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经武究竟是怎么死的？
张经武走进红墙，又走出了红墙。
“有我这样的假党员吗？”
“我怎么是刘少奇在西藏的代理人？是毛主席派我去西藏的！”
至死不肯低下高贵的头颅！
张经武这个名字，对当今的年轻人来说，已经是很陌生了。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曾经显赫一时，作过“封疆大吏”——中央政府驻西藏代表，后来又任共和国主席办公室主任。不用我们过多叙述，只要先看看下面这份张经武亲笔写的简历就可以知道他当初是怎样一个人物——1933年2月，工农红军学校政治营营长，证明人叶剑英。
1933年夏，军委军事教导团团长，证明人周恩来。1933年秋，军委直辖第三师师长，证明人周恩来。1934年春，广昌基地司令员，证明人朱德。1934年夏，军委第五局副局长，证明人刘伯承。1934年9月，军委直辖教导师师长，证明人何长工。1934年12月，军委纵队参谋长，证明人王首道。
1937年10月，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员，证明人黎玉。1942年6月，陕甘宁边区留宁兵团副司令员，证明人萧劲光。1942年10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参谋长，证明人贺龙。1945年9月，晋绥军区参谋长，证明人贺龙。1946年2月，北平执行部组长，参谋长，证明人叶剑英。1947年8月，西北军区参谋长，证明人贺龙。1949年6月，西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证明人贺龙。1949年11月，西南军区副参谋长，证明人贺龙。1950年6月，军委人民武装部部长，证明人聂荣臻。1950年9月，军委办公厅主任，证明人聂荣臻。1951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证明人毛泽东。1952年3月，中共西藏工委书记，证明人邓小平。1955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室主任，证明人毛泽东。
如果说这些简历都是“死的”，还不能使你对张经武有一个形象的认识的话，那么请看两则小故事，你就会感觉到他是怎样一个人了——在山东时，张经武有一匹枣红色的战马。一次遭遇敌人，他被突然出现的一伙敌人围住了，拼杀中他负了伤，是这匹战马把他从敌阵中驮了出来。从此，他对这匹马就像对自己的战友一样，精心饲养，百般爱护。要是马儿生了病，他也会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来怜爱它，甚至亲手为它拌料、饮水……他说，这匹马对我有恩啊！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这匹马跟着他从山东到了晋绥。
在1942年那极其困难的日子里，人都没有好吃的，更何况马？恰在这时，枣红马像是知道人们的困难，不吃也不喝。张经武找了兽医，多方调治，它就是不张口。终于在一个北风呼啸的夜晚，马儿呜咽着去了。
他好不悲伤。坐在屋里，什么也干不下去。这时有人说：“这匹马死了，正好解解馋。”张经武一拍桌子吼道：“谁敢！”
第二天，他和警卫员一起，把枣红马安葬在黄土高原上——他就是这样一个很重感情的人。
另一件事足以说明他性格里的另一面。
1956年，陈毅率中央代表团到西藏，坐车前往日喀则的一个公园时，突然发生了车祸。路上有砍伐过的树墩子，被落下的树叶覆盖了，前面的车底盘高，过去时没有事，陈毅坐的吉姆车底盘低，撞在一个树墩子上，陈老总哎哟一声，却没有伤着，同车的班禅堪布会议厅主任计晋美没有吭声却翻了个大跟头，同车的副师长韩林撞到了车顶棚……
消息传到了派车的兰州军区，这就成了一件大事——这不是拿陈老总生命开玩笑吗？还有人怀疑司机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那几天的气氛相当紧张，看来那个司机挨处分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了。人们都那么说。
这时候，张经武出来说话了：“这不是一件什么政治问题，谁也保证不了永远不出事故。我看这情况比较特殊，不能太责怪司机同志了。”
有他出来说话，司机的问题自然就很快解脱了。
人们也从此得出了这一看法——张代表真是个宽厚的人！
就是这样一位经历丰富、性格温和、待人宽厚的将军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给亲人留下一句话就离他们而去了。这不能不令人们生出许多的怀疑。更可气的是，他的骨灰也不知被中央专案组“一办”弄到了什么地方，至今无法寻找。
接触了有关他晚年的材料以后，我们不禁震惊了！这是一位怎样刚正不阿的将军，又是一位怎样个性鲜明的将军！
张经武究竟是怎么死的？
1978年年末，张经武的夫人杨岗从秦城监狱放出来以后，就和孩子们四处奔走，寻找张经武的骨灰——他们知道，张经武在1971年就不在人世了，但作为他的亲人，他们很想找到他的骨灰，很想知道张经武究竟是怎么死的。他们看到的是当时的中央专案组“一办”给统战部发的一张死亡通知书，上面称： 张经武因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于10月27日去世。
他们对这个通知是怀疑的。他们知道张经武被监护时，身体很好，没有什么大病，于是开始了漫长的寻访调查。
他们先找到了原统战部“五一六”专案组的一位女负责人。她说，张经武死在北京军区总医院。杨岗和儿子直奔东四六条北京军区总医院，想查找张经武的病历。查了半天也没找到张经武的名字。
门诊部的王主任告诉他们：“文革期间卫戍区送来的病人都用代号，还是去问问他的代号是什么。”
代号没问到，却得到了另外一条线索——张经武不是死在北京军区总医院，而是在三里屯附近卫戍区的一个师医院。
他们又驱车来到这个医院的医务处，查到了一张代号为56号的病历，上面写着：患者企图自杀，自撞墙自杀未成，将右臂撞伤，左肘关节脱臼，5月1日送积水潭医院。
杨岗以为搞错了，问：“这是他的病历吗？”
当时的副院长刘芝荣告拆她：“没有错，听说这个老头在西藏工作了好多年，后来还是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那时一说５６号就都知道是张经武。”
“他是不是死在这个医院里的？”
“是的。”
“他1971年死在这里，只有几年的时间，怎么能没那时的病历呢？”杨岗问。
刘副院长回忆道：“他是在绝食七八天后的一个下午抬来的，眼睛已经闭上了，几乎听不到呼吸，因血管已瘪，输不进血，很快就死了，没有病历。我去转了一下，抢救时我不在场。他表现得很坚强，是反抗绝食死的。我们当时就认为这些老同志没有什么问题。”
过了几天，他们又来到这个医院，把当时负责抢救张经武的内科主任找来，请他回忆当时的情况。
这位主任说：“张经武送来时，呼吸、心跳都没有了。当时还是采取了抢救措施，输液，股动脉推葡萄糖，心内注射药物，都没有反应，半个小时后就去世了。当时的诊断是饥饿引起的心力衰竭，他不是什么心脏病，是饿了好几天才送到医院来的。太晚了。”
“当时有病历吗？”
“肯定有，但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死后可能被中央专案组拿走了。”
他到底是怎么死的，还是个谜。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时中央专案组“一办”（张经武专案组）的负责人有意向中央和家属隐瞒了张死亡的真实情况，并伪造了一份死亡报告。
杨岗为搞清楚他的问题，东奔西走，找了许多领导人。先找了李井泉，当时的人大副委员长，原来的政治局委员——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张经武只有一个女儿，是李井泉把自己的小儿子给了他——要李井泉向有关方面反映张经武的事情。
杨岗找了叶帅、聂帅、徐帅和邓小平，他们都曾经是张经武的老领导，后来的接触也比较多，特别是邓小平，“文革”前他们经常在一起打牌。请这些老同志过问张经武的事情……
他们找到了当时的组织部长胡耀邦，叙说了张经武的一些情况。当说到张经武在受审查期间态度很坏，和专案组对抗，甚至和有的人骂了起来，因而现在有人说他不能平反时，这位容易激动的革命家忽地一下站了起来，说：这说明什么？只能说明他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如果我们的老同志在被关押期间都低头认罪，让交代什么就交代什么，还不知道要出多少冤假错案？一个人就是要有气节，宁死不屈！谁说这是罪状？那是颠倒黑白！中央开会时，我要为张经武说话！
在多方干预下，张经武得到了彻底平反，但他的骨灰却由中央专案组“一办”和统战部“五一六”专案组个别负责人指示火葬场给丢弃了。
从统战部到中南海，仅有一路之隔，张经武走进红墙，又走出了红墙。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春风”吹到了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时候，刚刚从西藏自治区党政军第一把手调到中央统战部任副部长不久的张经武，也和许多领导干部一样，想跟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然而运动的发展绝非像他所理解的那样，是一场反修防修的政治运动，更不会想到后来演变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
统战部很快出现了三派群众组织，一派叫“革命造反团”，一派叫“一一四战斗队”，还有一派叫做“东方红公社”。他们都说自己是革命造反派，是坚决扞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张经武没有明确表态支持哪一派。
当时，两报一刊发表社论，要革命的领导干部站出来，和小将们一起革命。
张经武很是彷徨，他一时不知道该支持谁才好。三派也都拉他，因为他刚刚到统战部，又是中央委员，历史也清白。
但是“革命”的形势需要他马上表态，这曾经让他很是为难。这时，一位他很是敬重的领导同志，也是分管统战系统的负责同志告诉他“东方红”是毛主席的一个秘书支持的。他按照习惯的思维方法觉得支持这个组织不会有什么问题。
这，也就铸成了大错。
支持一派，必然要得罪一派。民族学院的“抗大”等组织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冲进他的家，企图抓住张经武。而另一派“东方红”就把他藏了起来。为了避过风头，他们还把张经武转移到外地待了两天……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张经武才给周总理写了信，报告了自己的情况。他实在是不愿意为自己的事情找总理，他知道总理也很难。
在周恩来的干预下，他像当时的许多老干部一样住进了中南海。
中南海的日子是比较平静的，他每天除了看报纸、听广播并没有别的事情要做。但他的心里很不平静，他仍然关心着统战部的运动。他很想知道那里运动的进展情况。
知夫莫如妻。杨岗知道他想什么。在山东纵队时，这位沂水县的妇女部长经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介绍和张经武结了婚。他们相濡以沫几十年，当然最清楚自己的爱人。那时，杨岗还经常到部里、到街上去看大字报，她把看到的和张有关的情况写成纸条藏进给张经武送去的饭盒里、面包里。张经武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渠道，了解到一些外面的情况。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天，送进去的条子被人发现了，很快报告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说张经武对抗运动，在中南海还与老婆进行秘密串联。
江青当时正如日中天，她什么事都想管，什么事都能管，什么事都敢管。
在中央文革的一次碰头会上，她责问周恩来：“张经武是你保护起来的吗？”
周恩来没说话，她又说：“他在中南海也不老实，他老婆还给他传递秘密情报。这样的人就应该到运动中去烧烧。”
周恩来被她闹得没有办法，再加上统战部群众组织也要求张经武回统战部参加运动，接受批判，交代问题，就同意他先回去。
张经武回到统战部时，周恩来有过交待，就是只能在小范围内接受批判。
要文斗，不得武斗，要保证他的生活条件。
有一天，他正在统战部大院看大字报，忽然听到有人叫，一看是自己的外甥叶知秋。在当时的情况下相见，就是有话也不能多说，只是互相问候了几句。
叶知秋就告诉了他一些家里所发生的事情，他对外甥说：“告诉他们，不要紧的，毛主席会说话的。”
就因为这件事，有人说他还在进行串联，说他和有的人订立攻守同盟。对他的批判也随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