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走进怀仁堂(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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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大闹怀仁堂的谭震林(8)

温××的证明材料如下:

在肃反期间,没有从敌伪档案中发现有谭震林的材料的印象,也没有见过这种材料,更没有处理过这种重要材料。以上是我一个多月来反复回忆的结果。

他们不仅签上了自己的姓名,而且盖上了印章或手印,以示他们对此事负责。

这样的结果当然不能使江青满意。来调查的人为慎重起见,要陆××和温××提供当时接触过敌伪档案的人员。这两位同志很坦荡地介绍了所有与肃反有关的同志。

于是,他们又在天津市的范围内进行了相当细致的调查。

当时在局里管收发文件的张××,写了如下的证明材料:我负责管揭发材料转递工作和后期处理文件材料中,没有发现下边转递或上缴有关谭震林的材料,我也没有听到别人议论这方面的问题。

负责审查具体人案卷的夏××,当时任肃反审查组长的贾××,肃反办公室的许××等同志,或是“经过细致的回忆,不记得有这样一件事”,或是“脑子里没有一点印象”。还有人证明“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有这样的事”。

这些同志用他们手中的笔,写下了真实的情况,写下了真实的历史,也写出了他们伟大而正直的人格。

专案组只好把这些材料上报,并得出结论:写信所揭发的问题根本不存在!

江青也只好作罢。

至此,读者诸君也可得出自己的判断了。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可能会觉得此事很荒唐,而这种荒唐事又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

唯一值得赞美的,是敢于讲真话的人。据说,给谭震林平反的时候,把他的专案材料给他过目,并当面销毁。谭震林看到了这段故事,表示不要烧了,并且击节感叹:这些同志我一个都不认识,这些同志好哇!还是好人多呀!谭老板的言外之意很清楚,如果这些被调查的人中间,有一位昧着良心说看到过那样的材料,事情就会更复杂,更难办,谭老板受的折磨会更多。

谭老板由衷地感谢这些好人!

我们也由衷地敬佩这些好人!

但愿我们的社会中,说真话的好人会越来越多!

“要是跟了江青,我的官比谁都大!”

“要是跟了江青,我的官比谁都大!”这是谭老板的原话。

他在会上说过,和老同志聊天说过,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说过。

乍一听来,这话不知是什么意思;细细想来,确有许多潜台词。

很多知情者称:这是句大实话。这其中说出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谭老板拒不受江青拉拢的历史事实。

江青和谭老板的关系很简单。从历史上讲,他们没有什么瓜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时期,江青还不知在哪里,毛泽东的夫人还是贺子珍。谭震林也没有机会去山东、上海,哪里知道有这样一位人物?

江青还在延安听毛泽东讲课的时光,谭老板正在新四军中浴血奋战。江青恐怕也只知道谭震林的名字。这时谭老板可能听说过,毛泽东结婚了,夫人姓江名青——对此人在上海的所作所为,也没有什么耳闻。

解放战争开始后,谭老板终日戎马倥偬,没有待在大本营,因而与江青也没有什么正面的接触。

解放后,谭老板调到中央工作,虽有些交往,也是很少的。那时候,毛泽东对江青管得很严,不让她在更多的场合抛头露面。

后来,江青搞起了京剧“革命”。谭老板还认为,这倒是不错,她搞她的老本行,说不定还能搞出点名堂来。谁知江青的眼光绝不仅仅局限在几出戏上,她是要当“文化革命的旗手”。

直到林彪委托她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时,谭老板也还没有清醒地意识到她要步入中国政坛,并且要演出一幕幕惊心动魄的“话剧”。

但是,谭老板对她的做派,很有些看不惯。身为主席的夫人,应该是落落大方,不能有半点“戏子”味道,否则就不配主席夫人的称号。江青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她时时事事都爱出风头,一副颐指气使的样子。

看不惯归看不惯,对江青还是要有几分敬重的,她毕竟是毛泽东的夫人,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呢!况且你也不知道她的哪些言行是代表毛泽东的——对江青可以有看法,对毛泽东却不能有异议。这是多年来形成的很有几分迷信色彩的思维方式。

“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以后,江青越来越活跃。今天在这里接见“造反派”,明天在那里发表讲话。到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开口闭口都是“我坚决支持你们!”

谭老板越来越看不惯、听不惯了。石油部有一位高级干部在学习江青“重要指示”的会上,因为说了一句:“她有点自吹自擂”,就成了反革命,斗得人家死不了也活不成。谭老板知道了,很气愤。人家说你一句自吹自擂有什么了不起,就值得这么整人家吗?!

特别是江青在人民大会堂讲陶铸的话,更深深地刺激了谭老板。她面对着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怒目圆睁,说:“陶铸压迫我!他压迫中央文革!我对他很耐心,费了很大的劲去帮助他,可他倒过来压迫我……”谭老板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听听,这是什么话!陶铸刚来北京没有几天,怎么压迫她了?她还说对陶铸很耐心地帮助,我倒要问问她,她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

在谭老板看来,此时的江青已经不仅仅是张狂、不自量,而是怀有政治野心、是有权欲的了。

“这不正常啊!”谭老板不止一次地重复着这句话。

然而,谭老板也不止一次地见到江青在群众面前说:“我是一个传令兵,毛主席的传令兵。”“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你们!”

有时候,她还会摆出一副神秘的样子,对红卫兵们卖关子:“你们一定想知道毛主席最近的情况,我告诉你们,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

因而,谭老板不能不考虑,江青的所作所为,是不是毛泽东的意思呢?即使是这样,让她上蹿下跳总是不正常的。但这些想法又没有正式的场合能够提出来,只能和老同志们发发牢骚。

然而,此时的江青并不知道人们对她有各种各样的反感。这一方面是由于有些马屁精当着她的面极尽吹捧之能事;另一方面是毛泽东明确批评过她的,缺少“自知之明”。而那些对她很有意见的人又无法通过正常渠道给她提。所以,她自以为了不起,愈来愈自我膨胀。因此也就同许多人发生了不可避免的矛盾,直至这种矛盾发展成为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

江青怎样看待谭老板,我们不得而知。她想拉拢谭老板,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一点,她自己也不否认。在“打倒谭震林”的声浪中,她还承认,她“保过谭震林”。谢富治也曾亲口对谭震林说:“老板呐,江青同志一直是保你的。”只是谭震林根本不买账,说:“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工作,我不要她保。”

在不少人看来,谭震林是紧跟毛泽东的。井冈山时期,他们就有密切的接触。毛泽东挨整失意,谭震林也跟着倒霉。调到北京工作,也是毛泽东点的将。

毛泽东器重的人,能不跟江青搞好关系吗?不管别人怎样想,反正江青是这样想的。

她认为,谭震林应该像谢富治一样,俯首听命,跟着她的指挥棒转。她认为,她保过谭震林,谭就应该感恩戴德,永志不忘。

她错了。

她虽然很敏感,却没能看透谭老板是怎样一个人。她和陈伯达去找谭震林的那次,才使她感到事情有些不对头——上海的所谓“一月革命”前夕,形势很是紧张,各路“造反派”已经开始行动,局势发展很难预料。最高决策层对上海以及华东很有点不放心。谁能去稳定华东的局势呢?

有人想到了谭老板。

他曾经在华东局工作过好几年的时间,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应该算一个“老华东”了。派他去上海坐镇,不能不说是一种比较有利的选择。

谭老板好像也听到了一些风声。在人事问题上,他相信组织。只要组织上没有谈话,他就不相信。当熟悉的人来问他,是不是要去华东的时候,他只是笑笑,说:“奇怪了,我怎么不知道?”

他没想到正式找他谈话的会是这两个人——江青和陈伯达。

那天夜晚,天气很冷,好像还飘着小雪粒儿。在人民大会堂开完会,已经是11点多了,谭震林拿起黑色的呢子帽,走出会议室。刚走到楼梯口,听到背后有人叫:“谭震林同志——”

是江青的声音。谭震林站住,江青已经追了过来。

“请等一会儿,伯达同志和我找你有事。”

谭震林转身和她一块走进了会议室。还没有坐定,陈伯达来了。

“他们找我有什么事?”谭震林想了很多。可能性最大的是关于农业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问题。自从“十六条”正式公布以后,农业口的运动发展很快,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造反”组织、“造反”队伍,把农业口搞得乱糟糟。谭老板想把运动纳入他的轨道,难免要表示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因此,有人认为他压制群众,压制革命,向“中央文革”接待站告了状。谭老板打定一条主意,他们爱怎么谈就怎么谈,反正农业口的运动不能让他们插手。

谭老板这样想着,江青、陈伯达互相推让着:“你谈吧。”“你谈你谈。”最后江青摆出主席夫人的架子同他谈话了:“我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找你到这里来,你大概已经猜到了为什么。”

谭震林不习惯她这种谈话的方式。故作不知地问:“你们是不常找我谈话的,该是有什么重大事情吧?”

陈伯达说:“我们是奉命来征求你的意见的,江青同志说吧——”

“上海方面,运动怎么搞?陈丕显他们怕是不行了。自从柯老(柯庆施)去世以后,华东方面没有人能镇住。所以,主席考虑让你去上海。”

谭震林觉得有些不对头。这样的人事变动,即使不是主席亲自谈话,也该由总理出面谈一谈,怎么叫这么两个人来谈?江青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就凭着她是毛主席的夫人,就可以代表党的主席来谈话?这总是不大正常的吧?

反过来想一想,“文化大革命”以来,这种奇奇怪怪的事很多,也不必大惊小怪了。况且人家已经说了,是代表主席来谈话的,你还有什么话说。

就在谭震林迟疑的一刹那,江青又说话了:“你准备准备,定下来就可以去了。你爱人葛惠敏的事情还没有搞清楚,就不要跟去了,等以后再说。”

听到此处,谭老板心里有点火。他忍不住问一句:“葛惠敏有什么问题?”

江青看看陈伯达,陈伯达看看江青。他们没有估计到谭老板会来这么一句。

陈伯达有些尴尬地说:“这个问题,以后再说,以后再说,还是先考虑去上海的问题。”

谭震林好不恼火,江青的言外之意很清楚,就是葛惠敏有问题。她有什么问题?她是怎样一个人,我谭震林最清楚。你江青凭什么信口说她有问题?

恼火归恼火,谭震林也不好发作。他表示感谢毛主席、党中央对自己的信任。

没等他说完,江青又开口了:“谭震林同志,你在历次路线斗争中,是站在主席一边的,是跟主席干革命的,是有贡献的。这次去华东,就是要打开局面。

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这次谈话的时间很短。谭震林心里却好长时间不痛快。事后,他说:“江青连个中央委员都不是,有什么资格来评论我的历史?不让我老婆去上海,无非是她知道我老婆在上海上过大学,知道她在上海的一些情况。她就是要把所有知道她的情况的人统统打倒。”

由于种种原因,谭老板没有去上海。

有人认为,是上海的造反派夺了权,成立了所谓“上海公社”,局势基本上稳定了下来,毛泽东才决定不派人去了。

也有人认为,谭老板的言行,刺激了“中央文革”的人,他们在毛泽东那里告黑状,谭老板才没去成。

不管什么原因,谭震林是没有去上海。他留在北京,继续领导农业口的生产和运动。不久,就发生了“大闹怀仁堂”的事件。

谭老板和江青的第二次正面接触,是在所谓“二月逆流”之后。

有材料说,毛泽东批评了江青,要她和老同志们搞好关系,要她到老同志那里走一走。所以,她登门到谭老板家。

江青还是她那副做派,先打电话告诉谭家:“我要来看谭副总理。”意思无非是要引起重视。

秘书向谭老板报告。他正在读文件,头也没抬,说:“那就来吧。”

秘书又告诉葛惠敏,葛惠敏说:“去告诉孩子们,不要乱跑。”

孩子们听说江青要来,都躲到自己的屋里,小的把脸贴在窗上,想看看这位风云人物。

江青来了,裹得严严实实,让人看不清她的真面目。葛惠敏把她引进了谭震林的办公室。

谭老板礼节性地站起来,毫无热情地同她打个招呼。从写信骂她是武则天以后,就没打算与她握手言和。既然你来了,应付一下总还是人之常情。葛惠敏也泡了一杯茶端到她面前。

“主席让我来,和你谈一谈。”江青倒也没有兜圈子,“要和你们老同志搞好关系,向你们学习。”

戏子!不愧是个戏子!谭老板心里一阵反感。这会儿又要向老同志学习,又赔礼又道歉,转眼就不知你怎么说了!

谭老板答应着,只听江青又说:“我是个新兵,还要靠你们多多帮助。谁都有说错话的时候,包括你们老同志,错了没关系,改了就好。主席历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

“嗯。”

她说一阵,谭老板嗯一声。大有点爱答不理的味道。

江青感觉到了这一点,心里很有气,又无法发作,只好自我解嘲地说:“你很忙,我也没有什么事,只是过来看看你们。你忙吧,我就走了。”

话不投机半句多。谭老板起身送客。走到院里,正碰上谭震林的二女儿谭胜远和小儿子谭晓叙。他们碰上江青,叫了声阿姨。

江青显得很有人情味,低头拍拍孩子的脸蛋,问:“这是老几呀?”

葛惠敏回答说:“这是老四和老六。”

江青笑了,说:“你是多子多福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