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斗争上，我们这些拿枪杆子的人有时还是很幼稚的……”
林彪的“突然袭击”一个讲话，让他们相信有人要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六号简报”出笼之谜。
毛泽东震怒，写下了言辞激烈的《我的一点意见》。
“只要从手术台上下来，胜利就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了。”
初上庐山
庐山，我国着名的旅游胜地，很早就有“云雾山”之称。
其实人们所说的“云雾”已经超越了自然界的概念，而是指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因为在这里召开的两次庐山会议都发生了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
史学界对1959年和1970年的庐山会议早有历史定论。历史的尘埃落定之后，许多当事人的回顾和思考会对后人有着不可替代的启示意义。
在1970年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许多为党的事业出生入死的老革命家深陷政治旋涡，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郑维山便是其中之一。当时的郑维山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基于敬仰和崇拜毛泽东而做出的会议发言竟然会成为被批判的靶子，他本人也因此被冤枉为林彪反党集团的“大将”。若干年后中央为他平反，他回忆起这次会议，仍颇有感慨地说：“在政治斗争上，我们这些拿枪杆子的人有时还是很幼稚的……”
接到九届二中全会会议通知时，郑维山正忙着在内蒙古自治区的部队检查工作。那时北部边疆的局势很紧张，战备工作任务很重，而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比较混乱，中央决定实行军管，作为军管的负责人，郑维山不分昼夜地工作着。接到通知时，他想，如果这次庐山开会能够使大的形势安定下来，内蒙古自治区的事也就好办多了。
郑维山和其他代表一样，提前就得知了会议主题——这次庐山会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会上要修改1954年宪法，要研究我国经济发展计划。这些内容的确重大，但与军事工作的关系不是十分密切，作为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认为，只要把握好毛主席定的原则，这次顺利开好庐山会议不成问题——而只要会议正常开展，对郑维山来讲，就算是放松和休息了。
９月20日，郑维山和华北地区的代表乘坐一架大飞机，先飞到安徽省的安庆市，然后换小飞机，飞越长江。傍晚时分，降落在江西省九江机场。接着，代表们坐上驶向庐山的汽车。
“一山飞驰大江边，越上葱茏四百旋。”来到庐山脚下，人们才体会到毛泽东诗词的无限韵味。
不像北方，初秋的庐山，看不出丝毫的秋高气爽，却很像北方的仲夏，依然雾气缭绕。各种青翠欲滴的植被疯狂地生长着，玉兰墨绿发亮的叶子与高大的三角梅交织在一起，粗壮的藤萝缠绕着挺拔的雪松，苔藓和地衣类植物严严实实地遮盖着地面。
在驶入半山腰的汽车上，代表们纷纷感叹着庐山的秀美。
郑维山是第二次上庐山，他参加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那次会上，本来是要反“左”的，不知怎么一下子变成了批判彭老总。他才知道政治斗争的复杂。从此，他眼中的这座山，再也不仅仅是一座旅游名山。
“你看山上的雾！”有人感叹着。
“别人都说庐山是云雾山，我看这次不同了，这次的庐山将是明朗的山！”同行的一位将军，摇下了车窗，兴奋地说。
住定之后，会务组通知本次会议共有三项议程：第一项，由康生对新宪法做简要说明；第二项，由周总理介绍我国经济发展计划；第三项，由林彪讲战备问题。
对于会议的主要议题——修改宪法，郑维山已经听到过，而且中央办公厅打过两次招呼了，是毛泽东交待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传达的，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是：新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也不当国家主席。
在一般人看来，毛主席毕竟是一个78岁的老人了，不当国家主席，减少繁重的国事活动也是情理之中的。但在宪法中设不设国家主席，一般人的看法和毛泽东的想法就有很大的距离了。从现在披露的材料来看，毛泽东主张不设国家主席还是有深远考虑的。
这和“接班人”问题有着直接关系。自从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后，毛泽东认为苏联已经改变颜色，搞修正主义。这与斯大林没有选好接班人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在我们党内，20世纪60年代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毛泽东曾对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现在我们国家两个主席，一个毛主席，一个刘主席，再过几年，就一个刘主席了。”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认为刘少奇也在搞“修正主义”。
自然的规律不可抗拒，作为唯物主义者的毛泽东已感到接班人问题的紧迫。
虽然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新党章中已经确定林彪为接班人，但毛泽东对此并不是百分之百地放心。他还要再看一看能不能把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权交给这个“接班人”……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毛泽东的这些考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处于政治中心的人们也是不可能看清和理解的，郑维山以及相似身份的领导人，甚至是更高层的领导人也无从知晓。
……
到庐山的前几天，山上的气氛是祥和的，郑维山和代表们都认为，这将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议程明了，不涉及敏感问题。开完大会，回去就是国庆节了，国庆节之后就可以接着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了。
心理上的放松让代表们更容易被庐山迷人的美景所感染，在开会前的两天，他们爬五老峰、进仙人洞，在山上留影，互相开玩笑，一向严肃的李雪峰也连连与同伴们合影留念。
然而，会议代表们哪里知道，一场由“副统帅”酝酿已久的阴谋即将实施。
林彪的“突然袭击”
9月23日下午，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大礼堂隆重开幕。
郑维山随着李雪峰和陈先瑞等人神情庄重地走进庐山礼堂。此时，主席台上的位子还空着。
休息室里，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正在碰头，毛主席环顾常委们一圈后，慢条斯理地问：“你们谁先讲啊？”
短暂的沉默后，林彪侧过身来，不动声色地说：“我讲一点意见。”
按照常规，常委们要事先向组织通报讲话的主题，但是，对于林彪的讲话内容，在座的常委们事先都不知道。预先安排在开幕当天讲话的周总理和康生都谦让说，那好，请林副主席先讲。
毛主席看了看林彪，又看了看周恩来和康生，说：“你们三个讲吧。”
林彪要讲什么，他早有准备。
对于这次中央全会，他看得非常重。特别是修改宪法，设不设国家主席。
他知道，毛泽东一直强调自己不当国家主席，那么，只要宪法中设国家主席，这个位置的当然人选自然就是他这个写入党章的接班人。对于这一点，他的老婆叶群说得非常直白——“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
林彪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人，经过左右权衡，他决定以“突然袭击”的手段在会上讲话。在他看来，还是要把毛泽东往前台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
这时会议开幕的铃声响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起走进会场，代表们全体起立，掌声雷动。在这样一个庄严的时刻，见到自己崇拜和热爱的领袖，人们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五个常委在主席台前就座。会议由毛主席亲自主持。周总理简单地宣布了会议议程之后，林彪第一个开始讲话，他说：“昨天下午，主席召集了常委会，对这次会议作了重要指示，这几个月来，主席对于宪法问题和人代会的问题都是很关心的。宪法的修改、人代会的召开问题，都是主席提出的，我认为这很有必要，很合时宜，在国内、国外大好形势下开人代会和修改宪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反帝反修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有着深远影响的。”
简短的开场白之后，林彪接着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扞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这时，林彪讲道：“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草案，表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的决定因素。……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我们的工作是前进还是后退，是胜利还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巩固还是不巩固。”
林彪是在虚设了一个并不存在的靶子，使代表们误以为党内真的出现了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声音。林彪强调：“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次宪法里面规定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领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林彪讲话虽然有比较浓重的湖北腔，但是郑维山和所有代表都听得全神贯注。听着听着，郑维山不禁睁大了眼睛，他感到奇怪，林彪讲话为什么是这样一种调子？他不知道林彪的讲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凭着自己的政治嗅觉，郑维山感到，林彪的话是有所指的。
当时，人们很难注意到，台上的毛主席已经显出不耐烦的表情。即使有人注意到，也不会想到是对林彪的讲话心存不满。作为一个大政治家，虽然身处高位，毛主席一向很谨慎地对待周围人们的恭维。“文化大革命”以来，人们对毛泽东的崇拜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曾在不同的场合表示了对这种崇拜的不满。林彪的这种露骨的恭维的弦外之音，毛泽东似乎有所察觉。
林彪的讲话滔滔不绝，占用了一个半小时时间，等他讲完已经是下午４点半了。毛泽东面无表情地对周恩来和康生说：“你们讲吧。”
周恩来说：“计划问题有了本子，材料都有，我就不讲了。”
紧接着，康生说：“刚才，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宣布了我们的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恩来同志宣布了日程，特别是我们的林彪同志——毛主席的最好接班人讲了毛主席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运动中间的伟大历史地位，以及对宪法的说明，我完全同意，完全拥护。”他顿了顿又说，“在群众讨论中，所有意见是一致的，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如果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就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到底怎么样，要按毛主席的指示最后定。”
关于修改宪法，康生没有多讲，他只是说：“宪法说明已印发给大家，不讲了。”
此时，康生借群众之口明确提出了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如果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就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这个正中林彪下怀的建议。
毛泽东显出明显的不悦，他近乎烦躁地宣布：“今天开到这里为止嘛，大家去讨论，今天散会。”
走出会场，郑维山和许多与会者一样，已经感到会议出现了新情况。但究竟是什么情况，人们一头雾水。林彪讲天才，讲赞颂毛泽东的话，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林彪一直是这样讲的。只不过，这一次和修改宪法联系在一起。但他讲的反对毛主席的人是谁呢？
郑维山不可能看出，一向“高举”和“紧跟”倡导对毛泽东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林彪副主席，会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进行不可告人的活动，实施攫取更多权力，提前“接班”的阴谋。林彪的这个讲话有着多重的效果——这个话是当着毛泽东的面，向所有中央委员讲的，只要毛泽东不反对，就等于首肯了他的这个讲话。他强调毛泽东的国家元首地位，也就是国家主席的地位。毛泽东如果不当，代表们一定要他来当，毛泽东也应该让他来当……
事后，有研究者认为，实际上，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这个讲话是他向毛泽东发难的一个信号，林彪之所以敢于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向毛泽东“叫板”，是因为他认为此时的他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实力”：
一方面，林彪集团的势力已经壮大到了一定程度。由于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居于“副统帅”的地位，他利用这一地位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使这个集团的权势发展很快，经过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达到了顶峰。这时，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已经正式写入党章；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还有一批骨干和党羽进入了党的中央委员会。黄永胜担任了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担任副总参谋长和军委办事组成员，林彪的妻子叶群也是军委办事组成员，并实际上控制了军委办事组。他们通过军委办事组这一特殊机构，实际上掌握了很大一部分军权。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正是用“和平过渡”的办法，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着为林彪夺权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