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年底，黄永胜、吴法宪不约而同地在报纸上抄写《三国演义》开篇词：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吴忠认为，他们借诗感怀，反映了他们“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情绪。他及时向周总理报告了这个动态。总理指示：向他们交待给出路的政策，从吴法宪身上突破。总理还允许吴法宪给家里写封信。吴忠等同志在审讯中批判了他们“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错误思想，促使他们转变立场，老实交代问题。吴法宪终于比较早地交代了在庐山会议上鼓吹“天才”、设国家主席和将空军的一切指挥权私自交给林立果等罪行。从而，黄、李、邱也不得不交代和证实了一些问题。
卫戍区里的吴忠问：林彪集团垮台后，江青集团崛起了，身为卫戍区司令员的吴忠不可避免地要和他们打交道，你们能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答：在“文革”中形成林彪集团的同时，还形成了另一个也是由野心家组成的江青集团。林彪集团垮台后，江青集团更是肆无忌惮地嚣张起来，他们横行霸道，达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
吴忠几十年党内生活铸就的性格，九十年戎马生涯形成的作风，使他本能地厌恶江青到处突出她个人，将个人凌驾于党之上的行为，厌恶她把当年电影明星那一套带到今天中国最高政治生活中来；更厌恶以她为代表的那些政治暴发户把一个好端端的党，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搞得如此乌烟瘴气。他对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反革命嘴脸早有察觉，并表示了极大的义愤。早在1972年，吴忠多次断言：“四人帮”没什么了不起，他们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不少人听过他讲“四人帮”的“坏话”。
某“样板戏”剧组的一个成员，把吴忠斥责“四人帮”的话，向“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作了密报，这些党羽又整理成书面材料报送“四人帮”。此事使“四人帮”大为紧张。姚文元看后的批语是：“看来相当复杂。”张春桥批示：“存洪文同志处，先不要对任何人讲，要研究一下。”又在材料的醒目处写了一个“存”字，“存”字下面还画了粗粗的两道红杠。虽然不知道他们是否研究过如何对付吴忠，但是可以想见，一旦“四人帮”完全掌权，他们是不会放过吴忠的。
还有一件事，就是学“上海民兵”的问题。
1974年，已经担任党的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的王洪文，要北京派人去学上海的民兵工作。学习回来汇报后，吴忠看出了“四人帮”在上海抓民兵的险恶用心，认为北京的民兵工作不能学上海，理由如下：
一是上海民兵是在“文革”中组成的，是一派群众组织的民兵。北京不同于上海，还是原来的民兵组织。
二是上海民兵权力很大，可以抓人，可以办案，北京不能那样办。
三是上海民兵与武装部是一个牌子、一个班子、一个党委，叫三位一体，等于取消省军区、军分区、武装部。这涉及体制问题，北京无权决定。
当时北京市召开了民兵工作会议，介绍了上海民兵工作的“新鲜经验”，且请吴忠讲话，他因不赞成学上海民兵工作而没去讲话。会后要发会议纪要，吴忠看了纪要草稿后，不同意下发。
“四人帮”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他们梦寐以求要抓军权，要把民兵变成听命于他们的“第二武装”。虽然当时吴忠并不知道他们的阴谋，但他历来重视组织原则，认为上海的做法从组织原则上讲是不对的，北京决不能照办。“四人帮”的阴谋在北京，在吴忠面前，却是此路不通。
问：1976年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时候，吴忠可谓是在“风口浪尖”上，能够说一说他在天安门事件中的表现吗？
答：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后，引起了全党、全国军民的无限悲痛。
但“四人帮”凭着他们窃取的权力，强令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送花圈，激起了全国上下广大群众的强烈反对。当年清明节前，北京各界人民不顾“四人帮”的阻挠，纷纷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敬献花圈，发表演说，朗诵诗词，怒斥“四人帮”。
吴忠怀着对周总理的深厚感情，为人民群众这一行动而高兴。在事件发生之前，他亲自指示在广场执勤的部队维持好秩序，帮助群众把花圈摆放好，加强巡逻，防止失火。
4月3日，广场上已摆满了花圈，吴忠指示警卫部队引导群众将花圈摆到长安街路北的灰观礼台上。当灰观礼台也摆满花圈时，吴忠又指示天安门管理处开放金水桥北的红观礼台，让群众上去摆花圈。
观礼台，顾名思义是首都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国内外贵宾观看天安门广场群众集会、游行的地方。吴忠敢于将花圈摆在观礼台上，无所忌讳，把可能对自己招致的严重后果置之脑后，这是蔑视“四人帮”的淫威，敢与“四人帮”对抗的大无畏精神。
吴忠在抗日战争时生死与共的战友、已经离休的空军副司令员王定烈，曾于４月４日下午，在广场纪念碑鞠躬行礼悼念周总理时，巧遇吴忠。他看见吴忠独坐车中，神情忧郁，遂钻入他车中交谈起来。
吴忠说：“人民悼念周总理以及革命先烈，本是无可非议的事，现在有人依靠手中的权力，要禁止群众悼念。老王，我这个司令真难当啊！弄不好，他会把老子当枪使。可是我看那些失尽人心，作恶多端的王八蛋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平时讲话文雅的吴忠，急红了眼，讲起粗话来了。
王定烈说：“得民者昌，失民者亡。不过，现在几个调子说话，你工作难度很大，你还是要注意，千万不要被人利用啊！”
吴忠哼了声，笑着说：“想利用我？没门儿！”
王定烈说：“这次看到你，我放心了。”
后来，王定烈将军着文回忆吴忠时，最后特借于谦的《石灰吟》颂之：
千锤百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4月4日清明节当天，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十几天以来，广场人数少则数万，多时达数十万，群情激愤，但秩序井然，没有发生挤伤、踩死人和其他不正常现象。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卫戍区司令员所能左右得了的。
早在4月3日，吴忠即与吴德及市委秘书长周家鼎等同志商议，邀请各界群众代表，征求对花圈处理的意见。代表要求将花圈摆到4月6日，到时群众自己取回。因为当时周总理的遗像很少，群众主要想取回花圈中的周总理遗像。吴德与吴忠则是想争取两三天时间做群众工作，防止矛盾激化。
4日晚，市委当即将群众意见作为建议上报。开始时，政治局基本同意市委的意见。后来，人民日报社的某人写了一张条子，说在纪念碑上有一个人发表演说骂江青。“四人帮”借机在政治局会议上大闹起来，江青看着手表说现在已经１２点了，清明节已经过去了，马上把花圈撤了。吴德和倪志福强调现在已经深夜了，调车调人收花圈很困难。但“四人帮”还是蛮横地坚持要当天收走花圈，迫使政治局做出了当晚收花圈的决定。
会后，吴忠听了吴德传达“四人帮”强加给政治局的决定后说：“这样搞，问题就大了。北京市非搞得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不可。”吴德说：“政治局已经决定了，改变不了了，我们就是个执行问题。”
当晚，市委连夜调了200台车，将大部分花圈拉到八宝山，将一部分制作很精细的放在中山公园。果然不出吴忠所料，5日上午，几万人涌向人民大会堂、广场指挥部索要花圈，愤怒声讨“四人帮”。群众越聚越多，群情更加激昂，发生了少数人砸汽车、烧广场指挥部等事情。正像吴忠后来所说：“这纯粹是‘四人帮’激发出来的事件。”
4月5日，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天安门广场事件。江青指责北京市“为反革命提供讲坛”。在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会议决定于当晚８时合围天安门广场，驱散群众。王洪文提出调１15民兵，姚文元要民兵带上棒子。吴德和倪志福强调困难，只能调3万人。
吴、倪到卫戍区与吴忠传达研究如何执行。吴忠时刻把如何保护群众放在心上，建议将民兵放在离广场中心较远的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卫戍部队徒手从历史博物馆出来，公安干警放在纪念碑南边。
5日晚8时，市委派吴忠到历史博物馆观察情况，相机行事。吴忠看到广场上群众约有数十万人，他从几年前东郊工人体育馆散场踩死人的教训中，意识到将这么多群众合围，混乱中不知要踩死踩伤多少人，更何况将悼念周总理的群众当反革命看待，其本身就是错误的。他千方百计地寻找借口拖延时间，借以保护群众：星期日民兵集中难；先到的财贸系统民兵大部分是女民兵，难以执行这种任务；东西长安街已经封闭，正在疏散群众，只许出不准进，大型汽车不通行，郊区民兵进不来，后来通知已经晚了，等等。他托词一再拖延时间，顶住了“四人帮”再三下达的“督战令”。吴忠通知天安门管理处开亮广场全部灯光，又反复通过广播劝群众迅速离去。直到夜里11时，吴忠才不得不开始清场。
他知道公共电汽车末班车时间是晚11时，只有到此时群众才肯离开广场回家。
在吴忠后来的公开讲话和北京卫戍区的文字记载中，清场开始时间是9点半，只推迟了一个半小时。吴忠解释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是冒着“抗命”的风险的，不能说推迟到11点。9点半时，广场上还有十几万人，怎么能合围？后来人们评论：吴忠的解释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