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平作品研究三篇
从小我到大我
——对张平创作的一种看法
张平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新时期刚刚开始的时候步入文坛的。他以一篇《祭妻》引起了世人的关注。而从那以后，他似乎有点一发而不可收的样子。很快他的另一篇小说《姐姐》发表，并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他的小说最主要的特点即是对在特殊年代中个人命运的深切关注。这不仅与那时十分流行的伤痕、反思之类的作品具有非常相近的一致性，而且也从某种程度上与张平个人的生活经历具有一致性。许多人，特别是评论界的专家们把他当时的创作归结为“家庭苦情系列”小说。而实实在在地讲，在他的小说中，所谓“家庭”，实际上只是他“个人”命运的一种“舞台”。他不在意于去描写家庭的变革和有关伦理关系之类的东西。他实际上热切地要表现的是生命个体在那一时代的存在状况，是这些在社会生活的旋涡中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个体生命被扭曲、压抑，进而发生了可悲的“异化”。但是，那一时期，同样主题的作品应该说是很多。而张平的作品之所以能够独树一帜，别出新意，与他在艺术表现上的独特追求有着非常大的关系。也许从张平来说，他的那些所谓的追求还谈不上是十分自觉，但无论如何总是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就是小说中的十分细腻的抒情性和从小处着笔的描写角度。应该说，他的小说具有了较为强烈的启蒙意识和对极“左”政治路线的批判。但他决不直接去写一个有关政治事件的故事，也不描写一些横眉冷对的场面。张平的独特性就在于从我们的日常生活着手，从一些家长里短的小事中表现出人物的存在价值以及这种价值的被漠视、被否定。因而读他这一时期的小说，不是唤起人们的某种“政治”义愤，而是往往使人为小说中人物的命运所感动，所流泪。它的启蒙意义不是通过对读者理性意识的唤醒而产生的，而是在作品的情节和人物的命运变化中通过对我们情感的触发而间接地生发的。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期，张平的创作发生了一次带有根本性意义的转化。其标志就是他的一部很有些影响的中篇小说《血魂》。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个关于富起来的农民“为富不仁”终于引发一场血案的不幸故事。在当时的背景下，这样的题材应该说还是非常敏感、尖锐的。一方面是改革开放才起步时间不长，人们比较关注的是如何才能富起来的问题。对富起来之后怎么办还没有或者说顾不上更多地思考、关心。但事实上这恰恰又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敏感的问题。张平的意义就在于他以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敏锐地发现了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同时也拉开了他创作中由所谓的“家庭苦情系列”小说向“社会问题系列”小说转变的帷幕。从另一重意义来说，张平的创作由关注家庭向关注社会，关注个人命运向关注社会进步和人类整体利益转化。也就是说他不再把自己的情感局限在“个人”的小我上，而是从“小我”走出，走向更为广阔远大的境界。如果说他过去的创作是企图从个人的命运来折射时代和社会的某种悖谬，并激发人们对生命的钟爱的话，从那时起，他的创作就直接进入了人民大众这一“大我”的生活当中，自觉地承担起了干预现实生活、弘扬正气和美德的责任。
也许是在经过一段情感的集中宣泄之后，由个人命运而生发的艺术情思暂归于平静；也许是在走出学校，进入社会之后接触了更多的更为广阔的生活。当然，最根本的还是深藏在张平内心深处的那种对于正义、对于平等、对于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尊重的深切企盼，促使他创作了许多为民声言、代民抒意的作品。这些作品的重要特点就是敢于触及社会矛盾，积极地承担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责任，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表达人民大众的心愿。用张平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为老百姓写作。在80年代后期，张平开始了一组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中篇纪实小说的写作。后来这些作品结集为《法撼汾西》。其后的《天网》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它描写了一位坚持正义、为民做主的共产党县委书记的形象，同时更重要的是非常生动地表现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热爱。在90年代中期，张平的长篇报告文学《孤儿泪》感动了所有读过这部作品的读者。他十分感人地表现了人类最高尚的、毫无功利之心的大爱。在这样的作品中，张平发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最为动人、最具有闪光点的东西。其后的长篇小说《抉择》可以说是张平的创作中一部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作品，也是新时期文学的重要收获。它以一个纺织厂的兴衰为故事的主线，非常深刻地揭示出在既有体制下腐败发生和存在的社会根源，同时热情地赞扬了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群众对祖国、对企业和社会主义的热爱以及来自群众中的力量。小说触及的社会问题非常重大，而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感人的力量更是令人震撼。他不仅揭示了社会问题，同时更给人以鼓舞和力量。它是新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一部不可忽略的作品，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张平由“小我”到“大我”的转化之后艺术风格的基本特点。此后的创作如《十面埋伏》等也表现出同样的创作姿态。
不管怎么说，张平是积极介入社会生活，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精神的创作姿态的代表。在新时期以来百花盛开的文学园地里，他具有十分独特的意义和价值。他的努力无疑为我们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虽然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一部作品就可以取得如何如何的现实成果，但我们总是期盼人间能够多一些正气、理想和希望。而张平的作品正好满足了我们的这一要求。
2000年12月
《抉择》对山西文学创作的启示
张平是山西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作家。在这高高的黄土高原上有他对这个世界，对这块有漫长历史的土地，以及在这块土地上生成的一切的不尽情思。这块土地养育了他，塑造了他，成就了他。因而，他是这块土地的子民，是这土地在经历了千百万年的孕育之后，生成的累累硕果中一个十分耀眼的果实。他与这土地结下了难解的情缘，因而也与这土地上的人民融为一体。他的所有的文学创作，乃是这块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生活、劳动、创造的缩影。而他刚刚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抉择》则是他众多的作品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可以说，茅盾文学奖不只是对他某一部小说的奖励，而是对他长期以来成功创作的肯定。分析研究他的这部小说，可以使我们得到一些启示，为我们日后的繁荣寻找一些成功的经验。
启示之一，要想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就必须用自己的作品来表现人民群众的情感和愿望。这是一个在目前被许多人淡忘了的道理。淡忘的原因固然很多，比如把文学简单地当成政治的工具，用文学来图解政策等非艺术的文学观的逆反；对缺少社会意义的个人生活的迷恋；只执意于对形式的探索，把形式置于内容之上而忽略了内容的意义与价值等等。无论如何，与人民群众的疏离，使文学失去了精气与血脉，对社会的影响日见微弱。于是，有人感慨，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有人悲叹，文学已经到了社会的边缘，被不幸地“边缘化”了。以为在市场化的条件下，人们已经不再需要文学。那么，是读者抛弃了文学，还是文学抛弃了读者？是读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再需要精神上的引领，而只满足于物质上的享受；还是文学远离了大众，在整个社会日新月异地发展和进步的同时，与这种进步拉开了距离，因而也疏远了读者？对于文学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无所谓的形而上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文学发展和进步的迫切问题。《抉择》的成功似乎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从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了文学提高自身影响力，寻找回社会中心或主流地位的可能性。它之所以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并且赢得了广泛的市场，究其原因乃是因为它表达了特定历史条件下人民群众的心声，表现了人民群众要求改革、期盼幸福的强烈愿望，以及蕴藏在他们身上的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可以说，小说说出了普通群众的心里话。为民代言，是这部小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而这一点恰恰是它成功的根本所在。事实上，文学作品写人民，为人民而写，是山西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传统。比如说赵树理，为了让家乡的老百姓能够看得懂自己的作品，宁可不做文坛文学家，而去当“文摊”文学家，在不能够说真话的时候，他宁可不写也绝不违背人民群众的利益。在赵树理的心目中，人民是至高无上的。张平一代山西作家继承了这一优良的传统。他们没有把文学当成己之私事，而是以充满了社会责任感的姿态来面对写作。面对文学，尽管每个人的审美追求各有不同，但他们的责任感却是一致的，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却是一致的。
启示之二，只有与现实生活融为一体，才能从中发现最为生动最具有艺术生命力的表现内容。张平是以创作“家庭苦情系列”开始登上文坛的，当这种以个人家庭命运为表达视点的创作持续一段时间之后，他便感到了创作题材的枯竭，于是开始把关注的视野投向了“家庭”之外更为广阔的世界。为了创作长篇小说《天网》，他深入到山西汾西县进行采访。在创作《孤儿泪》这部报告文学时，他多次到山西大同市城郊曾经收养过孤儿的老百姓家中，与那些德厚流光的普通百姓进行交谈，了解到了他们虽然平凡但却崇高的人生境界。可以说，是这些普普通通的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最伟大的爱感染了张平，才促使他创作了这部催人泪下的作品。20世纪90年代中期，张平对人们十分关注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了深入的采访。在改革口号掩盖下的腐败和旧的体制对生产力的制约使他感触良多。而工人们对工厂的热爱，对改革的期盼使他深受感动，现实生活给他的艺术之树以常浇常新的雨露，于是他再次拿起笔，写下了这部影响广泛的长篇小说《抉择》。可以说，张平的成功与他自觉主动地到生活中去，到群众中去，从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寻找素材和灵感是分不开的。当然，深入生活，了解生活，有各种各样的渠道和条件。但是，是不是与社会生活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却是非常重要的。仅仅了解人们在干什么，想什么，是一个方面，甚至是一个简单的方面，重要的是要通过深入生活，来对生活进行体验；通过深入生活，培养、唤醒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崇，以及对假、恶、丑的痛恨和批判，进而把握历史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规律。在《抉择》中，张平把自己的理想和希望交给了广大的普通群众和那些富有正义感的共产党员如李高成等，说明他在纷繁的社会生活面前保持了一种清醒的正确的姿态。在这一点上，张平继承了山西几代作家的优良传统，使自己时刻与社会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而保证了他的作品能够在揭示社会问题的时候看到来自人民群众中的积极的力量和光明的层面，在对社会生活中丑恶的东西予以批判的同时，唤起人们对未来、对理想、对一切美好事物的信任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