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运用以上方法一定能化解敌意，化敌为友，在社交中建立更好的关系。
转换角度，荆棘变通途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返南京被扣留，这一囚禁就是漫长的半个世纪。然而，无论是在大陆还是逃亡到台湾，蒋介石为什么始终都没有杀害张学良呢？
张学良得以保全的原因之～应归功于于凤至。是于凤至睿智地同蒋介石周旋，最终驾驭了局势，改变了一代爱国将领的命运。
早在张学良“东北易帜”后，蒋介石为笼络并控制张学良，曾授意宋美龄与于风至结拜金兰，于风至也拾级而上，拜宋美龄的母亲为干娘。十数年来，张学良、于风至与宋家一直有“通家之好”。所以，当年于风至在国外闻知张学良被囚的消息时，曾两度致电宋美龄请求搭救。然而蒋介石对张学良“劫持领袖”的“大逆不道”行为已经恨之入骨，无论什么样的舆论压力和来自社会各界的压力都不可能令他屈从而释放张学良。
到了1942年，也就是张学良被囚禁六年后，宋美龄突然抵美治病，且和于凤至同住在哈克尼斯医院。于凤至多次在与宋美龄颇具怀旧色彩的谈话中委婉请求早日恢复张学良自由，但宋美龄每一次都以模棱两可的言词搪塞，并一再说：“我们对不起汉卿。”在交谈中，宋美龄也仿佛不经意地追问当年蒋介石打给张学良的电报是否在于凤至身边。这份一再被提及的电报引起了于凤至的极度警觉。
原来，在于风至离开湖南之际，张学良曾将一份1931年蒋介石由南京发给北平驻军的密电（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铣电”）交付于凤至秘密带往美国，那份密电的全文如下：
“北平，张副司令钧鉴。绝密。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正是这份“密电”才使东三省沦于敌手，张学良也因此蒙受了不白之冤。当时，张学良只委托于凤至将此电文密携美国，于凤至并不知晓内幕。在宋美龄的多次试探下，于凤至觉察到了这份“密电”的分量。于是，她秘密委托美国友人詹森，通过内部关系将这份“密电”封藏于美国纽约一家花旗银行地下室的保险柜里。
之后，于凤至的态度骤然明朗，她向宋美龄先行摊牌：此电文确在她手上，并已暂存美国某银行中，但在释放张学良前，她无法交出。
宋美龄无法弄到那份“密电”，在哈克尼斯医院里治病告一段落后，便于1943年2月移居华盛顿白宫。
于凤至成功地运用了“窘境操纵术”，使蒋介石和宋美龄不仅被“密电”牵制，也被一些情感因素左右，虽然于凤至最终未能将张学良救出，但在当时的形势下，的确是最妥善地保证了张学良的人身安全。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克特·巴克把“窘境操纵术”解释为“某人操纵潜在于情境之中的窘境，可以导致另一个人按照他所希望的方式行事”。
在这场操纵窘境的“游戏”中，于风至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将“密电”通过美国媒体公诸于全世界，造成国际影响，迫使蒋介石释放张学良；二是在爱国人士的陪同下，回国亲自用“密电”换取张学良的自由。试想在当时举国抗战的形势下，如果这份“不抵抗”电报在民众中公布，会把所谓的“抗日领袖”蒋介石推入怎样的困境和窘境中？而一旦这样做，后果只有一个——局面失控，声誉扫地、恼羞成怒的蒋介石很可能杀害张学良，那么最后失利的只能是于风至自己。
于是，于风至明智地采取了第三种办法：妥藏电报、明确摊牌。这样依旧造成一种窘境，而这种窘境存在于蒋介石的内心——“密电”一旦公布，国际社会将怎样，中国民众将怎样，历史将怎样评价自己，这种窘境是未知的，但比已积压的窘境更让蒋介石忧惧，所以他不敢轻举妄动，实质上他已经处于于风至的掌握中，正按照于凤至预期的设想行事。
于风至在运用“政治窘境操纵术”的同时，还利用了“情感窘境操纵术”。她在与宋美龄交往的过程中，一再叙旧，并一再婉转请求宋美龄施以援手，分寸拿捏得极为到位。一方面，于凤至表明了自己的弱者地位，她始终是在求宋美龄；另一方面，于凤至在任何时候都以礼为先，始终不去撕破那层“结拜之义”的温情脉脉的面纱，这势必使宋美龄陷人感情的漩涡，产生内疚之感，她挂在嘴边的“我们对不起汉卿”，就是这种心理失衡的具体表现。
蒋介石逃亡到台湾，他不抵抗政策使东北三省沦陷的真相也慢慢浮出水面，这个时候，他已经完全不用受于凤至的要挟了，他可以以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理由杀害张学良，永久地除去这块心病，但是，最终他没有。政治的操纵只是一时的利益之争，它会随时因利害关系的消失而土崩瓦解，而情感的操纵、心灵的征服是一门更玄妙高深的艺术，它会把人和人的关系带到另一种境地，变绝境为通途。
社交中“泥鱼”的艺术
诸葛亮的老对手司马懿深通韬略，善晓玄机。他一生用过许多计策，“泥鱼”之术便是其中之一。
公元239年，魏明帝曹睿病逝。司马懿、曹爽共扶太子曹芳即位。曹芳年仅8岁，司马懿、曹爽接受遗诏辅佐政务。
曹爽是皇亲国戚，自小出入宫禁，为人谨慎，深受魏明帝喜爱，但并无政治军事才能。自与司马懿同辅朝政以来，两人发生了矛盾。曹爽奏请皇帝，提升司马懿为太傅。太傅地位虽高，但是只掌管文官，并无兵权。因此这是明升暗降。
曹爽独掌兵权以后，委任自己的弟弟做武官，掌管中央禁卫军，控制一部分部队；同时又任用了自己的亲信做高官，执掌朝政。握有军政大权之后，曹爽每天跟亲信们饮酒作乐，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司马懿只好称病引退，闲居在家。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也跟他一起辞官。
司马懿虽赋闲家居，但一直在暗中窥探时机。曹爽对司马懿也放心不下，就趁亲信李胜升任荆州刺史之机，让李胜去向司马懿辞行，以便察看他的虚实。
司马懿听说李胜来了，就对他的两个儿子说：是曹爽派他来探看我得病的虚实的。”于是他摘去帽子，散开头发，登上床榻，拥被而坐，又让两个裨女扶着，然后才请李胜进来。
李胜到床前施礼之后说：好久没有见到太傅了，没想到您病得这么重。现在皇帝让我去做荆州刺史，特意来向您辞别。”司马懿假装回答说：荆州那个地方靠近胡人，你要注意守备啊！李胜说：“我是去做荆州刺史，不是去并州。”司马懿笑道：“你刚从并州来？”
李胜说：“是荆州。”司马懿大笑道：“你原来是从荆州来啊。”
李胜说：“太傅怎么病得这么重啊。”司马懿身边的人说：太傅的耳朵聋。”
李胜说：“请借纸笔一用。”这样，司马懿才装作明白了，笑着说：“我耳朵聋了。你是去荆州，要多保重啊。”
说罢，就用手指着自己的嘴。侍奉的裨女端上汤来，司马懿用嘴去喝，汤洒到衣襟上。
司马懿硬咽着说：“我衰老了，又病得很重，快要去见阎王了。我的两个儿子都没才能，希望你教育他们。你若见到曹大将军，千万请他关照我的两个儿子。”
李胜回去后，把自己所见到的都告诉了曹爽。曹爽非常高兴，说：“那个老家伙如果死了，我就没有什么忧虑了。”
李胜走后，司马懿就对他的两个儿子说：“李胜回去，会把他见到的一切告诉曹爽，曹爽一定不会再提防我了。等他出城去打猎的时候，我们就动手。”
不久，皇帝要去城外拜谒魏明帝的陵墓，曹爽及其手下的人都护驾前往。司马懿见时机已到，立即发兵起事，迅速控制了都城。他胁迫皇太后，诱曹爽交出兵权。最后曹爽一伙人被一举剪除，司马父子独掌了军政大权。
司马懿重掌军权，靠的是“泥鱼”之术。
泥鱼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泥鱼通晓开闭的秘诀，因此能遇大难而不死。鱼儿离不开水，所以当大旱之时，不少鱼因失去水分而死亡。但泥鱼不同，它不慌不忙地找到一块不易干涸的泥地，整个身体钻进泥里，然后像冬眠的动物一样一动不动，这就是动物的策略。这样，泥鱼身上的水分不会失去，能够生存下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湿润的时刻来到了。暴雨倾盆，河水猛涨。这时泥鱼采取吸水的策略，慢慢地从泥里钻出来，在水中过着悠哉游哉的生活。其他的鱼早已死光了，它们的尸体成了泥鱼的食物。泥鱼得到了很快的繁殖，成了河流里的统治者。
司马懿所采取的正是这样的“泥鱼”之术。当曹爽如日中天、炙手可热时，他就“闭”：及时引退，装病示虚；但当时机来临时，他又“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兵权，除掉对手。
司马懿所使用的“泥鱼”之术，至今仍有启示意义。当形势不利时，不要乱了阵脚，要用泥鱼的策略保护自己，要以顽强的意志、坚定的信念渡过难关；随着外部局势的变化、自己黄金时代的到来，便再一展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