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大师与中学生
◎文/津远
社会的进步正是靠这种魅力推动的。
美国一海滨城市，又一座摩天大楼拔地而起。这是设计师约翰先生的精心之作。汤姆是位在校的中学生，一天，他来到约翰设计的大楼下，对主楼轻薄的构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汤姆一回家就从电脑里调出了该楼的资料，在惊叹之余，他突然发现，这幢大楼的迎风面，正好落在三角形的棱边上，但强风碰上棱边，势必会改变方向而产生旋转，这时单薄的墙体，正好是受力最大的区域。他把自己的发现写了封信，寄给了约翰先生。
收信后约翰用电脑进行了风动的模拟测试，结果汤姆的推测完全正确。
约翰不愧为一流的设计师，在短期内，他居然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当一块重达数十吨的预制构件吊上楼顶时，约翰悬着的心也随之落地了。他独到的方法，不仅一举解决了大楼的安危，还翻开了建筑史上防风抗风划时代的一页。
汤姆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可贵的是，他却偏要不自量力地去思考大厦的设计。作为大师的约翰，完全可以因自己的“面子”，将汤姆的信置之脑后，但正是那种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使他翻开了建筑史的崭新篇章。这种现代人格的完美结合，时常能创造奇迹。因为许多时候，社会的进步正是靠这种魅力推动的。
尼泊尔的啤酒
◎文/吉田直哉
听他说由于恰里科特只有4瓶啤酒，就爬了四座山直到另一个山岭。
那是4年前的事了，准确地说不是“最近”了，然而对我来说，却比昨天发生的事还要鲜明得多。
那年夏天，为了摄影我在喜马拉雅山麓、尼泊尔的一个叫多拉卡的村庄待了十多天。在这个家家户户散布在海拔1500米斜坡上的村庄，像水、电、煤气之类所谓现代的生命线还没有延伸到这里。
这个村庄虽有4500口人，却没有一条能与别的村落往来的车道。不用说汽车，就是有轮子的普通交通工具也用不起来。而只能靠两条腿步行的山路崎岖不平，到处都被山涧急流截成一段一段的。
由于手推车都不能用，村民只能在体力允许的范围内背一些东西在这条路上行走。每当我惊奇于草垛何以移动时，定睛一看，下面有一双双小脚在走路。原来是孩童背着堆得高高的当燃料用的玉米秸。
以前在日本去村庄的公有山林砍柴时，禁止用马车拉柴，只允许背多少砍多少。当时人们认为背多少砍多少的话就能得到天神的原谅。
时代不同了，可正因为没有车道，多拉卡村的人们至今过着一种既能保护环境又能被天神原谅的生活。我不知道以前的情况，反正现在村民们完全知道他们的生活无法和世界上其他的地方相比。因此，他们是以一种苦楚的心情，在旅游者看来像世外桃源般美丽的风景中过着日子的。
特别是年轻人、小孩子都渴望离开村子去有电有车的城市。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就是我们，在没法用汽车的这里，也深感不便，每时每刻都是全副武装登山。从汽车的终点站到村庄，我们竟雇了15个人搬运器材和食品，多余的东西不得不放弃。
首先放弃的就是啤酒，啤酒比什么都重。想过酒瘾，威士忌更有效果。我们4人带了6瓶，每人一瓶半，估计能对付着喝10天。
然而威士忌和啤酒，其作用是不同的。
当汗淋淋地结束了一天的拍摄，面对眼前流淌着的清冽的小河时，我情不自禁地说：“啊，如果把啤酒在这小河中镇一下的话，该有多好喝呀。”
现在再提经过大家协商放弃的啤酒真是没有道理。这时有人追问我说出来的这句忌语。他不是我的同僚，而是村里的少年切特里。
他问翻译：“刚才那人说了什么？”当他弄清什么意思时，两眼放光地说道：“要啤酒的话，我去给你们买来。”
“……去什么地方买？”
“恰里科特。”
恰里科特是我们丢了车子雇人的那个山岭所在地，即使是大人也要走一个半小时。
“是不是太远了？”“没问题，天黑之前回来。”
他劲头十足地要去，我就把小帆布包和钱交给了他。“那么，辛苦你了，可以的话买4瓶来。”
切特里兴高采烈地跑了出去，到8点左右背了5瓶啤酒回来。大家兴奋地鼓掌庆祝。
第二天午后，来摄影现场看热闹的切特里问道：“今天不要啤酒吗？”“要当然是要的，只是你太辛苦了。”
“没问题，今天是星期六，已经放学了，明天也休息，我给你买许多‘星’牌啤酒。”
“星”牌啤酒是尼泊尔当地的啤酒。我一高兴，给了他一个比昨天更大的帆布包和能买一打啤酒以上的钱。切特里更起劲了，蹦蹦跳跳地跑了出去。
可是到了晚上他还没回来。到了临近午夜还是没有消息。我向村民打听会不会出事了，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如果给了他那么多钱，肯定是跑了。有那么一笔钱，就是到首都加德满都也没问题。”
切特里还是没有回来。第二天也没有回来。到第三天也就是星期一还没有回来。我到学校向老师说明情况、道歉并商量对策，可是连老师都说：“不必担心，不会出事的。拿了那么一笔钱，大概跑了吧。”
我后悔不已。稀里糊涂凭自己的感觉把对尼泊尔孩子来说简直难以相信的一笔巨款交给了他，误了那么好的孩子的一生。
然而我想还是事故吧。但愿别发生他们说的事。
这样坐立不安地过了三天，到了第三天深夜，有人猛敲我宿舍的门。哎呀，打开门一看，切特里站在外面。
他浑身泥浆，衣服弄得皱皱巴巴的。听他说由于恰里科特只有4瓶啤酒，就爬了四座山直到另一个山岭。
一共买了10瓶，路上跌倒打碎了3瓶，切特里哭着拿出所有玻璃碎片给我看，并拿出了找的钱。
我抱住他的肩膀哭了。很久了，我不曾那样哭过，也不曾那样深刻全面地反省讨。
魔力黑痣
◎文/穆梓
拥有一个储量极其丰富的矿藏，最关键的是要不断地去挖掘，靠自己，也靠别人。
1823年，在英国南部城市威尔士的一个小城镇，一户穷困潦倒的农家，一个瘦小的女婴呱呱坠地。她不合时宜地降临，在愁眉不展的母亲看来，只是让本已穷困的家中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更让父母苦恼的是，女孩儿两岁那年，左脸上突然生出一颗指甲大小的黑痣，让她那张本来就不大好看的脸，变得更丑陋了。
来自亲人和周围人们的歧视目光，让从小自卑感便很重的女孩儿变得更加抑郁了。父母更加不喜欢她，只供她念了四年书，便让她去一个农场做工。女孩儿默默地听从了父母的安排，每天除了拼命地干活，一有空闲，她就躲到一个角落里，痴迷地读着能够找到的各种书，似乎只有沉浸在书籍的海洋中，她才可以忘却生活中那无尽的烦恼。如果不是因为那突如其来的预言，她十有八九会像许多贫苦农家孩子一样，默默无闻地走过凄苦的一生。
女孩儿命运的改变是她13岁那年的春天。一位当地赫赫有名的牛津大学的哲学家，偶然在农场草垛旁，看到了正在全神贯注地读书的女孩儿。他不容置疑地对身边的人说：“哎呀，这个小女孩儿双目有神，心智非凡，将来肯定是这个小镇上最有出息的人。她脸上的那颗痣，其实是一颗幸运星。”
“真的是那样吗？”哲学家的预言像一块巨石，砸在了女孩儿的父母和众人平静的心海，他们不约而同地打量起平时谁都不愿意多瞧几眼的女孩儿。许多事情就从那时突然变得奇怪起来：丑丑的女孩儿虽然没有一下子美丽多少，但却可爱了许多。众人纷纷搜寻了许多的旁证，来附和哲学家的判断，以证明女孩儿的确与众不同。众人一致的赞赏评语，深深地鼓舞了女孩儿的父母，他们像捡到了金子一样兴奋起来。女孩儿脸上那颗讨厌的去不掉的黑痣，在父母的眼里也陡然成了一种智慧的象征。接下来，一连串的幸运降临到女孩儿的头上——本镇最好的学校主动邀请她免费入学，一位大农场主主动登门认她为干女儿，为她提供了最好的学习条件，并帮助他们一家走出了贫困的阴影。
“女孩儿是神”的说法还在不断地向四处传播，女孩儿陷入了众人羡慕和激励的包围中，她一天天地自信、开朗起来，笑容一如阳光般灿烂，她的学习成绩一年比一年优异，还成了校园里的活跃分子，她的组织能力在同学中间出类拔萃。女孩儿脸上的那颗黑痣扩大了一点儿，但这并没有妨碍许多英俊的男士频频向她示爱，她真的由丑小鸭变成了美丽的天鹅。后来，女孩儿取得了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成了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当时最年轻的女教授和一名很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家，再后来，她还做了伦敦的市长助理。随着时光的流逝，几乎没有人记得女孩儿卑微的出身和她凄惨的童年，人们把更多的敬慕和赞赏投给了一步步迈向更大成功的女孩儿。
女孩儿35岁那年突然病逝，许多人不禁扼腕痛惜，因为她即将被提名为皇家科学院院士。后来，一位医生道出了女孩儿死亡的原因——是女孩儿脸上的那颗黑痣发生了癌变，癌细胞侵入了她的脑组织。但此时，已经没有人在意这一点了，人们到处传颂的是女孩儿脸上的那颗痣，仍是上帝赐予的象征智慧和才干的幸运星，人人都在羡慕女孩儿，都在渴望自己拥有那样一颗神奇的黑痣。
灯下，阅读那位名叫圣安·玛丽娅近乎传奇的短暂人生故事，我不禁喟然：
本来只是一颗不幸的黑痣，竟然因为仅仅是不经意的一句预言，转瞬间便附着一股神奇的魔力，人间的不幸，也成了向上登攀的台阶，并由此让卑微的小女孩儿有了辉煌的人生走向。与其说是命运的无常，不如说是奇迹无处不在，平凡如我辈的每个人，其实都拥有一个储量极其丰富的矿藏，最关键的是要不断地去挖掘，靠自己，也靠别人。
生命的角色
◎文/流沙
没有一个人可以扮演一个角色到底，这对谁都一样。
浙江电视台的一个节目，请来的是一位打铁匠，胡子拉碴的。第一次面对镜头，他立在台上手足无措，很憨很淳朴。
他要模仿世界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主持人说他在当地是著名的打铁匠，也是著名的歌唱家。
台下发出阵阵笑声，他也憨憨地笑——这样的笑容是那种与土地打交道、有着土地一样本质和性格的农民才会拥有的。
本来预料让一位农民唱《我的太阳》是一个喜剧，但我错了。
主持人让他唱一段。他脸上的神色一闪，刚才的憨笑和失调的动作一扫而空。音乐响起，立于台中的他竟然有七分粗犷、三分艺术效果，令人不由得为之叫好。
《我的太阳》的歌声从他的体内发出，竟然辨不出真伪。再看他，依然十分陶醉，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音乐之中。这哪是一个农民，又哪是一位干粗活的打铁匠，分明是一位不修边幅的艺术家啊！他的表情是如此的丰富，声音是如此具有感染力，全身每一个部位仿佛都与音乐有关。
一曲罢了，台下掌声一片。
他说，前些天感冒了，否则会唱得更出色。说完这句话后，他又现出了一个未见过世面的农民模样，两只手也不知如何安放才好。
我想这位打铁匠的生命大概有两种形式，一是打铁，二是音乐。打铁的时候，能够看到一个男人的力量和血性的张扬；唱歌时，能看出他的灵魂他的情感他的喜怒哀乐。没有了这两样，他可能就与别人没有任何区别了。
前些天看一份报纸，歌星李克勤对演唱组Beyond乐队成员之一的黄贯中说：“你在台上真的好酷，握住吉他真是好有型。不过，放下吉他后，就变成了一个普通人。”那话真是妙极了。
艺人如此，普通人也是如此。不论你在社会上扮演何种角色，一旦脱离自己的角色，我们就都成了普通的俗人。
没有一个人可以扮演一个角色到底，这对谁都一样。
玫瑰花言誓
◎文/杨宗海
许诺只在一瞬，践约需要永远，无论是凡人还是伟人。
1797年3月，法兰西总统拿破仑在卢森堡第一国立小学演讲时，潇洒地把一束价值3路易的玫瑰花送给该校的校长，并且说了这样一番话：“为了答谢贵校对我、尤其是对我夫人约瑟芬的盛情款待，我不仅今天呈献上一束玫瑰花，并且在未来的日子里，只要我们法兰西存在一天，每年的今天我都将派人送给贵校一束价值相等的玫瑰花，作为法兰西与卢森堡友谊的象征。”从此卢森堡这个小国即对这“欧洲巨人与卢森堡孩子亲切、和谐相处的一刻”念念不忘，并载之人史册。
谁都不曾料到，1984年底，卢森堡人竟旧事重提，向法国政府提出这“赠送玫瑰花”的诺言，并且要求索赔。他们要求法国政府：一、要么从1798年起，用3个路易作为一束玫瑰花的本金，以5厘复利计息全部清偿；二、要么在法国各大报刊上公开承认拿破仑是个言而无信的小人。法国政府当然不想有损拿破仑的声誉，但电脑算出来的数字让他们惊呆了：原本3路易的许诺，至今本息已高达1375596法郎。最后，法国政府通过冥思苦想，才找到一个使卢森堡比较满意的答复，即：“以后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法国将始终不渝地对卢森堡大公国的中小学教育事业予以支持与帮助，来兑现我们的拿破仑将军那一诺干金的玫瑰花信誓。”
也许拿破仑至死也没想到，自己一时“即兴”言辞会给法兰西带来这样的尴尬。但是，这也正说明了一个道理：许诺只在一瞬，践约需要永远，无论是凡人还是伟人。
一位出租车司机的职业水准
◎文/钱黄萍
真正的职业水准，不仅要可行，而且要尽力而行，并产生最大的效益与回报。
一次公司例行的“分享”会上，从台北来的小陈讲给大家一个出租车司机的故事。她说这个故事在她就读的学校是被列为毕业班必上的“最后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