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3月8日前后，不知底细的“红卫兵”小将，冲击了农业展览馆的学大寨展览。在宣传车大喇叭的引导下，群众激昂的游行队伍，高呼着“打倒谭震林！”的口号，冲向东郊的农业展览馆。游行的队伍边走边散发一份油印的传单。醒目的标题是：《谭震林是炮制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的罪魁祸首》，这份传单罗织罪名，说谭震林声称进展览的标准是“产量高”，“没有产量怎么叫人信服？”；说谭震林“一手砍掉两面红旗”，虽然正厅只有“总路线万岁”，实际上旁边两厅有另外的“两面红旗”，等等。
一个星期之后，首都街头出现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次公开打出了“打倒二月逆流”的口号，公开点了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的名字，声言：“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
到了酷热的七八月间，国务院各口的“造反派”和各高校的造反派揪斗老一辈革命家的斗争几近白热化。“摧资联委”和“揪刘火线指挥部”动员数十万人围困中南海。外事口的“批陈联络站”也在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农业口的群众组织组成了“揪谭火线”，不把谭震林揪出来誓不罢休。
周恩来总理对揪斗他的副总理是极力反对的。毛泽东此时不在北京，“中央文革”不断地施加压力，使周恩来处于内外夹击的境地。农业口的造反派声称：
不把谭震林揪出来，他们就不撤离。这不能不使周恩来心急如焚。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利用部队，保证这些老同志的安全；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将所谓的“群众斗争”限制在一定的条件下。
继陈毅被大会批斗以后，农业口的“揪谭火线”更加嚣张。他们想方设法，要把谭震林揪出来批斗。周恩来总理表示在农大开个1000人的会议，让谭震林和造反派见面，接受批判。“揪谭火线”在某些人的支持下，坚决不干，要开大会。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周恩来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室接见了他们。
那是1967年的8月17日早晨，周总理忙了一夜，眼里布满了血丝。他坐在会议室里，听造反派的代表们详细陈述了意见以后，说：“你们要开大会，就在人民大会堂开，不能到别处去。”
他问造反派的头头：“你们要开万人大会，如果别的组织来冲，怎么办？”
造反派代表提出：“在人民大会堂开谭的批斗会，会提高他的身价！”
周恩来生气了，说：“你这是什么话？批判彭德怀也是在这里嘛！”
周恩来十分详细地安排了这次批斗会。他说：“你们的发言要控制在４个钟头之内，星期六开，时间下午1点半到6点，中间可休息一刻钟，或许休息不了。这个大会我是要奉陪的。”
批斗大会召开前，周恩来还和造反派约法三章，不许武斗，不许悬挂大标语，不许挂牌子。
他因一件临时重要任务离开，请李先念同志坐镇。
批斗会前，谭老板倒很坦然。“到群众斗争中去经风雨、见世面嘛！”他对工作人员说。
话是这么说，会开成什么样子，他心中没有底。他和警卫员、秘书交待：“到了那里我记不下来，你们帮助我记一记。”
为安全起见，他坐上了负责警卫的吉普车，而他平时乘坐的轿车上是秘书和工作人员。
踏上人民大会堂台阶时，谭老板感慨万千：他多次在这里出席重要会议，会见外国来宾，而且常常是神采飞扬。今天，他却来这里出席批判斗争会，怎能不感触颇多？
“批判就批判嘛，有什么了不起？”事后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学生、造反派，我又不是没有见过。并不像洪水猛兽那么可怕。谁知……”
他不愿再说下去了。他的脸上表现出很复杂的神情。
据目击者称：那天人民大会堂的会议气氛十分热烈，口号声此起彼伏。批判稿有点“火药味”，都可以理解。不可思议的是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一位徐娘半老的女性。
当这个女性跳上台的时候，谭老板扫了她一眼，那目光里充满了藐视——他们是老熟人了。
她曾在老板所管辖的农业口工作过一段时间。她的丈夫是一位和“中央文革”关系密切的“老革命”。在李富春副总理家议论“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问题时，他也参加过。后来在“路线斗争”中，站在了江青一边。谭老板对他们两口子可以说是一肚子气。
这位女性跳到台上，揭发批判谭老板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可谓“字字血，声声泪”。谭老板想回敬她两句，可会上又不准被批斗者讲话。
谭老板只好忍着。
谁知这位女性俨然一个大泼妇，批判到火头上，蹦着蹿着来到谭老板身边，挥起她那双想扭转乾坤的手，朝着谭震林打来……
这一巴掌是一个信号，也是一个命令！
马上有几个男人，冲上台直奔谭老板。
几乎与此同时，跟随谭老板多年的警卫、秘书以及保卫人员喊着：“不许动手！”“凭什么打人！”也往台上冲。
这时，坐在台上的李先念副总理正听旁边一个干部说话，听到喊声，他抬头一看——已经有几个人揪着谭震林的胳膊，狠劲地往下按他的脖子。一边按，一边喊：“低头认罪！”“低头认罪！”
谭老板哪里受过这样的气，头可断，头不可辱！他梗着脖子，质问那些人：
“你们要干什么？！”
“要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谭老板怒目而视，牙齿咬得咯咯响。
李先念高声喝问：“你们干什么？”
但刹那间，他们揪的揪，推的推，把65岁的谭震林“打倒”在地，还有人残忍地踩了几脚！
李先念同志站起来抗议：“你们这样搞，我马上退出会场！你们和周总理有协议的，不准搞武斗！”
主持会议的人怕事情闹大，不好交代，赶忙说：“先念同志，我们马上制止！”
谭震林已经被警卫人员扶起来，他吐一口唾沫，张了张口，想说什么没说出来。
事后，他向有关人士描述了当时的心情，说：“这件事，我永生不能忘，是对我谭震林人格的侮辱！”
堂堂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就这样被一帮无耻之徒凌辱。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所谓的“大民主”。不要说谭老板是个老革命，即便他仅仅是个65岁的老人，也不应该用这种非人性的手段来对待他！
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带头打人者不是黄毛小儿，也不是一哄就上的毛头小子，而是一个参加革命多年的女性。
疯狂的政治运动使人变得毫无人性。
当谭老板被跟随多年的警卫员沈凤云扶着走回家里的时候，葛惠敏和孩子们都围了上来。
他们见谭老板脸色不对，很不合时宜地问：“爸爸怎么了？”“爸爸生病了吗？”
谭老板拨开众人说：“我没事！”
沈凤云忍不住了，他说：“还没事呢，让……”
他终于说不下去，两行眼泪挂在了胖胖的腮边。
葛惠敏问他：“到底出了什么事？”
“首长让人家给打了……”
老沈哭了起来。小点的孩子也跟着流眼泪。
谭老板走进自己的那间办公室，回过来安慰人们：“没有你们的事，我也没有事，该干什么干什么吧！”
笔者访问谭老板的警卫员沈凤云的时候，这个老同志因中风偏瘫在床上，说起这段经历来，眼眶里盈满了泪水。说话的声音也断断续续：“老头挨打……那天……我哭了……”
人民大会堂的批斗会后，谭老板还曾被揪到农业大学批斗过一次。详细经过，我们不再赘述。
谭老板这之后的日子，似乎是越来越艰难了。家里先后几次被搜查，他个人的行动也要受限制。1968年3月，江青在工人体育场的10万人大会上宣布谭震林是大叛徒之后，他的境遇更进一步“升级”了。
谭老板本人，被所谓的“专案组”严格控制起来，不得与任何人接触。
谭震林的家立即被搬出中南海。他的妻子葛惠敏因不堪忍受动乱的折磨，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送进了公安医院。
谭老板的工作人员、秘书、警卫等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没完没了地检讨，没完没了地被批判……
有人揭发，谭震林是大叛徒，对他的斗争进一步升级晚年，谭老板同搞党史研究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说我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我可以接受，但说我是叛徒，我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老人说此话时，颇动感情。手拍桌子，桌上的茶杯咯咯作响。可见此事在老人心目中的位置。
“叛徒”问题，不仅折磨了这位刚直的老人，也株连了许多同志。然而，这件事情的起因缘由是怎样一回事，人们却不甚了解。许多谭震林的部下、战友也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为了搞清“叛徒”问题始末，笔者先后访问了十几个较为知情者，翻阅了上百万字的文字资料。
所谓谭震林的“叛徒”问题，首次在群众中提出，应当归“功”于江青，江青说应该归功于别人，那是别有用心。
1968年3月21日。京西宾馆礼堂。
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赴京汇报团的全体成员和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江苏班全体学员在等候中央领导的接见。语录歌唱了一个又一个，还是不见有领导出现。
人们不由得抻长脖子，向台上观望——他们不知道今天会是谁来接见。会不会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出现在主席台上？
忽然台上的所有灯光都亮了，有人带头鼓起掌来。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汪东兴、叶群等出现在主席台上。
掌声的潮水落下之后，陈伯达、江青开始讲话。陈伯达的福建口音很难懂，人们也没听出什么新东西。江青就不同了，她语出惊人，向人们宣布了一条爆炸性的消息：“我们有确凿证据，谭震林是大叛徒！”
这是个时时处处都要出风头的女人！
这是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1968年时江青的话意味着什么。她的一句话，可以把你捧到天上，也可以把你打入地狱。她说你是鬼，你就不能再是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新闻，虽然还没有十分现代化的传播工具，却也够快的。第二天的红卫兵小报，几乎全部刊登了“谭震林是大叛徒”的消息。
江青可能觉得这还远远不够。6天以后，她又出现在首都工人体育场的主席台上，面对着“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的会标，这个想永远唱主角的女人不禁心襟摇荡。她正正头顶上的军帽，把麦克风往嘴边移一移，拉长嗓音，开始讲话。她历数了“中央文革”的“辉煌胜利”之后，又说：“谭震林是一个叛徒。我保过他，现在我要喊：打倒谭震林！他是刘邓陶的黑干将，现在有确凿的证据，他是叛徒！”
康生也恶狠狠地说：“谭震林这个叛徒，这个‘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竟敢向党威胁，在会议上他要猖狂进攻，并且声明，砍掉他的脑袋，坐牢，他也要斗争到底，请同志们看看他这个反革命的气焰有多恶劣！”
……
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讲话，欺骗了许多善良的人们。一时间“打倒大叛徒谭震林”的标语铺天盖地而来。全国各地相继掀起了揪斗“谭式人物”的狂潮。
谭震林是怎样从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变成“大叛徒”的呢？这魔术般的变化是谁一手操纵的呢？
叛徒问题的提出，是和当时的大气候紧密相连的。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所谓《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先后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全国很快刮起“抓叛徒”的歪风。林彪、江青等人煽风点火，说有一条“刘少奇叛徒集团组织路线”。各地相继出现了“揪叛徒”战斗队。“东北叛徒集团”，“新疆叛徒集团”等冤案就是这样形成的。
“揪叛徒”的妖风和所谓“二月逆流”，相隔只有一个月。因此，有人按照当时的逻辑推断：谭震林胆敢反对“中央文革”，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他在历史上就是反革命。
首先是一份来自钟山脚下的“内参”提出了这个问题。“内参”称：据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的反革命分子王×交代，谭震林是个叛徒。谭曾在1934年9月被捕，捕后不久被关在苏州反省院。于1935年3月被释放出院。王×曾任“反省院”军事训练勤务督案。据说，到“反省院”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叛变自首分子，一种是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政治犯。谭震林被捕时的名字叫李思豪。当时反省院的人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反省院每期反省、感化时间为6个月。
凡出反省院者，都要写一份自白书。谭是否写了“自白书”，江苏××组织正在继续调查。
王×还交代说，当时与谭震林在反省院的，还有张爱萍、曹荻秋等人。××组织负责同志认为，谭震林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死保江苏省委，死保江渭清一小撮，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他有小辫子在江苏。
这份“内参”，“中央文革”和在京的部分政治局委员看到了。这不能不引起他们的重视，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岁月。
紧接着，又有一位人士给叶群写信，转来“叛徒线索陈赓、谭震林、张爱萍点滴材料”，这位人士转的材料，是××大学抓叛徒战斗团的一个专案组，审讯一个叫强雷的反革命分子所得到的。其内容，与那份“内参”大致相同。
叶群收到这封信后，立即转给了江青。江青对这样的材料，当然很感兴趣。
在她的直接干预下，1967年12月，成立了所谓“谭震林专案组”。
专案组用了很大的气力，来搞“叛徒”问题。很快，他们发现，前面的两个线索，都是子虚乌有。1934年，谭震林根本没有到过江苏，那时他正在闽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