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我和母亲私下约定，由我出资给小弟买套房子。
那时候，我大学毕业刚刚工作一年，工资也不高，我做出这个决定，不是没有压力，但是看到母亲谦卑而企盼的目光，我知道自己别无选择。母亲浑浊的眼睛里涌满了泪水，她揽住我肩头，声音呜咽着说：“好孩子，你这都是代妈受的苦啊！”
要给小弟买房子，不仅是因为母亲的要求，还因为小弟，小弟不是个健康的人。
小弟小我两岁，母亲说他出生时其实是一个漂亮聪明的小男孩儿，眼睛大，皮肤白，比我还漂亮。小弟3岁那年，突然发高烧，父亲不在家，母亲心急火燎地去村里的诊所找大夫，结果那个大夫用了过量的抗生素，小弟再也不会说话，听力几乎为零。
到了上学的年龄，学校不肯收小弟，母亲找到校长说尽了好话，校长终于答应在班里给他安排了一个位置。小弟的书读得很艰难，老师讲的课他一点儿都听不到。我主动留了两级，要求和小弟坐了同桌。我写字的速度很快便练得赶上了老师的语速，小弟就靠着我帮他记的笔记，成绩居然一直都不错。
但是在学校里，小弟还是因为有缺陷而成了同学们捉弄的对象。学校附近有一个水塘，里面全是黑糊糊的污水，小弟不止一次地被人推进水塘里，弄得一身湿淋淋地回家。那一次，几个同学把他挤到一个墙角，非要扒小弟的裤子。我冲上去，拣起一个酒瓶，照着闹得最凶的那个人头上就砸了过去。
我打的那个人是村长的侄子，这件事不但让父亲赔偿了一大笔巨额医疗费，而且小弟和我都被学校开除了。父亲和母亲一起低三下四地去找村长求情，说开除小弟可以，但无论如何得让我上学。村长老婆阴阳怪气地冲母亲撇撇嘴说：“也不知道你们上辈子做了什么好事，积出这么好一个儿子来！”母亲被噎得泪水长流。
那天父亲回来后，二话不说操了一根铁棍对着我劈头盖脸就打了下来：“还敢出去给我惹事？我今天非打断你的腿不可！”母亲吓呆了，小弟却冲过来，一把抱住父亲的腿，也不知哪来的力气，猛然夺过父亲手里的铁棍，朝自己的身上猛抽起来。母亲扑过去，抱着小弟，全家人哭成了一团。
那天晚上，我摸着小弟身上红肿的伤痕，有尖锐的疼痛朝我袭来。小弟帮我擦去眼泪，拍拍胸脯，意思是他是男子汉，这点儿痛不算什么。
后来父亲费尽周折，找了镇上一位亲戚说情，总算又让我回到了学校，但小弟从那以后就再没踏入学校半步，小小年纪便开始跟着父亲下地干活，割草放羊。
我考上了重点大学，在村子里轰动一时，这让多年来始终抬不起头的父母终于扬眉吐气了一回。为了我高昂的学费，父亲和母亲包了村里30亩地，还养了几百只鸡，起早贪晚地拼命。16岁的小弟在村里人的介绍下，进了一家医院的传染科扫厕所。这份又脏又累没有人愿意干的工作，小弟却做得很开心。
小弟第一个月领了130块钱的工资，他给我寄了50块，交给母亲50块，自己只剩下30块钱做生活费。小弟在汇款单上写着：“春天了，给自己买件衣服吧！”看到那几个字，我的泪“刷”地一下就涌了出来。我捧着那50块钱从邮局回来，如同捧着一块稀世珍宝，心里颤颤的。走在城市的繁华热闹的街道上，我的目光一次次地停留在那些衣襟破旧面容憔悴的民工身上，每一张沧桑的面孔都会让我落泪，让我想起在故乡小城的那家医院的厕所里，正使劲地刷马桶的亲爱的小弟。
大学四年，小弟每个月50块钱，整整给我寄了四年。那些钱，我一分都没动，我不知道该怎样把那些钱花出去——那每一分钱里，都含着小弟的血和汗啊！
大学毕业那年，我春节回家，到小城下车后顺道去医院看小弟。医院传染科是禁地，一般入不让进。说了许多好话，值班的护士才肯帮忙去叫。过了好久，才看见小弟匆匆跑了出来，单薄瘦小的身材，身上白大褂已经变成了灰色，头发乱蓬蓬地纠结成一团。看到我，他的眼睛里闪过一瞬间的的迷茫，然后就变成了满脸的惊喜。
我心里一酸，走过去，想拥抱他一下，他却慌忙闪开了，紧张地指着门上的牌子给我看。那上面写的是“传染科”。我心里一酸，竟不知道说什么好。
那年春节是全家过得最舒畅的一个春节，我大学毕业了，父母终于可以喘一口气轻松一下。但是母亲又操心起小弟的婚事了，在乡下，和小弟同龄的男孩子已经做了孩子的父亲。母亲很要强，虽然小弟不是一个健康人，但她发誓一定要给小弟娶一房媳妇，让小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为此，她几乎是神经质地求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拜托人家为她的哑巴儿子讨个媳妇。母亲说：“如果不把你小弟安排好，以后我和你爸说不定哪天就去了，不是还要连累你吗？”
我心里酸酸的，黯然无语。
后来，终于有人为小弟介绍了一个女孩儿，也是个哑巴，母亲和小弟都很中意。但是女孩儿的父母提了一个很苛刻的条件：必须得给他们在县城买一套房子才肯把女儿嫁过来。父母急得一夜之间白了头发，他们供我读大学已经耗尽了心力，家里还欠着不少的外债。在县城买套房子要七八万，他们上哪儿去弄钱买房子啊？父亲一急就病倒了，母亲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让我回去一起想办法。
接到母亲的电话后，我心里很疼，我拿出读大学时小弟寄给我的钱，泪就流了出来。小弟从小就活得卑微而屈辱，这回说什么我也要帮他把房子买了。
我把要给小弟买房的决定告诉母亲，母亲笑了，但是笑着笑着泪水就流了一脸，她叹息着说：“还是要连累你……”
母亲又找了媒人，费尽了口舌，总算说通了可以先办了婚事，两年后保证把新房钥匙交给他们。女方勉强同意，但是一定要我立个字据，以免我将来不认账。我握着笔，写下自己的名字。那一刻，我第一次感到了什么是沉重和责任。
小弟不知道这其中的曲折，他乐呵呵地忙着准备自己的婚事，快乐溢于言表。结婚的前一夜，小弟陪着我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坐了很久，他用手语跟我“说”：姐，你该给我找个姐夫了。你老是一个人在外面，我们都为你担心呢。
那时候我在一家都市报社做编辑，每个月1500块钱工资，工作很清闲。我去找了领导，表示想调到广告部工作，因为广告部的收入是按提成分的，只要能拉来广告，收入非常可观。老总起初不同意，没头没脸地骂了我一通，指责我不应该眼睛里只看到钱。但是他了解了我的情况后就沉默了，他说：“不管什么时候，不要丢了你自己！”
我白天去跑广告拉客户，晚上写稿子，通常一天只有三四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我都觉得自己仿佛虚脱了一般。但是第二天早上8点，我又精神奕奕地去接待客户了。一年之后，我的广告业务提成有了大幅的进展，同时我的稿子也开始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开花。当我将自己的一部书稿连同署名权一起卖给了一位书商，并拿到一笔不菲的稿费后，买房的钱已经攒得差不多了。我长出了一口气，心上的重负一下子轻了很多。
我回家，找了家在县城的老同学帮我选房子。最后选中了一套80平方米的房子，有向阳的阳台，环境也很安静。交了钱，拿回钥匙后，我兴奋地从这个房间跑到那个房间，想着小弟以后的幸福生活，我的心都要醉了。
我激动地回家，拉着小弟上县城看房子。小弟起初不明白我要带他去哪里，待我打开新房子的门，并把钥匙交到小弟手里，他一下子惊呆了。他不相信地看着我，我冲他使劲点点头，告诉他，以后这就是他的新家了。小弟嘴里“啊啊”地叫着，拉着我的手，看看这儿，瞅瞅那儿，双臂舞动着，不知道该怎样高兴才好。
但是很快他便静了下来，他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我，脸憋得通红。我沉浸在幸福的构想中，不曾注意到小弟的表情。他突然把钥匙重重地往我手里一扔，便跑了出去。我还以为他忘了拿什么东西，一直到晚上回家，一进门小弟就黑着脸把一张纸条递了过来：“姐，你为什么要给我买房子呢？我知道你疼我爱我，可是你不能去挣不干净的钱哪！爹妈供你读大学不容易，你怎能这样作践自己呢？你把房子退了吧，这样的房子打死我也不会去住的……”
看完纸条，我又好气又好笑，原来小弟怀疑我的钱来路不正啊。我拿起笔，在纸上接着写道：“小弟，钱是姐靠写字和拉广告赚来的，这个你不用怀疑。给你买所房子，一直是姐的心愿。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做游戏，你垒了一所泥房子，你说那房子是你用心做顶，以爱做墙，我们一家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一定会一生幸福！这句话曾经是我攒钱买房的最大动力，我要让你幸福！”
小弟看着我，泪，从他的眼角溢了出来。
搬进新房那天，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在那个最幸福的时刻，我却泪流满面。我在心里说：“该歇歇了。”
一个最美的小女孩儿！
◎文/商凤
不是每个女孩儿都有自己的化妆品，也许春玲她一生没见过也没触摸过！但是她是不用化妆品的最美的女孩儿！
1998年8月24日，一场特殊的追悼会在山东加祥县后申庄举行。
死者申春玲是一位年仅16岁的小姑娘，但她却享受了这个村最高的葬礼规格，她的三个哥哥穿上了为父母送葬才能穿上的孝衣，在灵柩前长跪不起，全村老少自发地佩戴黑纱哭着为她送行——
然而有谁知道这位早逝的姑娘其实与这个家庭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她只是一个连户口都没有的继女；在继父瘫痪，亲母亲离家出走后，她却勇敢地留了下来，用柔弱的双肩托起了四个大学生哥哥！
1994年6月，失去丈夫的春玲的母亲带着申春玲姐弟从山东范泽龙周集来到加祥县后申庄。春玲的继父申树平是一个木匠，为人忠厚老实。继父上有70多岁的二老，下有四个正在读书的儿子。其中大儿子申建国在西安交大读书，其他三个儿子在县里读高中。尽管家庭负担很重，但继父有一门高超的木工手艺，再加上一家人勤俭节约，生活过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对于春玲母子三人的到来，继父全家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或许因为家中没有女孩儿的缘故，爷爷、奶奶、继父都对小春玲疼爱有加，哥哥们更是亲热地叫她小铃铛。小春玲到继父家时，早已经过了上学的年龄，可是由于父亲去世，她只能失学在家。继父知道后二话不说，拿钱给她上了学。家里本来就有四个孩子上学，再加上小春玲，继父的肩上又增添了一份负担。好在继父勤快，农闲时间常跟镇上的建筑队外出施工赚些外快，总算能对付家里的支出。
小春玲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上学机会，第一学期就考了个全年级第三名。除了学习，她还包下了部分家务活，一有空闲，就帮几个哥哥洗脏衣服，帮继父抬木头、拉锯，继父逢人就夸：我这辈子有福气，天上掉下个好女儿！
然而，快乐的时光转眼即逝，一场横祸从天而降。
1995年初夏，继父在一次施工中从三楼摔了下来，瘫痪在床。一根大梁倒下了，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断绝了，为给继父治病家里背上了沉重的债务。看着瘫在床上的继父，二哥申建军率先提出辍学，父亲坚决不同意，因为他和老三马上就要高考了，他的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老三、老四也要求辍学，好挑起家庭的重担。
正在哥哥们相争不让、继父左右为难之时，小春玲却提出由自己辍学，帮妈妈支撑起这个家。继父流泪了，爷爷、奶奶也不停地抹泪。继父沉痛地说：“玲儿，爹对不住你，你的几个哥哥读了这么多年书，现在放弃太可惜了，只能委屈你了——”
三个哥哥也紧紧握住小妹的手，并在父亲床前共同许下诺言：不论以后谁考上大学，小妹的这份恩情要加倍偿还。
可刚刚走出磨难的春玲母亲却承受不住再一次的灾难打击。她从医生口中得知，丈夫很可能终身瘫痪在床，她对这个家彻底失去了信心，更惧怕自己挑起这副沉重的担子，决定带着女儿离家出走。任春玲如何哀求，如何劝止，母亲还是在继父受伤三个月后离开了危难的家。母亲走了，家里的支柱又断了一根，爷爷、奶奶成天抹泪，继父唉声叹气，哥哥们心中更是惶恐不安。家里又陷入一片泪雨纷飞中。村里的人们也好心地劝慰春玲：
“这里没有你任何亲人了，你也回范泽你姥姥家吧，要不，你会受一辈子苦的！”小春玲坚定地摇摇头：“不，我不能走，俺娘走了俺不能再丢下这个家。”小春玲把哥哥们叫到继父的床前，一字一句地保证道：“爹，娘走了，那是娘；我不会走，我要留下来陪你们共渡难关，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亲生女儿。”这一年，申春玲年仅12岁。
只要哥哥们有出息了，就是小妹有出息了
小春玲说到做到，她包揽了家里所有的农活和家务，和真正的家庭妇女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整个家庭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小春玲知道，这个家要想好起来，首先得让继父好起来，所以，在繁忙的农活之余，她一刻也没有停止为继父治病。
1996年盛夏，由于天气炎热，继父的病情加重，小春玲决定带他去济宁市住院治疗。安顿好家里的事，她拉着板车上路了。80多公里的路程她足足走了两天一夜，走到目的地时，她的脚磨破了，肩也肿得老高。在医院为了节省住宿费，春玲住在医院的自行车棚里，看车的老大爷以为她是讨饭的乞丐，几次往外撵她。小春玲只好实话实说，老人深受感动，不仅把她睡觉用的板车放在最里边，还专门为她找了一顶蚊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