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走进怀仁堂(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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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 三野“空军司令”刘瑞龙(2)

倒在农业会议上的常务副部长

上海解放后,刘瑞龙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秘书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农委书记等职。1953年2月,调任国家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刘瑞龙这一生与“农”字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62年的革命生涯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从事农民运动和农村工作。

担任农业部副部长后,刘瑞龙经常下乡蹲点,进行实地调查,认真总结农村工作的经验。他根据中央的指示,亲自参与并组织起草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初稿)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建设方案》(初稿)的工作。为了提高农业科学技术水平,他悉心钻研威廉士土壤学等专着,虚心向专家学习,向农民学习。刘瑞龙的诗集中,就有一首是总结老农秧田除稗经验的即兴之作。

1955年,毛泽东主席接到农民的反映,说是麻雀祸害庄稼,他提笔批示:

麻雀是害鸟,能不能消灭它们?毛主席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刘瑞龙。

据专家调查统计,当时中国大约有22亿只麻雀。麻雀究竟是不是害鸟?为了慎重起见,刘瑞龙特地找到动物学家钱燕文。钱燕文是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副所长,长期和动物打交道,在他看来,麻雀是吃植物种子的,植物种子多半不是粮食,况且麻雀还吃害虫。钱燕文没有系统研究过麻雀的食性,定夺22亿只生灵的生杀大权不是件容易的事。他思忖再三,提笔在报告下边写道:“我不敢肯定是否应当消灭麻雀。”

在那个年代里,这份没有科学家定论的报告,最终也没有改变麻雀的命运。

刘瑞龙在参考古代和近代农业着作的基础上,旁征博引,撰写了《农业增产的八项措施》,受到了毛主席的赞赏。“文化大革命”中,刘瑞龙遭到残酷的迫害,在狱中他用捡来的烟盒当稿纸,写下了数十万字的《农业八字宪法浅说》一书的提纲。因此,刘瑞龙在农业界不仅是公认的有建树的领导人,而且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基于刘瑞龙在农业专业技术方面的造诣,北京农业大学曾授予他名誉教授。

在“文革”中,刘瑞龙遭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从1967年11月到1972年11月,他被非法关押在上海监狱。整整五年的囚禁生活,严重地摧残了他的肉体,却没有摧毁他作为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

他在《回忆我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情况》一文中写道:“五年中折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危害最大的是夏天用车轮战连续审讯的办法让我白天挨高温,夜里喂蚊子。有两年冬天到了11月份还不让家属送棉被,冻得腰都直不起来……他们用尽手段,可是没有结果,只好把我放出去,但在所谓‘解放’我的结论中捏造了许多不实之词……后来我在中央组织部抄件中看到‘四人帮’控制下的审委所作的错误结论时大吃一惊。经申诉才得到新审委彻底平反。”

刘瑞龙在狱中,重新通读了《资本论》等马列原着,同时也没有忘记他挚爱的农业事业,构思并详细列出了《农业八字宪法浅说》的写作提纲。没有纸,利用放风的时间,从垃圾堆里捡来破烂的烟盒纸,他用芝麻大的小字,工工整整写下了3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和诗词。在《刘瑞龙诗稿》中,有十五首诗词就是在这段时间写成的。

1972年年底,刘瑞龙出狱时,带回的衣服裤子已经十分破旧,但都补得平平整整,有一件衣服上竟然织补了240多块补丁。刘瑞龙问孩子们“你们知道这些补丁是如何织成的吗?”孩子们猜不出,他拿出几根用鸡翅膀骨磨成的小针,针上的小眼是他用窗纱的铁丝一点一点钻出来的。他把别人丢弃的破袜子拆出线来,再沿着布的纹理,一针一线把衣服、裤子上的破洞织补好。刘瑞龙之所以能在那种恶劣环境中仍保持衣着整洁,是因为他认为,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作为一名革命战士,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

粉碎“四人帮”后,刘瑞龙重获解放。他用诗欢呼“清除四害,大快人心”,颂扬“周邓度艰危,为国费苦心”,歌颂“四五运动起,十月换乾坤,千钧摧枯朽,‘三全’始复春”。刘瑞龙重新回到农业部工作,当选为五届政协常委和六届人大常委,以饱满的热情全力投入党的事业。作为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农林口政党工作指导小组组长,他高度负责,一丝不苟,旗帜鲜明,拨乱反正,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

刘瑞龙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关注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进程。他不顾年老体弱,多次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商品经济以及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等问题,向中央和全国人大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他亲身体会到党的改革政策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他欣喜地赋诗“神州风光好,江海喜奔腾。四化责任重,战绩日日新”。

自1984年起,已是古稀之年的刘瑞龙兼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任,他对这两部大百科全书编纂方案、总体设计、内容规划都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在组织专家、解决经费困难等方面,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历时16年,编撰人员达到6200多人,汇集了全国一流的学科带头人和专家学者,包括农业经济、农业历史、生物学、农业气象等共25卷,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部农业百科全书。令人钦佩的是,作为总编委主任的刘瑞龙,不顾年迈多病,不仅为推进全书编撰作出了重大决策,而且事必躬亲,参加各种会议,作出具体部署,对全书的成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常常对他的子女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不了解农民,就是不了解中国。要把中国建设好,就必须发展农业,就必须做好农民的工作。”

1988年5月,78岁高龄的刘瑞龙到广州参加全国农史学会的会议。此前,刘瑞龙的心脏病已经十分严重,曾因心脏衰竭多次住院。了解他病情的同志,劝他不要到外地去,但刘瑞龙坚持要去,谁也拗不过他。到广州后,刘瑞龙没有住进本已安排好的高级宾馆,坚持要和会议代表们一起住在郊区华南农学院招待所。他不顾天气炎热,坚持参加会议的全部活动,认真听取与会代表的发言,还按照老习惯,认真地做笔记。会议快结束时,刘瑞龙抽出时间与从事农业专业的年轻学者们座谈,鼓励他们要献身祖国的农业事业,还同《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的撰稿人交换意见。5月24日,他亲笔修改会议的总结报告,一直工作到凌晨3点多钟。这种连年轻人也难以承受的工作负荷,终于引起了心脏病严重发作,由于病情危急,刘瑞龙被送到附近的大学附属医院抢救。5月25日晚上7点钟,刘瑞龙终因抢救无效,不幸溘然长逝,永远地离开了他眷恋的大地。

克己克家,严父慈父

刘瑞龙一生艰苦朴素,克己克家,廉洁奉公,两袖清风。他最反感的事,莫过于请客送礼、吃吃喝喝。不论什么人送礼,他都是一概谢绝。“文革”前,刘瑞龙在华东局农办工作时,一次去苏州视察,苏州地委的同志托司机送他一盒百合。他知道后发了脾气,对司机说:“怎么拿来的怎么退回去!”司机只好将百合送回了苏州。

刘瑞龙一向公私分明,公家的东西分文不沾,公家给他配备的专车,家里人是不能使用的。夫人也是农业部的离休干部,身患严重的肺心病,但每次去看病,都是转乘好几路公共汽车到医院。像这样“不近人情”的事例的确太多了,以至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里人也都习惯成自然,都自觉地遵守他为大家立下的规矩,有了困难自己想办法解决,绝不利用他的地位和威信办私事。

刘瑞龙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小时候,碗里的米粒没有吃干净,他就教育他们一定要爱惜农民千辛万苦种出来的粮食。延淮、延东当年独自在北京上高中,家里每月只给20元钱,其中包括寒暑假回上海的路费。那时家里人口多,经济负担重,但刘瑞龙总要省下钱接济生活困难的烈士亲属。刘瑞龙还将朱文英烈士的母亲姚老太太接来生活在一起,孩子们都尊称她“婆婆”。1961年,刘瑞龙调到华东局农办工作,婆婆也随到上海。刘瑞龙对婆婆就像儿子对待母亲,下班回家后,只要有时间总要陪婆婆下一会儿五子棋,让婆婆高兴高兴。

“文革”中,造反派强迫婆婆揭发刘瑞龙的“问题”,年近九旬的婆婆就装耳聋,说:“你们说什么?我听不见。”20世纪60年代,一位烈士的女儿到上海治病,生活无着落找到了他家。刘瑞龙跟夫人商量,腾出一间房让她住,还为她提供生活费用。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刘瑞龙受到冲击被关押时,她才离开。刘瑞龙说:“他们的亲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活着的人,就一定要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来看待。想想死去的战友,我们生活艰苦一点又有什么呢。”

刘瑞龙对孩子很严,却很少大声地训斥孩子。女儿延淮从小爱好十分广泛,画画、跳舞、拉小提琴、练体操,她都十分上心。到了初二,这些爱好却使她的学习成绩下降了。有一天,全家正在吃晚饭,刘瑞龙突然啪的一声把筷子拍在桌上,把大家都吓了一跳。他对延淮说:“你现在是一个学生,就应该以学为主。你爱好广泛是一件好事,但每一个人在他人生的不同时期,都应该有不同的重点任务,如果什么爱好都不愿意放弃,就什么都不能学精。你现在的重点任务就是搞好学习,否则将来你用什么去建设祖国?”

刘瑞龙的教育使延淮猛然警醒,她从此下定决心,刻苦发愤,最终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到清华附中学习。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她都牢记父亲的教导,在46岁时远渡重洋到美国学习计算机国际联机检索技术。回国时,她也像父亲当年一样,只把一大堆科研技术资料带了回来。

1964年的夏天,刚入党的二女儿刘延东考取了清华大学,从北京回到上海,刘瑞龙不是让因高考已经十分疲惫的她在家里好好休息,而是要她离开喧嚣的城市,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基层——到上海郊区青浦县参加“四清”。刘瑞龙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是社会的主体。不了解中国的农民,就等于不了解中国的社会。你是一个在城市长大的孩子,应该到农村去,好好地了解中国农村的现状,了解农民的生活和思想。你是一个新党员,更应该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

延东到农村后,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给失学的孩子扫盲……交上了许多农民朋友,加深了对党的农村政策的理解。刘瑞龙写诗告诫她“牢记党决议,实干世所崇……同志多请教,团结四化同。人民有清苦,时刻挂心中……事事靠实干,不搞‘客里空’。”1981年,延东将到北京市朝阳区工作,父亲又送她一首诗:“工作遇疑难,调研路自通。实事中求是,遵则耻随风。复杂问题来,静析忌盲从。”

儿子延伸从小就爱读书,后来从事教育工作,更是把买书、读书当成了生命中的第一需要。延伸每次回北京探亲,都要和刘瑞龙在一起谈自己学习和读书的心得、体会。刘瑞龙静静地倾听着儿子对某书的理解,时而插上几句话,发表自己的看法。舐犊之情像涓涓溪水,在刘瑞龙与儿子的心间流淌。刘瑞龙多次把自己收藏的文物和书籍捐献给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把几千册书籍送给了他的母校——江苏南通师范和南通农校。虽然刘瑞龙没有把书留给爱书的儿女,但儿女们十分理解刘瑞龙博大、宽深的胸怀。

刘瑞龙既是对孩子要求十分严格的“严父”,又是十分疼爱孩子的“慈父”。

他在《示诸儿》一诗中写道:

人生有真评,为民服务多。

党手正方向,决议勤切摩。

人民养育我,甘为孺子牛。

祖国抚爱我,奋志壮山河。

四化振中华,力争唱凯歌。

学习为建设,忘本实可羞。

坚持四原则,唾弃瞎自由。

勤奋攻学业,寸阴莫蹉跎。

孩子们把父亲当作良师益友,工作中遇到困难,也喜欢向父亲请教。而刘瑞龙每次都是引经据典,帮助他们分析问题,找出解决困难的办法。

刘瑞龙的严格要求,使孩子们从小养成刻苦好学、不怕困难、襟怀坦白、刚正不阿、联系群众的良好习惯。如今四个子女中有的从事党务工作,有高级工程师,有大学教授,每每回忆起父亲的谆谆教诲,他们总是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他们之所以在各自的岗位上有所成就,都与刘瑞龙的严格教育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