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无绝对，生活中许多道理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面对同一件事情，从多个角度去审视，得出的结论可能会有所不同。办事时也应遵循同样的道理，同一件事因为面向的对象不同，办事方法也应该有所不同。
孔子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他知识渊博，门下的弟子非常多。但是孔子教育这些弟子从来都不搞一刀切，而是因材施教，针对不同个性的弟子施以不同的教育方法。
有一次，弟子子路问孔子：“做事要三思而后行，对吗？”
孔子说：“对，就应该这样。”
过了两天，另外一个弟子冉有又问孔子同样的问题，可孔子却说：“只需要考虑两遍就可以，不用三思。”
针对同一个问题，孔子却有两种不同的回答，人们很不能理解。于是就问孔子：“同样的问题，两个不同的弟子，为什么您给出的答案却不一样呢？”
孔子说：“我是按照他们两人的性格特点作答的。子路为人鲁莽，不喜欢思考，所以我告诉他做事要三思而后行，以免他没有考虑成熟而在仓促之间做出决断；但是冉有生性优柔寡断，对于一些事情往往是前思后想却难以作出决断，所以我告诉他考虑两次就行了，没必要考虑三次，用意在于鼓励他大胆尝试。”
人们才恍然大悟，纷纷称赞孔子教育方法得当。
教育要因材施教，办事的时候也要因人而异，如果对方重感情多于理智，那就以情动人，如果对方是讲理的人，那么自然就应该同他说理。三国时期，许允的做法就很值得人们效仿。
三国时期，魏国许允担任吏部侍郎，在选派官员的时候，多选择他的同乡。魏明帝听说这件事情以后，心中开始犯嘀咕，认为许允是在结党营私，居心不良，于是就派侍卫将他传去问话。
许允哪里想到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当他被皇帝的侍卫带走的时候还莫名其妙。好在他的妻子脑袋极为清醒，赶出来提醒他说：“聪明的君主只能以理说服，不能依靠软语相求。”
魏明帝一见许允就责问他为什么要重用同乡，是不是有什么不良企图？许允想起妻子的话，便理直气壮地说：“孔子曾经说过，在举荐人才的时候要‘举尔所知’，我之所以任用我的同乡，那是因为我对他们非常了解，觉得他们担任那些职务非常合适。如果陛下认为臣所说的话有不实之处，完全可以去考察他们，看看他们到底称职还是不称职。如果不称职，臣甘愿承受一切责罚，但如果情况属实，还请陛下开恩放臣回去。”
魏明帝便对许允举荐的那些同乡做了一番细致的考察，发现每个人都可以胜任其职，于是对许允褒奖一番，让他回家了。
许允重用同乡，是根据魏国的荐举制度。不管他此举用意何在，也不论这么做是否妥当，但完全合乎皇帝认可的“理”。许允的妻子明白，要想说服皇帝，以理服人才行得通，婉言哀求难以有好的效果，所以，她才叮嘱丈夫要以理服人。许允也明白这个道理，面对皇帝的责问，坦然以孔子举荐人才时要“举尔所知”相对，并通过用人称职这条硬道理，摆脱了自己结党营私、居心不良的嫌疑。
在做事的时候因人而异，对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方法，类似于许允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隋朝的徐文远也是这方面的典范。
徐文远祖上本为南朝贵族，因为战乱，幼年时跟父亲一同被抓到长安。当时，生活十分艰苦，经常是食不果腹。可徐文远没有因为生活条件艰苦而自暴自弃，反而勤奋好学，通读经书，成为当时著名的学者，并开馆授徒。隋末唐初的一些风云人物，如杨玄感、王世充、李密等，都曾经在他门下学习过。
隋朝末年，洛阳一带因为战争而民不聊生，徐文远的生活也很艰难，不得不外出谋生，却被昔日的学生、瓦岗军领袖李密碰上。李密便把徐文远请进了自己的军队，好生招待，尊敬有加，并请求徐文远留在自己的军队中为他出谋划策。
徐文远听了李密的话，没有立即答应李密的要求，而是给李密讲了一番大道理，意思是说要自己帮他可以，但是李密必须有忠义之心，心怀天下，不可胡作非为，祸乱百姓。
李密一一答应，徐文远便在李密的军营中待了下来。
后来李密行动失败，徐文远又归顺了自己另外一个学生——驻守洛阳的王世充。王世充见老师归顺于他十分高兴，赐给他锦衣玉食。虽然徐文远同样也是王世充的老师，可是，他每次见到王世充时都十分谦恭，对他行君臣之礼，丝毫不敢怠慢。
有人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很是诧异，就问他：“听说您对李密非常不客气，并坦然地接受他的尊敬，可是对王世充怎么会如此恭敬呢？他们二人同样都是您的学生啊！”
徐文远说：“李密是个正人君子，所以我用那种狂傲的方式对他说话，对他态度不客气，他也能够接受；可王世充却不同，他是一个阴险狡诈之人，不用说我只是他的一个老师，为了自己的利益，就是他的亲人朋友都有可能被他杀害。所以对他说话、行事我必须小心谨慎才行。常言道：‘对人说人话，对鬼说鬼话。’同一件事情，面对的人品性不同，自然应该采取不同的应对方法，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后来徐文远投降了唐朝，受到唐太宗李世民的重用。
待人如此，公关办事也是这样，面对不同类型的入就应该采取不同的方法，所谓因人而异、看菜做饭，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