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在农业会议上的常务副部长
上海解放后，刘瑞龙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秘书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农委书记等职。1953年2月，调任国家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刘瑞龙这一生与“农”字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62年的革命生涯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从事农民运动和农村工作。
担任农业部副部长后，刘瑞龙经常下乡蹲点，进行实地调查，认真总结农村工作的经验。他根据中央的指示，亲自参与并组织起草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初稿）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建设方案》（初稿）的工作。为了提高农业科学技术水平，他悉心钻研威廉士土壤学等专着，虚心向专家学习，向农民学习。刘瑞龙的诗集中，就有一首是总结老农秧田除稗经验的即兴之作。
1955年，毛泽东主席接到农民的反映，说是麻雀祸害庄稼，他提笔批示：
麻雀是害鸟，能不能消灭它们？毛主席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刘瑞龙。
据专家调查统计，当时中国大约有22亿只麻雀。麻雀究竟是不是害鸟？为了慎重起见，刘瑞龙特地找到动物学家钱燕文。钱燕文是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副所长，长期和动物打交道，在他看来，麻雀是吃植物种子的，植物种子多半不是粮食，况且麻雀还吃害虫。钱燕文没有系统研究过麻雀的食性，定夺22亿只生灵的生杀大权不是件容易的事。他思忖再三，提笔在报告下边写道：“我不敢肯定是否应当消灭麻雀。”
在那个年代里，这份没有科学家定论的报告，最终也没有改变麻雀的命运。
刘瑞龙在参考古代和近代农业着作的基础上，旁征博引，撰写了《农业增产的八项措施》，受到了毛主席的赞赏。“文化大革命”中，刘瑞龙遭到残酷的迫害，在狱中他用捡来的烟盒当稿纸，写下了数十万字的《农业八字宪法浅说》一书的提纲。因此，刘瑞龙在农业界不仅是公认的有建树的领导人，而且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基于刘瑞龙在农业专业技术方面的造诣，北京农业大学曾授予他名誉教授。
在“文革”中，刘瑞龙遭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从1967年11月到1972年11月，他被非法关押在上海监狱。整整五年的囚禁生活，严重地摧残了他的肉体，却没有摧毁他作为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
他在《回忆我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情况》一文中写道：“五年中折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危害最大的是夏天用车轮战连续审讯的办法让我白天挨高温，夜里喂蚊子。有两年冬天到了11月份还不让家属送棉被，冻得腰都直不起来……他们用尽手段，可是没有结果，只好把我放出去，但在所谓‘解放’我的结论中捏造了许多不实之词……后来我在中央组织部抄件中看到‘四人帮’控制下的审委所作的错误结论时大吃一惊。经申诉才得到新审委彻底平反。”
刘瑞龙在狱中，重新通读了《资本论》等马列原着，同时也没有忘记他挚爱的农业事业，构思并详细列出了《农业八字宪法浅说》的写作提纲。没有纸，利用放风的时间，从垃圾堆里捡来破烂的烟盒纸，他用芝麻大的小字，工工整整写下了3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和诗词。在《刘瑞龙诗稿》中，有十五首诗词就是在这段时间写成的。
1972年年底，刘瑞龙出狱时，带回的衣服裤子已经十分破旧，但都补得平平整整，有一件衣服上竟然织补了240多块补丁。刘瑞龙问孩子们“你们知道这些补丁是如何织成的吗？”孩子们猜不出，他拿出几根用鸡翅膀骨磨成的小针，针上的小眼是他用窗纱的铁丝一点一点钻出来的。他把别人丢弃的破袜子拆出线来，再沿着布的纹理，一针一线把衣服、裤子上的破洞织补好。刘瑞龙之所以能在那种恶劣环境中仍保持衣着整洁，是因为他认为，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作为一名革命战士，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
粉碎“四人帮”后，刘瑞龙重获解放。他用诗欢呼“清除四害，大快人心”，颂扬“周邓度艰危，为国费苦心”，歌颂“四五运动起，十月换乾坤，千钧摧枯朽，‘三全’始复春”。刘瑞龙重新回到农业部工作，当选为五届政协常委和六届人大常委，以饱满的热情全力投入党的事业。作为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农林口政党工作指导小组组长，他高度负责，一丝不苟，旗帜鲜明，拨乱反正，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
刘瑞龙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关注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进程。他不顾年老体弱，多次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商品经济以及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等问题，向中央和全国人大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他亲身体会到党的改革政策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他欣喜地赋诗“神州风光好，江海喜奔腾。四化责任重，战绩日日新”。
自1984年起，已是古稀之年的刘瑞龙兼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任，他对这两部大百科全书编纂方案、总体设计、内容规划都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在组织专家、解决经费困难等方面，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历时16年，编撰人员达到6200多人，汇集了全国一流的学科带头人和专家学者，包括农业经济、农业历史、生物学、农业气象等共25卷，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部农业百科全书。令人钦佩的是，作为总编委主任的刘瑞龙，不顾年迈多病，不仅为推进全书编撰作出了重大决策，而且事必躬亲，参加各种会议，作出具体部署，对全书的成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常常对他的子女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不了解农民，就是不了解中国。要把中国建设好，就必须发展农业，就必须做好农民的工作。”
1988年5月，78岁高龄的刘瑞龙到广州参加全国农史学会的会议。此前，刘瑞龙的心脏病已经十分严重，曾因心脏衰竭多次住院。了解他病情的同志，劝他不要到外地去，但刘瑞龙坚持要去，谁也拗不过他。到广州后，刘瑞龙没有住进本已安排好的高级宾馆，坚持要和会议代表们一起住在郊区华南农学院招待所。他不顾天气炎热，坚持参加会议的全部活动，认真听取与会代表的发言，还按照老习惯，认真地做笔记。会议快结束时，刘瑞龙抽出时间与从事农业专业的年轻学者们座谈，鼓励他们要献身祖国的农业事业，还同《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的撰稿人交换意见。5月24日，他亲笔修改会议的总结报告，一直工作到凌晨3点多钟。这种连年轻人也难以承受的工作负荷，终于引起了心脏病严重发作，由于病情危急，刘瑞龙被送到附近的大学附属医院抢救。5月25日晚上7点钟，刘瑞龙终因抢救无效，不幸溘然长逝，永远地离开了他眷恋的大地。
克己克家，严父慈父
刘瑞龙一生艰苦朴素，克己克家，廉洁奉公，两袖清风。他最反感的事，莫过于请客送礼、吃吃喝喝。不论什么人送礼，他都是一概谢绝。“文革”前，刘瑞龙在华东局农办工作时，一次去苏州视察，苏州地委的同志托司机送他一盒百合。他知道后发了脾气，对司机说：“怎么拿来的怎么退回去！”司机只好将百合送回了苏州。
刘瑞龙一向公私分明，公家的东西分文不沾，公家给他配备的专车，家里人是不能使用的。夫人也是农业部的离休干部，身患严重的肺心病，但每次去看病，都是转乘好几路公共汽车到医院。像这样“不近人情”的事例的确太多了，以至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里人也都习惯成自然，都自觉地遵守他为大家立下的规矩，有了困难自己想办法解决，绝不利用他的地位和威信办私事。
刘瑞龙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小时候，碗里的米粒没有吃干净，他就教育他们一定要爱惜农民千辛万苦种出来的粮食。延淮、延东当年独自在北京上高中，家里每月只给20元钱，其中包括寒暑假回上海的路费。那时家里人口多，经济负担重，但刘瑞龙总要省下钱接济生活困难的烈士亲属。刘瑞龙还将朱文英烈士的母亲姚老太太接来生活在一起，孩子们都尊称她“婆婆”。1961年，刘瑞龙调到华东局农办工作，婆婆也随到上海。刘瑞龙对婆婆就像儿子对待母亲，下班回家后，只要有时间总要陪婆婆下一会儿五子棋，让婆婆高兴高兴。
“文革”中，造反派强迫婆婆揭发刘瑞龙的“问题”，年近九旬的婆婆就装耳聋，说：“你们说什么？我听不见。”20世纪60年代，一位烈士的女儿到上海治病，生活无着落找到了他家。刘瑞龙跟夫人商量，腾出一间房让她住，还为她提供生活费用。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刘瑞龙受到冲击被关押时，她才离开。刘瑞龙说：“他们的亲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活着的人，就一定要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来看待。想想死去的战友，我们生活艰苦一点又有什么呢。”
刘瑞龙对孩子很严，却很少大声地训斥孩子。女儿延淮从小爱好十分广泛，画画、跳舞、拉小提琴、练体操，她都十分上心。到了初二，这些爱好却使她的学习成绩下降了。有一天，全家正在吃晚饭，刘瑞龙突然啪的一声把筷子拍在桌上，把大家都吓了一跳。他对延淮说：“你现在是一个学生，就应该以学为主。你爱好广泛是一件好事，但每一个人在他人生的不同时期，都应该有不同的重点任务，如果什么爱好都不愿意放弃，就什么都不能学精。你现在的重点任务就是搞好学习，否则将来你用什么去建设祖国？”
刘瑞龙的教育使延淮猛然警醒，她从此下定决心，刻苦发愤，最终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到清华附中学习。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她都牢记父亲的教导，在46岁时远渡重洋到美国学习计算机国际联机检索技术。回国时，她也像父亲当年一样，只把一大堆科研技术资料带了回来。
1964年的夏天，刚入党的二女儿刘延东考取了清华大学，从北京回到上海，刘瑞龙不是让因高考已经十分疲惫的她在家里好好休息，而是要她离开喧嚣的城市，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基层——到上海郊区青浦县参加“四清”。刘瑞龙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是社会的主体。不了解中国的农民，就等于不了解中国的社会。你是一个在城市长大的孩子，应该到农村去，好好地了解中国农村的现状，了解农民的生活和思想。你是一个新党员，更应该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
延东到农村后，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给失学的孩子扫盲……交上了许多农民朋友，加深了对党的农村政策的理解。刘瑞龙写诗告诫她“牢记党决议，实干世所崇……同志多请教，团结四化同。人民有清苦，时刻挂心中……事事靠实干，不搞‘客里空’。”1981年，延东将到北京市朝阳区工作，父亲又送她一首诗：“工作遇疑难，调研路自通。实事中求是，遵则耻随风。复杂问题来，静析忌盲从。”
儿子延伸从小就爱读书，后来从事教育工作，更是把买书、读书当成了生命中的第一需要。延伸每次回北京探亲，都要和刘瑞龙在一起谈自己学习和读书的心得、体会。刘瑞龙静静地倾听着儿子对某书的理解，时而插上几句话，发表自己的看法。舐犊之情像涓涓溪水，在刘瑞龙与儿子的心间流淌。刘瑞龙多次把自己收藏的文物和书籍捐献给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把几千册书籍送给了他的母校——江苏南通师范和南通农校。虽然刘瑞龙没有把书留给爱书的儿女，但儿女们十分理解刘瑞龙博大、宽深的胸怀。
刘瑞龙既是对孩子要求十分严格的“严父”，又是十分疼爱孩子的“慈父”。
他在《示诸儿》一诗中写道：
人生有真评，为民服务多。
党手正方向，决议勤切摩。
人民养育我，甘为孺子牛。
祖国抚爱我，奋志壮山河。
四化振中华，力争唱凯歌。
学习为建设，忘本实可羞。
坚持四原则，唾弃瞎自由。
勤奋攻学业，寸阴莫蹉跎。
孩子们把父亲当作良师益友，工作中遇到困难，也喜欢向父亲请教。而刘瑞龙每次都是引经据典，帮助他们分析问题，找出解决困难的办法。
刘瑞龙的严格要求，使孩子们从小养成刻苦好学、不怕困难、襟怀坦白、刚正不阿、联系群众的良好习惯。如今四个子女中有的从事党务工作，有高级工程师，有大学教授，每每回忆起父亲的谆谆教诲，他们总是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他们之所以在各自的岗位上有所成就，都与刘瑞龙的严格教育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