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这件事。余立金觉察出这事情不对头，常委们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已明确地向他讲了，没有传达任务，他应该懂得这是纪律，也应该向党委常委做些解释。为什么还执意要我去讲呢？余立金在电话中说：“吴司令，你跟常委同志们解释解释，我实在是没法汇报，不能汇报。”
“那你可叫常委们失望喽！”
“我去和常委们解释解释。”
“不用了，我给他们解释吧。”吴法宪说，“我看你还是汇报一下好，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嘛！”
这叫什么话！余立金有些恼火：“我不是要把自己孤立起来，我们要守纪律的！”
“我没叫你破坏纪律！是常委要你汇报的！”吴法宪的态度强硬起来。
余立金见他发火，又缓和了一下口气，说：“吴司令，的确没有汇报任务。”
“没有就算了！”吴法宪说完，把电话挂断。
余立金放下电话，心里想：吴法宪这个人越来越不像话了！
余立金心里有些不快，但还是不愿让这种心情冲淡家人的喜庆。他和孩子们聊了一会儿，看看时间不早了，就说：“明天爸爸还有会，你们也早点休息吧。”
余立金刚刚躺下，电话又来了。
还是吴法宪的声音：“余政委，你还是要到我这里来一趟，我们谈一谈。”
余立金没办法，只好起来，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出空军首长住的小院。远远地看见路灯下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走到近前，才看见吴法宪站在车子的旁边。
“走吧。”吴法宪说。
“去哪里？”他问。
“你不给空军党委常委汇报，给林副主席汇报总是应该的吧。”
给林副主席汇报？这叫余立金更加为难。周总理指示不要向任何人汇报。
可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党的副主席，排在周恩来之前的人物。
吴法宪见余立金迟疑，说：“刚才我和叶主任（叶群）通过电话，她说要我陪你去给林副主席汇报。”
吴法宪这一招很厉害，他把林彪抬出来，用以辖制余立金。
余立金说：“上面规定了，不向任何人汇报。”
吴法宪口气变了：“你对林副主席是什么态度！叶主任要你去汇报都不去？”
余立金只好说：“毛主席那里不让汇报，我们得按主席、总理的指示去办。
还是不汇报为好。”
吴法宪看余立金把毛泽东、周恩来抬了出来，就说：“你看着办。反正叶主任叫你去。”
余立金说：“你不能给叶主任解释解释？”
“我反正告诉你了。还是那句话，你看着办。”
“我见到叶主任时，再向她解释……”没等余立金说完，吴法宪就钻进车里，一溜烟跑了。
有人说，吴法宪去了叶群那里。又有人说，吴法宪绕了个弯儿，又回到他的家里，他不过是虚晃一枪，吓唬吓唬余立金而已。还有人说，吴法宪回家就给叶群打了电话，告了余立金一状。
谈到“杨余傅事件”时，余立金的夫人陆力行感慨万千。她和余立金同一天被抓起来，她坐了６年零４个月的牢。
她说：“余立金是个最本分最守原则的人，他不会左右逢源，只知道干工作。他得罪林彪、‘四人帮’的事情还有很多，可惜他已经不在了。他要还在世，能给你们提供很多的材料，他的记忆力可好呢！”
说完，她望着挂在屋里的余立金的遗像摇了摇头。
我们也只能留下遗憾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之后，大批的将军卷入了政治的旋涡之中。
有什么办法呢！各级党委、政府在红卫兵造反派的冲击下，已陷入瘫痪状态。国家机器要运转，人们的吃饭穿衣问题要解决，最高统帅不得不把这些跟随他转战南北的将领们，派到各级地方机关去军管，去支持“左派”。
——这就酿成了无数的悲剧。
“杨余傅”也属于被卷入政治旋涡中的将军。他们有的曾是骁勇善战的红军团政委，有的是“皖南事变”中九死一生的军部教导队长，有的是屡立战功的纵队司令员。打仗、管理军队，对他们来说不是什么难事，他们可以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然而，在政治旋涡中，在非正常的政治生活中，他们有的不知所措，无所适从；有的挣扎着，搏斗着……
一代将军的悲剧！
悲剧却能给人们更多的思考，无论对当事人还是后来者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很像活报剧的舞台，各种各样的演员都上台表演了一番。有人盲目地挥刀舞枪，有人像小丑一样上蹿下跳，也有人为了真理而碰得头破血流……他们的表演，或长或短，或多或少都能给人留下一定的印象。
在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上，王力、关锋、戚本禹也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但在“文革”的舞台上，他们可是不能忽视的角色。虽有点来去匆匆，也都演出过“波澜壮阔”的闹剧。
武汉发生“七二0”事件，波及全国。一时间，“江城上妖风呼啸，扬子江面黑流滔滔”的传单小报，飘至天山南北、大河上下。这出闹剧的主角，是王力、谢富治。
“中央文革”认为，武汉的军民整了王力、谢富治，他们要反击。他们把“百万雄师”打成反革命，远不能解心头之恨，他们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67年8月1日，他们把持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的社论。在这篇社论中，他们使用了一个蛊惑人心的概念——“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印出清样之后，王力迫不及待地命令新华社向全中国、全世界发了通稿。
红色的电波，荡漾在流血的中国国土上空：“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篇社论，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跟得“最紧”、学得“最好”、用得“最活”的空军司令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跟在《红旗》社论的后面，发表了署名“红尖兵”的文章，声言要彻底打倒“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文化大革命”是从舆论界开始的。这个信号，出现在党中央的机关刊物上，实际上是向全党全军发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号召。
各地的红卫兵小报立刻做出反应，各地造反派的斗争目标，直指当地驻军的领导人。一场夺军权的斗争正在孕育。
“揪出地区的‘陈再道’！”
“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一类的大标语很快出现在北京、上海、南京、西安、成都、沈阳等地。
人们纷纷议论：看来要动军队了，要把军队里的“黑帮”揪出来了。
紧接着，王力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发表了颇具名气的“王八七讲话”。
８月７日的北京，正值酷暑。花草树木都被晒得耷拉着脑袋。唯有树上的蝉，吱吱叫个不停。天热，太阳毒，气温高，都没有革命造反派的热情高。外语学院造反派的头头不顾汗流浃背，来到钓鱼台听“中央文革”的指示。
王力对他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红卫兵做了许多伟大的事。自从上海‘一月风暴’以来，多少造反派夺了被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的权力。现在，唯独你们外事口，不断有人煽阴风，点鬼火，说红卫兵管不了外交。我就不相信，为什么红卫兵不能办外交？红卫兵处理的事情，比国际上的关系复杂得多！”
“有人说，外交部的权不能夺！我要问一声为什么？外交部的权可以夺，陈毅的权可以夺！……不管是谁，只要他和革命造反派唱对台戏，我们就是要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
……
好一个“王八七讲话”，把外交部系统的夺权之火煽了起来。一个星期之后，陈毅在六国饭店的外交部小礼堂接受“批判”时，外语学院的造反派乘几辆大卡车冲进来抓人。大喇叭中吼叫着：“不揪出陈毅绝不收兵！”“陈毅必须到外语学院去低头认罪！”
陈毅被周恩来派来的人藏进了一间盥洗室。后来又在周恩来的指示下，由北京卫戍区的吉普车将他接回中南海。可以说，要不是周恩来事先有防备，事后有安排，陈毅非落入外语学院的狂热分子手中不可。
造反派没有捉到陈毅，当然不肯甘心。他们和外交部的造反派一起，于8月16日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大印，并且宣布：外交部的党政财文大权，统统归造反派管理。
当天晚上，外交部的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被造反派关进了地下室。要他们坦白交代追随陈毅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罪行。
第二天一早，姬鹏飞、乔冠华又被押上北京街头，到王府井闹市区卖造反派编印的“批陈战报”，还必须边叫边卖。
外国记者闻风而动，拍了他们卖小报的照片，很快传真照片飞到纽约、巴黎、莫斯科……
周恩来闻讯，怒不可遏地说，这是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要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立即去把他们找回来……
8月22日晚上，外事口的各路造反派聚集在英国驻华代办处周围，要冲进这所英国人的外交机构。周恩来接到报告，即令陈伯达、王力赶往现场劝说，不得制造外事事端。陈伯达、王力对周恩来的指示推脱不办，直至英国代办处付之一炬，造成极恶劣的国际影响……
“王八七讲话”和外交部造反派的行动，影响到外贸部和国务院的其他部。
北京的形势日趋混乱。
面对复杂的形势，周恩来不能吃、不能睡，他东挡西拦，终究阻止不了这“群众运动”的洪流。他心急如焚，为整个国家的局势担忧。他看得很清楚，造反派的这些举动，与“中央文革”有着极密切的联系。有的纯粹是他们幕后操纵的！怎么办？
要想稳定北京的局势，就必须对“中央文革”采取相应的措施，对跳得最高的王力、关锋、戚本禹采取一定的措施。然而，对他们采取措施绝非易事，除非毛泽东下决心，否则是动不了他们的。
周恩来令工作人员找到了“王八七讲话”的记录稿和其他有关材料，叫杨成武带上，去向毛泽东汇报，请毛泽东定夺。
听了杨成武的汇报，经过考虑，毛泽东说：“你回去告诉总理，‘王关戚’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你单独当面向总理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毛泽东说得很平静，甚至没有动气。看来他是真的要结束“文化大革命”了。
杨成武记录了毛泽东的话。
毛泽东说：“你现在就去准备，叫总理马上办。”
杨成武做了简单的准备，临上飞机前又到毛泽东那里，问毛泽东还有无别的指示。
毛泽东像是想起了什么，说：“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
杨成武乘空军的专机飞回北京，直接到了中南海周恩来的办公室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宣布了毛泽东的命令，当场把王力、关锋隔离审查。
这三个人先后在“文革”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这在中国老百姓那里也许引不起什么大的波澜。但在“中央文革”的内部，在林彪一伙那里，则如同发生了10级以上的强烈地震。
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中央文革”的干将。康生、陈伯达、江青不便说的话，他们敢说；康生、陈伯达、江青不便干的事，他们敢干。关锋同林彪的关系极为密切，林彪已经拟定他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副主任。
8月，北戴河海滨正是旅游旺季。不过那时人们都在轰轰烈烈地干“革命”，哪还有心思旅游？林彪以休养为名，独霸了一座很大的楼房，这里环境幽静，气候宜人，躲在这里策划阴谋，要比在喧闹的北京更有利。
下了飞机，他们把杨成武安排在北戴河首长住区的礼堂旁边的一间房内。
叶群说：“我去找101，你等一会儿再汇报。”
这“一会儿”不是几分钟，也不是几十分钟。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过了个把小时，还是不见动静。杨成武不能不想一想，林彪为什么让他在这里“静等”。来的路上叶群曾再次问杨成武：“你随主席出去，主席讲过哪几位的话（暗指对朱德、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的评价）？讲没讲过林总的什么话？讲没讲到过我呢？”
杨成武只能告诉她，主席没讲过。
她反复问毛泽东的讲话，和毛泽东对他们的评价，到底是什么意思？
杨成武望着海水冲击着岸边的礁石，沉思着，静静等候着。当他等到十分烦躁的时候，林彪派人来叫他去汇报。
林彪的居室内，拉上了厚厚的窗帘，屋里亮着灯。林彪光着头，坐在沙发里面，像一具僵尸。杨成武进来给他报告敬礼，他才勉强站起来，勉强握了握手。无力的手指指棕色的沙发让杨成武坐下。
“有什么话，说吧。”他的语调冷极了。你想象不出，同一个他，在天安门广场讲话时会那样富有激情。
杨成武向他汇报了对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处理情况，他只是微微点个头。
“林副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没有了。”声音依旧是冷冰冰的。
杨成武从林彪卧室出来，从里到外感到一股凉气。
这足以证明林彪对王力、关锋、戚本禹被处理的态度了。
林彪、“四人帮”一向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今天，他们和“王关戚”亲如兄弟，明天见情况不妙，他们就把事情推得干干净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杨余傅事件”发生后，他们又把“杨余傅”说成是“王关戚”的“黑后台”。
3月17日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大会上，当着数万人的面，他们可以脸不变色心不跳地讲假话，欺骗广大群众。
陈伯达说：“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后台，他们是刘、邓、陶遗留下来的余党，同时又是刘、邓、陶的小爪牙……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揭露了他们，打倒了他们，这是很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