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与辽、夏虽然战争不断，但相互间的贸易却始终不绝。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北宋在镇、易、雄、霸、沧等地设置榷场，作为对辽贸易的场所。当时输出的主要是茶、布、香药、象牙，买进的主要是马、羊、毛皮等。在辽发生灾害时，宋还向辽输出粮食；真宗时还解除了对铁的禁令。一时，宋、辽贸易盛况空前，仅官方，每年从榷场中得利达一百五十万贯。此外，民间走私贸易也很盛行，经常有商人带违禁品到辽统治区进行贸易。
此外，宋、辽间通过使节互赠礼物。这些活动不仅规模大，而且数量品种多，也是促进当时经济交往的一个方面。
宋、夏之间的贸易往往也是采用榷场的办法进行互市的。景德四年（1007年），宋在陕西保安军设立了榷场。宋官方输出的物品主要是缯帛罗绮及香药、瓷漆器、善桂等物，买进的主要是驼、马、牛、羊、玉、甘草、毡毯、毛褐、麝脐、蜜蜡、羯羚、碙砂、柴胡、红花、苁蓉、翎毛等物。此外，“听与民交易。入贡至京者，纵其为市”[28]。就实际情况而言，民间的走私贸易与私设榷场贸易很多，之后发展到“肆意往来，所在无复禁止”[29]。
西北地区的回鹘、龟兹、于阗等国，也不断派使臣和商队到宋进行贸易。他们往往以上贡的形式将物品赠给北宋朝廷，并得到回赐。居住在青藏高原上的吐蕃族、蒙古高原上的鞑靼族、东北北部的女真族以及西南边的少数民族部族也都以贡赐的形式，与北宋进行贸易。
北宋时期，海外贸易也非常发达。广州是当时的第一大港，北宋在此设立了市舶司，作为对外贸易的税收机关，具体做法是，番商船舶到广州后，市舶司抽取货物的十分之一作为海关税收，然后将其余货物折价交易，后来还放开了很多药物的进口，大大增加了北宋药物的品种。当时，北宋对外商采取积极的“招诱”政策。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北宋时的广州也不断加以扩建，是唐代的好几倍。此外，广州沿城开凿内壕，以便停泊船只，抗拒飓风的侵害，这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海港。后来在明州、杭州、秀州、泉州等地都陆续设置了市舶司。宋以前，北方海外贸易并不发达。北宋时期，随着南北物资交流和海外贸易的发展，地处北方的密州板桥镇（在今山东胶县境）也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一个买卖繁盛之地，北宋政府也在此设立了市舶司。
北宋海外贸易的繁盛，反映了我国古代以陆路“丝绸之路”为主的对外贸易，已让位于东南海道。
随着商业的发展及对外贸易的频繁，作为商品交换中间物的货币发行量也不断增加。北宋初年的货币是铜钱和铁钱。随着江南采铜量的增加，太宗、真宗时铁钱逐渐被淘汰。不过，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金属货币在数量上供不应求，不断出现钱荒现象。此外，贱金属货币本身的笨重，也给商品流通带来了困难。于是，北宋初年采取唐代飞钱的办法，允许商人入钱京师，到诸州便换。具体做法是，开宝三年（970年）在开封设立便钱务，商人入钱后给“券”，到诸州后，凭“券”付给现钱，这一办法很受商人的欢迎。
北宋时期，四川经济发达，但通行的货币主要是铁钱，当时的小铁钱十才当铜钱一，携带和交换都非常不便。于是，在唐代飞钱的基础上，北宋发明交子（纸币）。关于交子及其使用情况，李攸《宋朝事实》记载如下：
始益州豪民十余户，连保作交子……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百万贯。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每岁丝蚕米麦将熟，又印交子一两番，捷如铸钱；收买蓄积，广置邸店、屋宇、园田、宝货。亦有诈伪者，兴行词讼不少……以至聚众争闹，官为差官拦约，每一贯只得七、八百，侵欺贫民……
就此来看，富商仍解决不了交子造伪的问题，经济力量的局限也维持不了交子的信用。到天圣元年（1023年），交子改为官营，并特在益州设立了交子务。官营交子，票面规整，价值固定。每三年发行一次，称为一界。最初每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为额，之后不断有所扩大。
交子的正式使用，在货币发展史上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它开始了一个钱（金属币）楮（纸币）并用的时代。
北宋除铜、铁钱和纸币外，金银也充当着货币的职能，如赋税收入、官员俸禄、官府开支、对外贸易、商人向官府入中，都大量使用金银，也有以金银直接购买田宅及其他物品的。在这种情况下，金银的开采量也逐年增加。
为了便于金银流通，官府和私商还将金银铸成各种形状。银主要是铸成铤，又叫锭，每大锭重五十两，小锭轻重不等，此外，还有银饼和银牌。金的情况复杂，有马蹄金、瓜子金、橄榄金、胯子金、麸子金、叶子金、沙金等多种。金银兑换铜钱有官价和市价两种。就总体而言，银价早期每两兑换八百文，后来多时有兑换两千文的。金价早期每两兑换五千文，后来多时有兑换两万文的。
金银，尤其是白银的流通，弥补了金属币的不足，提高了金属货币的使用价格，与交子一起，增加了货币的品种。这些是北宋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也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
七北宋的赋役制度
北宋赋税大体上继承了五代十国时期所谓的“弊法”，只是去掉了南方诸国曾实行过的一些繁苛剥削条目。所谓继承“弊法”，也就是将五代十国时期各地区间的税收差别大量保存下来。
二税：北宋赋税中最主要的税种，又称田税，是按土地质量好坏，分夏秋两季征收的。北宋建立之初，大致是中田亩收一石，输官一斗。而吴越统治的两浙地区是，亩税三斗，宋统一后，改为亩税一斗。有些地方，如琴川（今江苏常熟县）土地按中下二等定税，中田一亩，夏税钱四文四分，秋税米八升。下田一亩，钱三文三分，米七升四合。又如福建的福州一带，土地分中下两等，中田亩税钱四文，米八升，下田亩税钱三文七分，米七升四勺。总之，南方各地实际税额差距较大，大多是沿袭五代旧制而来。再即南方在二税征收中，夏税钱，秋税米，称为苗米，又称为夏税秋苗。
北宋在田税实际征收时，还有加耗，即收一种附加税。这种加耗名目繁多，各路转运司有“抛桩明耗”，各州县有“暗桩暗耗”，各仓库在受纳时，老百姓还要交所谓的头子钱。广南地区，农民每交一石，再交二升为鼠雀耗。有的地方不仅有加耗，而且是加耗之外，更出一斗。这些加耗实际多为官吏所得，所以又被称为“润官”。由于加耗名目繁多，对老百姓来说，往往是“一石正苗非三石不可了纳”[30]。此外，还随田出“义仓”税。规定每正税一石，别输一斗，成立义仓，以备凶歉，实际成为官府的又一项税收。种桑区还有桑税，即按桑树多少征收丝绢等物，也是田税的一种。
身丁税。北宋又称为丁口之赋。因实际征收时名物有所不同，又有身丁钱、身丁绢、身丁米麦的称谓。这项赋税征收的对象是二十至五十九岁的男子，并不论主户和客户。唐朝实行两税法时，身丁税并入两税，但到唐末五代又单独恢复起来。宋初虽多次诏令废除，实际却一直保留着，并主要是在南方地区征收。如睦州（治今浙江建德县东）每丁纳钱六百九十五文，苏州（治今江苏苏州市）每丁纳二百文。今广西地区未成丁及人老（六十岁）者，也要出身丁税，时称“挂丁钱”[31]，某些地区还有纳米、药物、箭杆等物品的，北方部分地区还有所谓的丁盐钱。总之，各地具体情况并不统一。
杂变之税。唐末五代以来，各封建割据除田税之外的苛捐杂税很多；宋统一后，复折为赋，谓之折变。如南唐时为了临时的军事需要，每亩加收三分，南唐归宋后，相沿不改，称为“沿纳”。此外，南唐原有的加耗丝绵、户口盐钱等十四种杂税，宋也“因仍其旧”。又如北方的蚕盐钱、牛皮钱、农具钱、鞋钱等，也照旧征收。直到宋仁宗时期，三司才将各种杂税合并征收，统称沿纳，随夏税交纳。不过，实际执行并不彻底，而且还不断有新的税目出现。
支移折变。本来，宋代纳税时，按规定是输有常处，但由于辽、夏战争，或官府借口情况变化，北宋强迫农民把赋税交到比较远的地方去，称为支移。收税本来有相对固定的物品，即所谓“入有常物”，但官府却借口需要，折成其他物品征收，称为折变。由于支移折变是看情况而定，官府易上下其手，实行的结果是农民的支出多了，负担加重了。
除上述外，北宋还有城郭之赋，即城市的屋税、宅地税等。前文提到的商税，更是北宋政府的一项重要收入。
徭役，在宋代称为未役或杂徭，按规定是“以人丁户口科差”[32]，不分主户、客户一律服役。徭役没有统一的时间规定，以需要为准。主要项目如下：
1.治河。北方主要是修治黄河，由于以预防为主，所以每年是“春初修河”，因此又称“春夫”。如果黄河出现险情，紧急征调劳动力，称作“急夫”。
2.兴修水利工程，如开渠、修堰、挖塘等。
3.营建宫殿、官舍、寺院、道路、桥梁等。在与辽、夏接境的地区，更主要表现为修城、修寨、挖壕等。
4.战争时运送物资，平时传递文书，对官员上任、罢任的迎送运输，为官府看家护院，官员私役差遣，部分上贡手工业品的制造，等等，非常繁多。当时有钱有势的人家不服役，可以雇人代役，实际服役的都是劳动人民，徭役是当时劳动人民沉重的负担。
差役又称职役，与徭役合称差徭，但两者的性质有所不同。差役主要是按户等高低派人充任。在农村，里正由第一等户轮差，户长由第二等户轮差，耆长由第一等、第二等户轮差，乡书手由第三等、第四等户中“有行止者”（即有文化有能力的人）差充，壮丁由第四等、第五等户充当，栋子、掐子、库子、斗子、秤子等由第三等、第四等户中“有行止人”（即有相应技能的人）选充。拦头，即在税卡拦截商人的杂役，起先募客户充当，后改差第五等户充当。差役与徭役并行，服差役的在服役期间可免徭役。
差役对负担户来说也是十分沉重的，一些有权有势的地主大都设法逃避。这样，差役往往落到中、下户头上，搞不好会倾家荡产。
科配是北宋政府有关城市经济政策的一项重要制度，由唐代宫市演变而来。据《山堂考索·后集》记载：“宋州县之役，悉出乡户，坊郭之间，或有科配。”所谓科配，是科买和配卖的合称，其所指都是官府强制性向坊郭户征购或配卖某些物品。也就是按照这种制度规定，官府与坊郭户之间有个买卖关系，只是这样买卖并不平等，带有强制性。因此，宋人又称科配为“科扰”、“抑勒”、“抑配”等，尽管科配并不合理，但与唐代宫市几乎是无代价的向市场掠夺物品相比，应该说是一个进步。
科配的大致做法是：北宋建立之初，“京师供百物有行，官司所须，皆并责办”[33]。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廷鉴于唐代宫市扰民，特在京成立杂买务，派人下行收买物品，以供应皇宫、官府及官营手工业作坊的需要。杂买务收购物品的价格称为时估，具体由官府招集行人每十天商定一次，主要是依据上旬物价的变动情况商定下旬时估的价格。这些行人由本行内的人户分批轮流担当，因此被称为“当行”，当行的首领被称为“当旬头”。这种制度推行到全国后，“当行”也称为“直斤”。科配开始执行得还较好，但后来，官府往往借上供之名，“随等科抛什物，如缘修造，遂科瓦木；缘使命，至借衣服什物；缘网运，即差人夫之类，不可胜数”[34]，而且在科买中还经常“取于非时，求于不产”[35]，又一再压低价格，搞得坊郭下户难以承受。
就配卖而言，官府往往也是别出心裁。如忻州（今山西忻州市）曾把积压损烂十五年的酒糟，配散给诸县坊郭及乡村酒户，而要清醋价钱。按说，宋代正常的科配，应该是“皆出富室”[36]，但这些“富室”，也就是上户，多与官府勾结，或挂空名于军队，大都可免去科配。实际上，科配都落到了下等户身上，以至“卖水、卖柴及孤老妇人不能自存者，并一例科配”[37]，成为下户贫民的一个沉重负担。王安石变法时曾用免行钱来代替科配，但收效不大，直到宋末，科配一直存在。
科配在有些农村也存在，但并不普遍。就其所实行范围来看，官府也是处处设难，成为农民的一项沉重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