捆绑苦难
◎文/朱成玉
把两个人的苦难捆绑到一块儿，苦难便消解了一半。
在那次关于矿难的采访中，我接触到一位被双重苦难击中的中年妇女：瞬息之间，她失去了丈夫和年仅18岁的儿子。
她在一夜之间变成孤身一人，一个家庭硬生生地被死亡撕成两半，一半在阳光下，一半在尘土里。
两个鲜活的生命去了，留下一个滴着血的灵魂，悲伤让她的头发在短短几天就变白了，像过早降临的雪。
一个人的头发可以重新被染成黑色，但是，堆积在一个人心上的雪，还能融化吗？
那声沉闷的巨响成了她的噩梦，时常在夜里惊醒她，她变得精神恍惚，时刻感觉到丈夫和儿子在低声呼唤着她。
同样不幸的事还有很多，一个刚满8岁的孩子，父亲在井下遇难，而母亲在上面开绞车也没能幸免于难，强大的冲击波将地面上的绞车房震塌了，母亲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离开了人世。
在病房里，我们不敢轻易提起这场噩梦，这使我们左右为难。主编给我们的采访任务是关注遇难矿工家属的生活，可是我们真的不忍心再去触碰她的伤口，那苦难的心灵简直就是一座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的悲伤的火山。
我们沉默着，找不到可以安慰她的办法，语言显得那样苍白无力，就像一个蹩脚的画家面对美景时的束手无策。
由于过分悲伤，她整个人都有些变形了，但最后还是她打破了沉寂。在得知了我们的来意后，她说，活着的人总是要继续活下去的，但愿以后不会再有矿难发生，不会再有这样一幕幕生离死别的悲剧。
我在笔记本上收集着那些苦难，那真是一份苦差事，每记下一笔，都仿佛是用刀子割了一下她的心，那一刻，我的笔滴下的仿佛不是墨水，而是一滴滴血和一滴滴泪。
当我问到关于以后生活方面的问题时，她做出了一个让我们意想不到的决定，她要收养那个失去父母的孩子。
“我不能再哭了，我要攒点力气，明天还要生活啊……”在她那里，我听到了足以震撼我一生的话：“我没了丈夫和孩子，他没了父母，那就把我们两个人的苦难绑到一块儿吧。这样总好过一个人去承担啊。”
把两个人的苦难捆绑到一块儿，那是她应对苦难的办法：厄运降临，她并没有屈服，她在这场苦难中懂得了一个道理，那些逝去的生命只会让活着的人更加珍惜生命。
短短几天的采访行程结束了，临走的时候，我去了她的家。我看到她把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几盆鲜花正在那里无拘无束地怒放，丝毫不去理会尘世间发生的一切。那个失去父母的孤儿正在院子里和一只小狗快乐地玩耍。我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抬头看到房顶的炊烟又袅袅地飘起来了，那是在生命的绝境中升起的炊烟啊，像一根热爱生命的绳子，在努力将绝境中的人们往有阳光的方向牵引。虽然纤弱，但顽强不息。
我知道，在以后的生活中，无论身处怎样的困境，我都会坚强地站立，因为我知道，曾经有一个人，用她朴实的生命诠释了她的苦难——把两个人的苦难捆绑到一块儿，苦难便消解了一半。
只要七日暖
◎文/周海亮
这几年冬天，家里一直没通暖气……
几年前，我在市供暖公司上班，每天负责收取供暖费。我们这座北方小城，一到冬天，家里如果不通暖气，冷得似乎连空气都能结成坚冰。
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仿佛秋天刚过就到了隆冬。一天下午，在窗口前等待交费的人排成长龙。我注意到一个男人，总是在轮到他的时候，就站到一边，独自待一会儿，似乎后悔了，再从队尾排起，等再一次轮到他，却又站到了一边，待一会儿，再一次回到队尾。好像他想跟我说什么，却总也开不了口。临下班的时候，整个交费大厅终于只剩下他。我问：“您要交费吗？”男人说：“是交费，是交费。"声音很大，很突然，语速夸张得快。似乎一下午的勇气和力气，全都集聚在一起了。
我问他家庭地址，他急忙冲我摆手。“不忙不忙，”他说，“先麻烦问一下，能不能只交八天的钱？”我愣住了。心想，只交八天的钱，开什么玩笑？他急忙解释：“我知道这违反规定。我知道供暖费应该一次交足四个月。可是，我只想交八天的钱。你们能不能破个例，只为我们家供八天的暖气？”
男人五十岁的样子，已经满脸皱纹，包括嘴角。那些话便像是从皱纹里挤出来的，每个字似乎都饱经风霜，苍老且浑浊。可是为什么呢？我迷惑不解。“是这样的，”男人说，“我和我爱人下岗在家，还要供儿子念大学，没有多余的钱交供暖费——其实不交也行，习惯了，也不觉得太冷。今年我们想交八天的钱，从腊月二十九，交到正月初七……”
“可是，一冬都熬过了，那几天又为什么要供暖呢？因为过年吗？”我问。“不是不是，”男人说，“我和我爱人，过年不过年的，都一样。那几天通暖气，是因为我儿子要回来，他在上海念大学……念大三，两年没回家了……我也不知道他在忙些啥，打工忙，还是读书忙？不过今年过年，他要回来……写信说了呢，要回来，住七天，还要带着女朋友。他女朋友是上海的，我见过照片，很漂亮的闺女。”男人慢吞吞地说着，眉毛却扬起来。
“您儿子过年要回来住七天，所以您要开通八天的暖气，是这意思吧？”我问。“是的是的，”男人搓着手，有些不好意思。“他回家住七天，我打算交八天的暖气费。家里太冷，得提前一天升温，否则他刚回来，受不了的。我算过，按一平方米每天一毛钱计算——是这个价钱吧？今年——每平方米每天一毛钱，我家五十八平方米，一天是五块八毛钱，八天，就是四十六块四毛钱……错不了。”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小摞钱，推给我。“我数过的，”男人说，“您再数数。”
我盯着男人的脸，男人讨好地冲着我笑，又怯生生的，那表情极其卑微，为了他的儿子，为了八天的供暖费。当时我极想收下这四十六块四毛钱，非常想，可是我不能，因为不仅我，连供暖公司，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于是我为难地告诉他，我得向上面请示一下，因为没有这个先例，这件事，我做不了主。
“那谢谢您。”男人说，“您一定得帮我这个忙，我和我爱人倒没什么，主要是，我不想让儿子知道，这几年冬天，家里一直没通暖气……”我起身，走向办公室。我没有再看男人的脸——不敢看。
最终，公司既没有收下男人的钱，也没给男人家供八天的暖气。原因很多，简单的，复杂的，技术上的，人手上的，制度上的，等等。总之，因为这许多原因，那个冬天，包括过年，我想，男人的家也应该冷得像个冰窖。
后来我想，其实这样也挺好。当他的儿子领着漂亮的女朋友从上海回来，发现整整一个冬天，他的父亲母亲都生活在冰窖似的家里，也许，从那以后，他会给自己的父母，比现在多出几倍的温暖吧？
剃头匠
◎文/覃旭
我只做能做、该做的事
开始人们只是觉得剃头匠古板：永远理那种过时的发型，永远用那套老锈的工具，永远把摊子摆在街尾的一棵大树下，永远比同行少收5角钱。自从他定期为癫仔理发后，人们又觉得他古怪：龌里八龊臭烘烘的一个癫仔，剃头匠怎么愿意每个月帮他理一次发呢？他不怕把其他客人吓跑吗？
癫仔具体是什么时候来，从什么地方来，人们不知道，只记得他出现的大概时间，和他当时的模样：长长乱乱的发须，被厚厚的灰尘黏结得像枯草，浑身上下包括那条看不出原色的短裤是油腻的土黑色，让人一见就反胃、厌恶甚至害怕。他沿街找吃的，一靠近摊点和门面，就被主人不择手段地轰开。
只有剃头匠例外。一天傍晚，收摊之前，他很随意地对刚好觅食过来的癫仔说：“阿弟，来，帮你理个美美头。”癫仔居然配合。剃头匠以他永远一丝不苟的神态完成在癫仔头上的作业，比平时费了更多的时间。癫仔扛着全新的头脸在街上往来，人们眼睛为之一亮：没想到癫仔那么年轻那么秀气！他为什么变癫，人们很少议论，而更多地议论剃头匠：帮癫仔理发，他是不是也有点癫？
剃头匠的生意没有因为给癫仔理发而冷淡，回头客照样来。但他们也有疑惑。这天，一个老主顾忍不住问：“你为什么帮那个人渣理发？对你有什么好处？”剃头匠答非所问：“他一不偷，二不抢，三不嫖，四不赌，五不吸毒，六不贪污，七不受贿，怎么算是人渣？”老主顾一时无语，因为原镇长刚因嫖娼和贪污被捕，搞得全镇沸沸扬扬，居民普遍骂他为“人渣”。剃头匠又说：“他原来的头发难看，理了之后清爽，难道你不这样认为？"老主顾说：“那当然！”
老主顾在随后与街坊的闲谈中多次提到这些。有心人听了想：可不是嘛，癫仔没做坏事，而且样子确实比以前清爽。后来，癫仔那条连最该遮的地方都没遮住的破短裤被换上一条虽然陈旧却干净完整的裤子。有人把剩余的饭菜专门装好摆在街边，等癫仔来拿。癫仔肌肉渐渐丰满，体形匀称，人们的议论就带有惋惜：如果不癫，他也许是个很能干的人咧。
突然有一夜，癫仔消失了。第二天，镇干部和学生把街道打扫得空前干净。第三天，镇上来了一个上级检查团。
癫仔重回镇上的时候，没人记得过了多长时间。他和初来时一样脏，比那时瘦。剃头匠又为他理了发须。他原先饱满的头脸凹陷明显，到处见骨头，步伐轻浅无力。他一天比一天衰弱，躺在路边的时间越来越比找食吃的时间长。
有一天，镇政府来人告诉剃头匠：“癫仔死了。”
正在理发的剃头匠手停了一下，没看来人，然后继续理发，冷冷地说：“一条人命。”
来人说：“你对他最好，想请你找人去处理。”
剃头匠说：“我没闲空。”
来人说：“费用我们负责。”
剃头匠说：“我没闲空。”
来人说：“怪哉，平时对他那么好，人家死了你反而无动于衷！”
剃头匠淡淡地说：“我只做能做、该做的事。如果人人都做了能做、该做的事，天下就太平了。”
引领你们触摸天堂
◎文/郭选
有些事情，要到他们长大了，才能彻底明白吧？
刘山说，我要去上海了，到了那里，我们好几个人，可能会很麻烦你。
虽说隔着长长的电话线看不到他的表情，但我想象得出他脸上一定是真诚的红。我忙说不要紧的，正好是双休日，你弟妹到北京学习了，我一个人闲着无聊，正好陪你们去转转。
刘山是我在皖北农村教学时的同事，心地善良，我在学校里没少受他的照顾，遇到什么困难，他总是想办法帮我解决，他家改善生活时，也总忘不了叫上我。他是代课教师，每个月只有一百多块的工资。后来我有机会来到上海，在一家出版社当编辑，他则回了老家，当了一个乡村民办教师，继续过着土里刨食的生活。去年他就说要来上海，我本来说是要招待他的，不巧我出差去了，至今心里感到很内疚，这次他来，正好可以了了这个心愿。
星期六的早晨，我一下子睡过了头，醒来已经是8点多了。我想到他坐的火车7点半就到，急忙起身赶到火车站去接他。到了火车站，在广场上我一眼就看到了他。高高瘦瘦的他，正茫然地向四周张望，而在他的身后，一溜儿有两男一女三个不高的孩子，一个一个拽着手，恰似出了轨跑出来的微型火车。
他一见我，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你来了？真麻烦你，我原打算去找你，可这里人真多，车也多，都分不清东西南北了……”
他见我瞅着后面的几个孩子，忙不好意思地笑着说，这是我们班里的几个孩子，没见过世面，我领他们出来转转。我忙问嫂子和小尚为什么没有来，小尚是他们的独生子。
“他们，去年来过了……”他的脸上掠过一丝异样，似乎不愿意说下去。我也就不好意思深问，领着他们去拦的士。孩子们都很兴奋，东看看西看看，还不时压低声音互相交换几句看法。在路上，我才知道，他们是半夜从徐州上的车，连蹲下去的空隙都很难找到，他们就这样硬是站了八九个小时。
“咦！我们怎么走在楼上面？”后座的几个孩子惊异地喊道。我解释说，现在我们走的是贯穿上海的高架路。那几个孩子似懂非懂地看了看我，也许他们不理解，好好的街不走，为啥非要修这么高的长桥呢。到了地方，刘山掏出一张10元的票子，非要付车费。我赶紧把他的手挡开，把一张50元的票子递给司机。看着司机只找了十几元，刘山扭着那张票子尴尬地嗫嚅道：“才这一会儿，怎么就坐了30多块！”
“你看这座楼多高！”一个孩子喊道。“那是商场。”“人也多，衣服真漂亮。”其他的孩子也喊道。我说上海好玩的地方很多呢，回头领你们看个够。
我家住24层，他们第一次乘电梯时的好奇自然不用说了。等进了房间，几个孩子站在门口探头探脑地不敢进，大概出发前刘山就给他们讲了进屋不能乱跑，要先换拖鞋的要求。我招呼他们快进来，他们这才蹑手蹑脚地蹭进来，拘束地坐在沙发上。
我给他们拿来些点心和饮料，刘山虽然仍说着“麻烦你了”的话，还是拿起来吃了，一夜的颠簸劳累，不会不饿的。
孩子毕竟是孩子，一会儿工夫就熟悉了，刚吃完东西，就雀跃着拥到窗前，去体会居高临下俯瞰一切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