必挑选，全拍下来。”
孙继先感激地握着他的手，说出了两个字：“同志。”
谢列莫夫斯基嘱咐：“今晚我来这里，对谁都不要说，包括栗政委、李副司令员都不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