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
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提出和发挥了一些十分重要的思想：
第一，针对“四人帮”阉割、歪曲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指示，提出“要全面宣传毛泽东思想”，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割裂了”。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对于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邓小平和罗荣桓一起进行过斗争。针对“四人帮”对毛泽东思想“各取所需”、片面宣传的做法，邓小平多次提出要全面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反对“割裂”毛泽东思想。1975年5月29日，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讲话，首次提出毛主席最近三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指出：“这三条重要的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7月4日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讲话中又说：“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9月10日这次同政研室负责人谈话中则不仅就三项指示，而且就整个毛泽东思想，尖锐地指出了“现在”（即指“四人帮”）“各取所需”、“片面性”、“割裂”的问题，明确提出“要全面宣传毛泽东思想”。到10月4日农村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把“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很大的问题”提出来，鲜明地指出：“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并运用政研室提供的“四人帮”砍掉文艺方针中“百花齐放”的材料，指出“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还说，“现在相当多的学校学生不读书”，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项基本实践“现在却把科学实验割裂出来了”，从文艺、教育、科技等方面说明“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是对“四人帮”的尖锐而严正地揭露与批判。1977年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正是这一思想在新的条件下的发展。邓小平在1977年4月10日给党中央的信中，针对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支持“两个凡是”的方针，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此后，他对前来看望的汪东兴、李鑫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在5月24日同王震、邓力群谈话中，邓小平又提出了“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的重要观点，指出：“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讨论为发端的思想解放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邓小平关于怎样看待毛泽东思想的这一充满辩证法的理论思维过程来看，1975年9月10日这次谈话是发展过程中的一环，有它的重要意义。
第二，针对“四人帮”的空头政治和盲目自大，强调落实，反对空谈；强调实干，反对自吹；强调不仅要有基本路线，还要有各项具体路线和政策。
这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各项工作中，特别是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体现，是邓小平的一贯主张，也是他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运用。毛泽东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说过，“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1975年9月10日这次谈话后几天，9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讲话，又一次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说：不仅要路线正确，而且要政策正确，方法正确。他又说：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无论在工业、农业方面，已经有了一个进入世界前列，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这么一个基础。但是，我们在这一方面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毛主席多年来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过去斯大林的时候，后来赫鲁晓夫的时候，吹得很凶。本来不是第一，本来落后，要吹第一。我们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都不能吹，因为我们现在尽管有了这个基础，但还很穷、很落后，不管是工业、农业，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要几十年时间。邓小平反复阐发的这个思想，是针对“四人帮”空头政治、自吹自擂等恶劣作风而发的，指出了怎样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关键问题。
第三，针对“四人帮”败坏和搞乱的作风，强调发扬党的三大作风。
这个问题邓小平在7月4日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讲话（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94年10月第2版，第12—14页）中着重谈过。这次谈话除重申了7月4日讲话的内容以外，又着重讲了两点：一是强调安定团结，反对派性。指出“四人帮”掌握的报刊宣传“只讲斗争不讲团结”，这是不利于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不利于增强党性、消除派性的。一是文风问题。结合思想理论战线的情况，指出在文风上要“反对新八股”，这是以前所没有涉及的。邓小平谈了他对文章的要求：要有“新意”，“不要光讲现话，要讲新话”；要“摆事实，讲道理”。
在8月下旬《光明日报》、《红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评《水浒》的文章以后，有一位负责人提议政研室也应写文章。胡乔木同意这个提议，认为我们应从与众不同的角度来评论《水浒》。随即召集了一个会，马上就布置写文章（具体情况见8月21日第九次谈话及其说明）。9月10日上午，吴冷西召集写作班子成员开会，提出文章的主题是“以《水浒》为由头，重点批苏修”。吴冷西还转达胡乔木的意见，要大家认真学习邓小平同新西兰记者的谈话，并按这个谈话精神写文章。
9月10日向邓小平汇报得到赞同以后，胡乔木即亲自抓这篇文章的写作。9月16日讨论评《水浒》文章提纲时，胡乔木指出，说宋江搞修正主义，只是借用。农民战争同无产阶级革命不是一回事。农民起义中有革命和投降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国农民战争史很长，从长期的农民战争经验中吸取教训，是很需要的。他又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夺取政权后本身变质，不是投降。他强调，对斯大林关于皇权主义的话，要作正面的批评。指出，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中，并不是一定拥护原来的好皇帝。有很多农民战争是拥护好皇帝的，但也有很多是不拥护的。有的自己要做好皇帝。他还指出，历史上农民战争有各种各样的领袖。不能把投降派用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来概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不是农民的局限性。很多农民起义是反皇帝的。这个方面，要多少提一下，批一下。否则，文章就不够分量。
对于江青鼓吹“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胡乔木在10月6日的两次谈话中愤激地说：“把毛主席比做晁盖，简直是荒谬！毛主席是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晁盖无论怎样勇敢，只是一个农民英雄，这两个人怎能比较呢？还有把毛主席身边的人比做宋江，那不是说毛主席用了宋江吗？”他还有针对性地指出，无产阶级同农民阶级不同，“第一，无产阶级不是法家，第二，无产阶级不是晁盖。”胡乔木针对报刊上已经发表的评《水浒》文章说：“文章要正面立论，不要放暗箭。现在报刊上的文章都很长，但就是只有那么一两句话是有所指的，是放暗箭的话。我们不放暗箭。”
10月14日讨论文章初稿时，胡乔木发表系统谈话。他指出，农民革命有长期失败、分化、投降的教训。无产阶级革命同农民革命首先是有区别的。即使是革命的农民运动也有它的局限性。农民同地主在斗争过程中，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互相渗透：不仅通过宋江这样的投降派带进来，即使是革命派也要带进来。因为农民不能同封建主义彻底决裂。历史上农民运动总是得不到出路的。他又一次强调，农民是不是皇权主义者？投降是不是农民的局限性？农民有没有局限性？文章对这些问题要有明确的正面的回答。他指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前途是明确的，但是还要解决一个问题，资产阶级影响还是强大的，还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向无产阶级渗透。过去无产阶级革命中对这一点估计不够。胡乔木着重讲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从过去农民战争的失败可以从哪些方面得到教训的问题。他指出，首先是认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认识统治阶级有长期的优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不能低估资产阶级的影响。应当从多方面吸取梁山的教训，来对付内部、外部的敌人。同时又指出，农民战争也有不同的情况。有拥护好皇帝的，有自己要做皇帝的；有提出土地纲领的，有不提出的；有推翻地主统治重新建立一个地主统治的，有投降的。不要把历史看成一个平面，不要把无产阶级革命同农民革命的问题放在一个水平去观察。李逵不能解决的，无产阶级完全可以解决。总的归结到努力提高阶级觉悟，提高识别能力。这就是我们学习毛泽东关于《水浒》评论的根本意义所在。可以比较，不是类比。文章的题目确定为《宋江的投降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
10月中旬，在修改第二稿中间，胡乔木把他要编译局搞的《斯大林提到“皇帝”和“皇权主义”一段话的有关资料》交给执笔的同志参考。过后又打电话给这位同志，再次强调要把农民战争的问题展开一点儿，要多引一些马恩关于农民战争的语录。
10月下旬第二稿改出后，胡乔木要胡绳把毛泽东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讲话拿给执笔的同志看，提出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把整个文章贯串起来，并指名批评斯大林关于皇权主义的观点在理论上的错误。胡乔木还理直气壮地批驳所谓“宋江架空晁盖”这个意在说明党内有宋江、有现代投降派的提法。他不止一次地说，关于“宋江架空晁盖”这样的提法，用不着更多的篇幅去批，只要用“不能作肤浅的历史对比”一句话，就可以驳倒了。经过胡绳主持修改的第三稿第一部分结尾加上了这样的话：“不应当把历史和现实作一种为马克思所指责的‘肤浅的历史对比’”，“不应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家同最革命的农民起义领袖看成同一水平”。
第十三次 1975年9月13日
9月12日江青在大寨讲话，说评《水浒》对当代有现实意义，宋江上山后把晁盖架空了。吴冷西看到新华社记者发回的江青讲话后，即同胡乔木一起去见邓小平。同时带去关于“宋江架空晁盖”的两篇剪报。胡乔木说，江青在大寨讲话，报刊上评论《水浒》的文章，影射攻击你是宋江，讲宋江架空晁盖是影射你架空主席。邓小平说，不会吧。胡乔木说，这决没有错。这可不是一个小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邓小平看了材料后说，真的指我，那要送主席看。不过不能由我送，要通过别的途径。又说，不要紧，让她说。现在叫喊反复辟的人，自己就是搞复辟的。
邓小平还指出：现在教育方面的问题积了一大堆。国务院将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胡乔木谈到学部办刊物的问题，邓小平说：要抓紧筹备，把《思想战线》办起来。别人写文章，你们也可以写，但不要影射，要讲道理。还说：《思想战线》的重要文章要交政研室审定，有些文章还要送中央和国务院审定。
吴冷西向邓小平汇报了调干部的一些考虑。胡乔木也谈了纪登奎对政研室调干部要老、中、青结合的意见。邓小平听后说：老中青三结合，主要是要调中年干部，调来了马上用，还要身体较好，可以出去搞调查研究的。要从地方上调，也可以从军队方面调。
说明
1975年9月12日，江青在大寨就《水浒》评论发表讲话，鼓吹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影射攻击邓小平。新华社记者把江青讲话的记录发到北京。穆青的意见要反映给毛主席。新华社其他几位领导不积极，他就反映到吴冷西那里，问怎么处理。吴说我立即来。穆即在新华社后门等吴。吴怕后面有人跟踪，从中南海北门出来，往东单那边绕了一大圈，才到新华社。吴取了材料，回到中南海武成殿，和胡乔木一起看后，大吃一惊。其时，他们已经看到9月5日《人民日报》和9月11日《文汇报》上以评《水浒》来影射攻击邓小平的文章。两人认为问题十分严重，立即去见邓小平。邓小平听了汇报，又看了材料，认为此事重大，要立即报告主席，但不宜通过他报告。胡乔木同吴冷西商量，请新华社记者李琴（杨立三爱人）经过唐闻生、王海容转交给主席。吴又转了一大圈，到新华社，把材料给穆青，让他去办。这份材料后来由唐闻生及时送给了毛泽东。
9月24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在会见以后，邓小平即提出要向主席汇报一些问题。邓小平把江青9月中旬在大寨所作的关于《水浒》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等讲话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事先已经读到江青讲话材料，听了邓小平当面汇报后，立即气愤地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评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上边（指政治局）。江青要求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华国锋请示毛泽东，毛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