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的证明材料如下：
在肃反期间，没有从敌伪档案中发现有谭震林的材料的印象，也没有见过这种材料，更没有处理过这种重要材料。以上是我一个多月来反复回忆的结果。
他们不仅签上了自己的姓名，而且盖上了印章或手印，以示他们对此事负责。
这样的结果当然不能使江青满意。来调查的人为慎重起见，要陆××和温××提供当时接触过敌伪档案的人员。这两位同志很坦荡地介绍了所有与肃反有关的同志。
于是，他们又在天津市的范围内进行了相当细致的调查。
当时在局里管收发文件的张××，写了如下的证明材料：我负责管揭发材料转递工作和后期处理文件材料中，没有发现下边转递或上缴有关谭震林的材料，我也没有听到别人议论这方面的问题。
负责审查具体人案卷的夏××，当时任肃反审查组长的贾××，肃反办公室的许××等同志，或是“经过细致的回忆，不记得有这样一件事”，或是“脑子里没有一点印象”。还有人证明“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有这样的事”。
这些同志用他们手中的笔，写下了真实的情况，写下了真实的历史，也写出了他们伟大而正直的人格。
专案组只好把这些材料上报，并得出结论：写信所揭发的问题根本不存在！
江青也只好作罢。
至此，读者诸君也可得出自己的判断了。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可能会觉得此事很荒唐，而这种荒唐事又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
唯一值得赞美的，是敢于讲真话的人。据说，给谭震林平反的时候，把他的专案材料给他过目，并当面销毁。谭震林看到了这段故事，表示不要烧了，并且击节感叹：这些同志我一个都不认识，这些同志好哇！还是好人多呀！谭老板的言外之意很清楚，如果这些被调查的人中间，有一位昧着良心说看到过那样的材料，事情就会更复杂，更难办，谭老板受的折磨会更多。
谭老板由衷地感谢这些好人！
我们也由衷地敬佩这些好人！
但愿我们的社会中，说真话的好人会越来越多！
“要是跟了江青，我的官比谁都大！”
“要是跟了江青，我的官比谁都大！”这是谭老板的原话。
他在会上说过，和老同志聊天说过，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说过。
乍一听来，这话不知是什么意思；细细想来，确有许多潜台词。
很多知情者称：这是句大实话。这其中说出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谭老板拒不受江青拉拢的历史事实。
江青和谭老板的关系很简单。从历史上讲，他们没有什么瓜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时期，江青还不知在哪里，毛泽东的夫人还是贺子珍。谭震林也没有机会去山东、上海，哪里知道有这样一位人物？
江青还在延安听毛泽东讲课的时光，谭老板正在新四军中浴血奋战。江青恐怕也只知道谭震林的名字。这时谭老板可能听说过，毛泽东结婚了，夫人姓江名青——对此人在上海的所作所为，也没有什么耳闻。
解放战争开始后，谭老板终日戎马倥偬，没有待在大本营，因而与江青也没有什么正面的接触。
解放后，谭老板调到中央工作，虽有些交往，也是很少的。那时候，毛泽东对江青管得很严，不让她在更多的场合抛头露面。
后来，江青搞起了京剧“革命”。谭老板还认为，这倒是不错，她搞她的老本行，说不定还能搞出点名堂来。谁知江青的眼光绝不仅仅局限在几出戏上，她是要当“文化革命的旗手”。
直到林彪委托她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时，谭老板也还没有清醒地意识到她要步入中国政坛，并且要演出一幕幕惊心动魄的“话剧”。
但是，谭老板对她的做派，很有些看不惯。身为主席的夫人，应该是落落大方，不能有半点“戏子”味道，否则就不配主席夫人的称号。江青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她时时事事都爱出风头，一副颐指气使的样子。
看不惯归看不惯，对江青还是要有几分敬重的，她毕竟是毛泽东的夫人，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呢！况且你也不知道她的哪些言行是代表毛泽东的——对江青可以有看法，对毛泽东却不能有异议。这是多年来形成的很有几分迷信色彩的思维方式。
“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以后，江青越来越活跃。今天在这里接见“造反派”，明天在那里发表讲话。到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开口闭口都是“我坚决支持你们！”
谭老板越来越看不惯、听不惯了。石油部有一位高级干部在学习江青“重要指示”的会上，因为说了一句：“她有点自吹自擂”，就成了反革命，斗得人家死不了也活不成。谭老板知道了，很气愤。人家说你一句自吹自擂有什么了不起，就值得这么整人家吗？！
特别是江青在人民大会堂讲陶铸的话，更深深地刺激了谭老板。她面对着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怒目圆睁，说：“陶铸压迫我！他压迫中央文革！我对他很耐心，费了很大的劲去帮助他，可他倒过来压迫我……”谭老板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听听，这是什么话！陶铸刚来北京没有几天，怎么压迫她了？她还说对陶铸很耐心地帮助，我倒要问问她，她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
在谭老板看来，此时的江青已经不仅仅是张狂、不自量，而是怀有政治野心、是有权欲的了。
“这不正常啊！”谭老板不止一次地重复着这句话。
然而，谭老板也不止一次地见到江青在群众面前说：“我是一个传令兵，毛主席的传令兵。”“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你们！”
有时候，她还会摆出一副神秘的样子，对红卫兵们卖关子：“你们一定想知道毛主席最近的情况，我告诉你们，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
因而，谭老板不能不考虑，江青的所作所为，是不是毛泽东的意思呢？即使是这样，让她上蹿下跳总是不正常的。但这些想法又没有正式的场合能够提出来，只能和老同志们发发牢骚。
然而，此时的江青并不知道人们对她有各种各样的反感。这一方面是由于有些马屁精当着她的面极尽吹捧之能事；另一方面是毛泽东明确批评过她的，缺少“自知之明”。而那些对她很有意见的人又无法通过正常渠道给她提。所以，她自以为了不起，愈来愈自我膨胀。因此也就同许多人发生了不可避免的矛盾，直至这种矛盾发展成为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
江青怎样看待谭老板，我们不得而知。她想拉拢谭老板，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一点，她自己也不否认。在“打倒谭震林”的声浪中，她还承认，她“保过谭震林”。谢富治也曾亲口对谭震林说：“老板呐，江青同志一直是保你的。”只是谭震林根本不买账，说：“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工作，我不要她保。”
在不少人看来，谭震林是紧跟毛泽东的。井冈山时期，他们就有密切的接触。毛泽东挨整失意，谭震林也跟着倒霉。调到北京工作，也是毛泽东点的将。
毛泽东器重的人，能不跟江青搞好关系吗？不管别人怎样想，反正江青是这样想的。
她认为，谭震林应该像谢富治一样，俯首听命，跟着她的指挥棒转。她认为，她保过谭震林，谭就应该感恩戴德，永志不忘。
她错了。
她虽然很敏感，却没能看透谭老板是怎样一个人。她和陈伯达去找谭震林的那次，才使她感到事情有些不对头——上海的所谓“一月革命”前夕，形势很是紧张，各路“造反派”已经开始行动，局势发展很难预料。最高决策层对上海以及华东很有点不放心。谁能去稳定华东的局势呢？
有人想到了谭老板。
他曾经在华东局工作过好几年的时间，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应该算一个“老华东”了。派他去上海坐镇，不能不说是一种比较有利的选择。
谭老板好像也听到了一些风声。在人事问题上，他相信组织。只要组织上没有谈话，他就不相信。当熟悉的人来问他，是不是要去华东的时候，他只是笑笑，说：“奇怪了，我怎么不知道？”
他没想到正式找他谈话的会是这两个人——江青和陈伯达。
那天夜晚，天气很冷，好像还飘着小雪粒儿。在人民大会堂开完会，已经是11点多了，谭震林拿起黑色的呢子帽，走出会议室。刚走到楼梯口，听到背后有人叫：“谭震林同志——”
是江青的声音。谭震林站住，江青已经追了过来。
“请等一会儿，伯达同志和我找你有事。”
谭震林转身和她一块走进了会议室。还没有坐定，陈伯达来了。
“他们找我有什么事？”谭震林想了很多。可能性最大的是关于农业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问题。自从“十六条”正式公布以后，农业口的运动发展很快，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造反”组织、“造反”队伍，把农业口搞得乱糟糟。谭老板想把运动纳入他的轨道，难免要表示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因此，有人认为他压制群众，压制革命，向“中央文革”接待站告了状。谭老板打定一条主意，他们爱怎么谈就怎么谈，反正农业口的运动不能让他们插手。
谭老板这样想着，江青、陈伯达互相推让着：“你谈吧。”“你谈你谈。”最后江青摆出主席夫人的架子同他谈话了：“我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找你到这里来，你大概已经猜到了为什么。”
谭震林不习惯她这种谈话的方式。故作不知地问：“你们是不常找我谈话的，该是有什么重大事情吧？”
陈伯达说：“我们是奉命来征求你的意见的，江青同志说吧——”
“上海方面，运动怎么搞？陈丕显他们怕是不行了。自从柯老（柯庆施）去世以后，华东方面没有人能镇住。所以，主席考虑让你去上海。”
谭震林觉得有些不对头。这样的人事变动，即使不是主席亲自谈话，也该由总理出面谈一谈，怎么叫这么两个人来谈？江青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就凭着她是毛主席的夫人，就可以代表党的主席来谈话？这总是不大正常的吧？
反过来想一想，“文化大革命”以来，这种奇奇怪怪的事很多，也不必大惊小怪了。况且人家已经说了，是代表主席来谈话的，你还有什么话说。
就在谭震林迟疑的一刹那，江青又说话了：“你准备准备，定下来就可以去了。你爱人葛惠敏的事情还没有搞清楚，就不要跟去了，等以后再说。”
听到此处，谭老板心里有点火。他忍不住问一句：“葛惠敏有什么问题？”
江青看看陈伯达，陈伯达看看江青。他们没有估计到谭老板会来这么一句。
陈伯达有些尴尬地说：“这个问题，以后再说，以后再说，还是先考虑去上海的问题。”
谭震林好不恼火，江青的言外之意很清楚，就是葛惠敏有问题。她有什么问题？她是怎样一个人，我谭震林最清楚。你江青凭什么信口说她有问题？
恼火归恼火，谭震林也不好发作。他表示感谢毛主席、党中央对自己的信任。
没等他说完，江青又开口了：“谭震林同志，你在历次路线斗争中，是站在主席一边的，是跟主席干革命的，是有贡献的。这次去华东，就是要打开局面。
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这次谈话的时间很短。谭震林心里却好长时间不痛快。事后，他说：“江青连个中央委员都不是，有什么资格来评论我的历史？不让我老婆去上海，无非是她知道我老婆在上海上过大学，知道她在上海的一些情况。她就是要把所有知道她的情况的人统统打倒。”
由于种种原因，谭老板没有去上海。
有人认为，是上海的造反派夺了权，成立了所谓“上海公社”，局势基本上稳定了下来，毛泽东才决定不派人去了。
也有人认为，谭老板的言行，刺激了“中央文革”的人，他们在毛泽东那里告黑状，谭老板才没去成。
不管什么原因，谭震林是没有去上海。他留在北京，继续领导农业口的生产和运动。不久，就发生了“大闹怀仁堂”的事件。
谭老板和江青的第二次正面接触，是在所谓“二月逆流”之后。
有材料说，毛泽东批评了江青，要她和老同志们搞好关系，要她到老同志那里走一走。所以，她登门到谭老板家。
江青还是她那副做派，先打电话告诉谭家：“我要来看谭副总理。”意思无非是要引起重视。
秘书向谭老板报告。他正在读文件，头也没抬，说：“那就来吧。”
秘书又告诉葛惠敏，葛惠敏说：“去告诉孩子们，不要乱跑。”
孩子们听说江青要来，都躲到自己的屋里，小的把脸贴在窗上，想看看这位风云人物。
江青来了，裹得严严实实，让人看不清她的真面目。葛惠敏把她引进了谭震林的办公室。
谭老板礼节性地站起来，毫无热情地同她打个招呼。从写信骂她是武则天以后，就没打算与她握手言和。既然你来了，应付一下总还是人之常情。葛惠敏也泡了一杯茶端到她面前。
“主席让我来，和你谈一谈。”江青倒也没有兜圈子，“要和你们老同志搞好关系，向你们学习。”
戏子！不愧是个戏子！谭老板心里一阵反感。这会儿又要向老同志学习，又赔礼又道歉，转眼就不知你怎么说了！
谭老板答应着，只听江青又说：“我是个新兵，还要靠你们多多帮助。谁都有说错话的时候，包括你们老同志，错了没关系，改了就好。主席历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
“嗯。”
她说一阵，谭老板嗯一声。大有点爱答不理的味道。
江青感觉到了这一点，心里很有气，又无法发作，只好自我解嘲地说：“你很忙，我也没有什么事，只是过来看看你们。你忙吧，我就走了。”
话不投机半句多。谭老板起身送客。走到院里，正碰上谭震林的二女儿谭胜远和小儿子谭晓叙。他们碰上江青，叫了声阿姨。
江青显得很有人情味，低头拍拍孩子的脸蛋，问：“这是老几呀？”
葛惠敏回答说：“这是老四和老六。”
江青笑了，说：“你是多子多福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