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节似乎都以为万物虽不同形，不同才性，不同技能，却各各适合于自己所处的境遇。但《庄子》书中并不曾明说这种适合（Adaptation to environment）果否就是万物变迁进化的缘故。这一层便是《庄子》生物进化论的大缺点。近世生物学者说生物所以变迁进化，都由于所处境遇（Environment）有种种需要，故不得不变化其形体机能，以求适合于境遇。能适合的，始能生存。不能适合，便须受天然的淘汰，终归于灭亡了。但是这个适合，有两种分别。
一种是自动的，一种是被动的。被动的适合，如鱼能游泳，鸟能飞，猿猴能升木，海狗能游泳，皆是。这种适合，大抵全靠天然的偶合。
后来那些不能适合的种类都澌灭了，独有这些偶合的种类能繁殖。
这便是“天择”了。自动的适合，是本来不适于所处的境遇，全由自己努力变化，战胜天然的境遇。如人类羽毛不如飞鸟，爪牙不如猛兽，鳞甲不如鱼鳖，却能造出种种器物制度，以求生存。这便是“自动的适合”最明显的一例。《庄子》的进化论，只认得被动的适合，却不去理会那更重要的自动的适合。所以说：
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天运》）
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秋水》）
又说：
化其万化，而不知其禅之者。焉知其所终？焉知其所始？
正而待之而已耳。
这是完全天然的被动的生物进化论。
（下）
上章所述的进化论，散见于《庄子》各篇中。我们虽不能确定这是庄周的学说，却可推知庄周当时大概颇受了这种学说的影响。
依我个人看来，庄周的名学和人生哲学，都与这种完全天然的进化论很有关系。如今且把这两项分别陈说如下。
一、庄子的名学。庄子曾与惠施往来。惠施曾说，“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但是惠施虽知道万物毕同毕异，他却最爱和人辩论，终身无穷。庄周既和惠施来往，定然知道这种辩论。况且那时儒墨之争正烈，自然有许多激烈的辩论。庄周是一个旁观的人，见了这种争论，觉得两边都有是有非；都有长处，也都有短处。所以他说：
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齐物论》）
“小成”是一部分不完全的，“荣华”是表面上的浮词。因为所见不远，不能见真理的全体；又因为语言往往有许多不能免的障碍陷阱，以致儒墨两家，各是其是，而非他人所是；各非其非，而是他人所非。
其实都错了。所以庄子又说，“辩也者有不见也。”（同上）又说：
大知闲闲。（简文云，广博之貌）小知间间。（《释文》云，有所别也。）大言淡淡。（李颐云，同是非也。今本皆作炎炎。
《释文》云，李作淡。今从之。）小言詹詹。（李云，小辩之貌）。
（同上）
因为所见有偏，故有争论。争论既起，越争越激烈，偏见便更深了。
偏见越争越深了，如何分得出是非真伪来呢？所以说：
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我胜若，若不我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耶？其或是也，或非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暗，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同上）
这种完全的怀疑主义，和墨家的名学，恰成反对。《墨辩·经上》说：辩，争佊也。辩胜，当也。《经说》曰，辩，或谓之牛，[ 或] 谓之非牛。是争佊也。是不俱当。不俱当，必或不当。
《经下》说：
谓辩无胜，必不当。说在辩。《经说》曰，谓，非谓同也，则异也。同，则或谓之狗，其或谓之犬也。异，则[马] 或谓之牛，牛或谓之马也。俱无胜，是不辩也。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也者胜也。
辩胜便是当，当的终必胜，这是墨家名学的精神。庄子却大不以为然。他说，你就是胜了我，难道你便是真是了，我便真不是了吗？
墨家因为深信辩论可以定是非，故造出许多论证的方法，遂为中国古代名学史放一大光彩。庄子因为不信辩论可以定是非，所以他的名学的第一步，只是破坏的怀疑主义。
但是庄子的名学，却也有建设的方面。他说因为人有偏蔽不见之处，所以争论不休。若能把事理见得完全透彻了，便不用争论了。
但是如何才能见到事理之全呢？庄子说：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齐物论》）
“以明”是以彼明此，以此明彼。郭象注说，“欲明无是无非，则莫若还以儒墨反复相明。反复相明，则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
非非则无非，非是则无是。”庄子接着说：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
这一段文字，极为重要。庄子名学的精义，全在于此。彼即是“非是”。是与非是，表面上是极端相反对的。其实这两项是互相成的。若没有“是”，更何处有“非是”？因为有“是”，才有“非是”。
因为有“非是”，所以才有“是”。故说，“彼出于是，是亦因彼。”
《秋水篇》说：
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
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则功分定矣。
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知尧桀之自然而相非，则趣操睹矣。
东西相反而不可相无，尧桀之自是而相非，即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的明例。东里面便含有西，是里面便含有非是。东西相反而不可相无，彼是相反而实相生相成。所以《齐物论》接着说：
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郭注，偶，对也。彼是相对，而圣人两顺之。故无心者与物冥，而未尝有对于天下。）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
这种议论含有一个真理。天下的是非，本来不是永远不变的。
世上无不变的事物，也无不变之是非。古代用人为牺牲，以祭神求福，今人便以为野蛮了。古人用生人殉葬，今人也以为野蛮了。古人以蓄奴婢为常事，如今文明国都废除了。百余年前，中国士夫喜男色，如袁枚的《李郎曲》，说来津津有味，毫不以为怪事。如今也废去了。西方古代也尚男色，哲学大家柏拉图于所着《一席话》（Symposium）也畅谈此事，不以为怪。如今西洋久已公认此事为野蛮陋俗了。这都是显而易见之事。又如古人言“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又说“不可一日无君”，如今便有大多数人不认这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