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担任联络员的毛远新对邓小平主持工作期间的形势进行攻击和诬蔑，否定工农业、财贸、教育、文艺等方面经过初步整顿所取得的成绩。邓小平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他说：我是从今年3月9号文件开始抓工作，主持中央工作是7月，9号文件以后是什么路线，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可以考虑嘛！从9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儿，还是坏一点儿，这可以想想嘛！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邓小平列举了3月以来做了那些工作，讲了那些话，并说，昨天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怎样，主席说对。
然而毛泽东这时的重心显然已经向另一面倾斜。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吴德前往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刘冰来信的谈话，由此展开了一场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所以，邓小平及时指示胡乔木，政研室以后就是抓紧做好两件事，一是西四院的工作，即编毛选第五卷，一是办好刊物。既紧缩了工作范围，又坚守住基本阵地。
胡乔木认真贯彻了邓小平的意图。他立即让吴冷西主持政研室各组组长会议，讨论如何给《思想战线》出题目，写文章，看稿子。并指定于光远、邓力群帮助胡绳抓《思想战线》的工作。虽然政研室的同志作出了很大努力，准备在1976年元旦创刊的《思想战线》的文章大多已排出清样，无奈这股“反击”的风愈刮愈烈，这个刊物终未面世。
第二十二次 1975年11月10日
上午，邓小平约胡乔木谈话，表示：我现受批判，起因是转送刘冰的信。主席做了很严厉的批评，我做了自我批评。信既要我转，总是说明写信的人认为我是同情他们的。中央讲了，“三项指示为纲”这个提法不对，只有阶级斗争才是纲。
胡乔木说，转信的事恐怕不是主席批评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一定是主席对你早就有了不满。邓小平说：过去把形势看得太简单了。
胡乔木提到，政研室今后是否要吸收“革命造反派”参加领导，邓小平听了马上摇头，说：不要！只要吸收年轻一点儿的就行了。
胡乔木报告了政研室正在写的关于《水浒》的文章的题目和构思，邓小平说：写起来你直接送主席，不要经我转。
说明
按照邓小平全面整顿的部署，在搞好《工业二十条》和《汇报提纲》之后，下一个重点是“文革”的重灾区教育的整顿了。邓小平在9月26日听取胡耀邦汇报科学工作时指出，“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并说，“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
这次汇报会后，周荣鑫积极行动起来，主持起草教育部向国务院的汇报提纲，着手整顿教育。正在这时，刘冰等人10月7日写了致“邓副主席并呈毛主席”的信。刘冰等人8月份的第一封信是邓小平转的。邓小平希望毛泽东了解迟群的劣迹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从而推动教育的整顿，刘冰等人的第二封信当然立即照转。可是，没有想到转信成了爆发点，使1975年邓小平同“四人帮”的斗争形势发生了逆转。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邓小平光明磊落，立即找胡乔木说明自己现在受批评、做检讨的情况。胡乔木这时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批评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当然也是10月下旬以来邓小平在思考的问题。他从毛泽东关于刘冰的信的谈话中，从10月下旬、11月1日晚同毛泽东的两次谈话中，从11月2日晚同毛远新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辩论中，已经看到了分歧的焦点。他告诉胡乔木，“中央讲了，三项指示为纲这个提法不对，只有阶级斗争才是纲”。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评中间，这一句话是关键。由此可以看出分歧的焦点是三项指示为纲还是阶级斗争为纲。对“文化大革命”肯定还是否定，1975年的整顿对还是错，全由这个“纲”支配和决定。
胡乔木在斗争这样尖锐的关头，又一次提出政研室吸收“革命造反派”参加领导的问题。邓小平马上摇头，斩截地说：“不要！”表现了在原则问题上不妥协的精神。这种坚定性是邓小平的一个突出特点。这次谈话后十天，11月20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希望通过讨论，统一认识。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此议被邓小平婉拒。他接过毛主席11月13日指示要给一些老同志打招呼时说过的他们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话头，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胡乔木这一个月来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评《水浒》的文章上。他对先后出来的几个稿子都不满意，认为关于农民战争问题讲得太少。从10月中下旬起，他就埋头看《水浒》，打算亲自动手改写评《水浒》的文章。10月24日评《水浒》文章二稿付印，他和有关同志交换意见。11月8日还找胡绳谈了他的设想。第一部分主要讲农民战争的历史、农民局限性和皇权主义问题；第二部分从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展开，讲社会主义下的继续革命。胡乔木说他对第一部分已考虑得比较成熟，要胡绳帮助他考虑一下第二部分。这次谈话时形势虽然已经非常紧张，但胡乔木还是向邓小平报告了关于写这篇文章的打算。当然，邓小平这时已经无心也不适宜再管这类事了。
第二十三次 1975年11月15日
胡乔木找邓小平，说明自己要对党、对中央讲清楚为刘冰转信的经过。
说明
1975年11月14日，根据毛泽东前一天“向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乔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个人也要打招呼”的指示，邓小平和几位常务副总理在国务院召集胡乔木、周荣鑫、胡耀邦、李昌开会，通知他们政治局日内将开会谈他们几个人的问题。这次会上谈了周荣鑫、胡耀邦、李昌三人的“错误”，没有谈胡乔木的问题。胡乔木想到，为刘冰等人转信，当是自己的问题之一。在11月10日邓小平同胡乔木谈话时，胡就告诉邓，信是由李琦交我，我交给你的秘书的。邓完全不知道信是怎么来的，表示信既要邓转，总是说明写信人认为他是同情他们的。要胡不必提转信的事，以免事情复杂化。11月14日会后，胡觉得转信是一问题，不讲请楚内心不安，故11月15日找邓说明。
第二十四次 1976年1月17日
胡乔木带着同政研室几位负责人商量后拟出的一个信稿，请求国务院解除委托政研室代管学部业务的责任，并建议暂缓出版《思想战线》，找邓小平征求意见。邓看信后表示同意，并说：政治研究室的问题要听候中央处理。
说明
1975年11月24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宣读了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提出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11月26日，中共中央向省、军级单位通报了打招呼会议情况，发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12月14日又转发《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在这样的形势下，政研室只能停止工作，听候处理了。1976年1月17日交邓小平看过的这封信于1月19日向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发出。
在1976年的运动中，“四人帮”把政研室作为重点打击的对象之一。他们一面亲自出马，罗织罪名，诬蔑攻击，并指挥亲信爪牙和舆论工具，从外部围剿，对政研室极尽诋毁陷害之能事；一面扶植自愿充当“钉子”的人从内部发难，插手政研室的运动，一连制造了七次大的所谓揭批高潮，企图整垮政研室的负责同志，并由此打开一个搜集攻击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黑材料的缺口，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服务。政研室的负责同志除个别人外，都挨了整。胡乔木首当其冲，成为追逼交代与打击的重点。邓力群、于光远也是着重攻击的对象。他们当时同上级领导失去联系，在室内也难以相互接触和同群众接触，又面临如此强横的里应外合、内外夹攻的政治高压，但是他们经受住了考验，没有被“四人帮”压垮，没有让“四人帮”的阴谋得逞。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政研室原来的七位负责人中有四人全力从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留下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三人继续负责。奇怪的是，在“四人帮”时挨整的政研室，在粉碎“四人帮”后却还是受压。胡乔木被诬指“篡改”毛泽东著作。政研室写的揭发批判“四人帮”伪造“临终嘱咐”的文章《一个大阴谋的真相》（脱稿于1976年11月19日，早于12月17日见报的《灭亡前的猖狂一跳》一个月），被压不让发表；《“四人帮”为什么要砍掉“百花齐放”的口号》一文也被下令打入冷宫。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主张解散国务院政治研究室。1977年3月4日，吴庆彤、贾鲁峰、郭玉峰一起向邓力群、于光远还有胡绳宣布撤销的决定，郭玉峰还催促赶快解散。邓力群和于光远表示，执行中央决定，但“四人帮”说政研室是“谣言公司”、“黑风口”，对这些不实之词，我们要说明真相，予以推翻；一年多的工作要总结一下，向中央作个交代；报刊约写的文章也想写完。吴庆彤即要他们写为《论总纲》翻案的文章。事后，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等正式打了一个报告。3月28日，李先念、纪登奎等几位副总理接见邓力群。李先念赞扬1975年政研室同“四人帮”是做了斗争的，批示照报告办。这样，邓小平亲自组建的政研室才算维持、保存下来。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对邓力群表示，自己即将恢复工作，你们的事（指解散政研室的事），以后再说，反正有用的人总还是要用。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原来的职务。不久，他即明确提出政研室不解散。这样，政研室存留的问题就不复存在了。只是为了照顾华国锋的面子，回应3月4日已经宣布解散的决定，在名称上去掉了“政治”二字，成为“国务院研究室”。1977年11月，胡乔木、邓力群和于光远，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任领导工作，但对政研室的工作还是继续兼顾。
尽管在粉碎“四人帮”后，相当一段时间里政研室继续受压，但胡乔木、邓力群和于光远领导政研室做了大量工作。
他们写了一批有分量的揭批“四人帮”的文章，如：《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敌我关系的根本颠倒》等，以“向群”的笔名发表，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出来后，他们立即感应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提出“两个凡是”的问题。2月8日，政研室党支部书记朱佳木就向邓力群反映，指出这篇社论提出的“两个凡是”值得注意，按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就不能平反。邓力群同意朱佳木的看法，即向王震报告。邓力群向王震说明，按“两个凡是”去做，问题就大了。邓力群还带去摘录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中那段学习马列主义不能只学词句、要学精神的话，跟王震说，“两个凡是”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建议他看看《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中的那段话。没过几天，王震就在国防工办的一个会议上第一个公开批“两个凡是”的社论，还点了主持和定稿的一个理论家李鑫的名。会后，王震即向邓小平反映。随后，邓小平给中央写信，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当面对汪东兴、李鑫说“两个凡是”不行，又在同王震和邓力群谈话中系统地批判了“两个凡是”，提出“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的观点，指出“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他们还同“凡是派”进行了理论上的争论。他们以“向群”的笔名和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对理论上的“左”倾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从经济战线首先开启了思想解放运动，以后又撰写或推荐了强调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主张发展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批判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的文章，撰写了论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和赞扬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的文章，推动了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
他们还为党中央和国务院起草了不少文件和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文章，很好地发挥了参谋和助手作用。
他们在政治上理论上的贡献，得到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的肯定和赞扬。所有这些，已经不是这份着重记录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的历史资料的范围，留待另一份资料详细记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