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哲理
毛泽东哲学，作为一种“改造”哲学或革命哲学，其形成不仅与时代特点和中国亟待改造的大背景分不开，也与其创始人的精神品格紧密相关。毛泽东从学生时代起，就是一个忧国忧民之士，怀抱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志。他那时最忧怀的问题是“天下国家之大计”，是如何担负起“救天下之大任”。由于受唯心主义的影响，他试图寄希望于“大气量人”，从“动天下之心”、“变换全国之思想”着手，进而达到“真理道行、辟妄自息”的目的，并且认为这种改造不仅包括东方思想，亦包括西方思想。青年毛泽东这种改造社会的方法虽然无疑地是错误的，但是他注重改造社会人心的态度却是十分积极的，向上的，正是这种积极向上的态度推动他的改造哲学不断向社会现实领域跨进，向唯物主义方询发展。尤其在接受了进化论思想以后，毛洚东更是对社会的改造变得希冀满怀。1917年，他在研读德国哲学家柏格森的《伦理学原理》时，曾在书页上写下这样的批语：“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无忧也，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乏，使其为物质之自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不抛弃了圣贤救世观，站到了现实主义立场上，而且对于中国的再造、新生充满信心。尔后，毛泽东一直在思考着中国社会改造以及世界改造之总体目标和具体方法。在1920年给陶毅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好多人讲改造”，“究竟要改造到那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那一个地方下手？”当湖南省督军张敬尧在直皖。战争中随“北军”败走，1920年7月起始湖南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时，毛泽东乘机发起了“湖南自治”运动，并提出建设“湖南共和国”的蓝图，设想以湖南的分治作为下手处进而总治中国及世界。他在给罗璈阶的信中说，“改涂易辙，从各省小组织下手。湖南人便应以湖南省为全国倡。各省小组织好了，全国总组织不怕他不好。”湖南“独立自治，可以定出一种较进步的办法（湖南宪法），内之自庄严璀燦其河山，外之与世界有觉悟的民族直接携手，共为世界的大改造。”并主张树立“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和依靠“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去实现这种改造。当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欣然接受了国际主义，把中国社会的改造放在世界改造的范围之内，并把对中国社会的改造看作是对世界改造的着手处。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1921年元月举行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说得很清楚，他对学会“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针作了如下解释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正因为中国这个地盘是”下手处“，又适逢中国处于生死存毁之大变化的历史关头，因此它在毛泽东那一代人手里便得到了空前彻底的改造，甚至可以说得上是翻天覆地的改造。这种改造，根据中国的国情和世界大势的影响，在毛泽东那里是分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法进行改造；第二阶段：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方法进行改造。毛泽东把这两种改造看成是一个连续的统一的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归宿。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经过30余年的艰苦奋斗，终于使人类历史上最新最进步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个前身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建立起来了，这不能不堪称为一世界性的伟业，并引起世界瞩目；世界上一些与中国社会条件相类似的国家和民族都竞相效仿中国革命的经验，西方殖民国家在震惊之余也对中国刮目相看。
正因为毛泽东是一个主张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他在使中国社会得到根本改造的同时，没有忘记对世界的改造。他一贯地奉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和立场。毛泽东在1920年给蔡和森的一封信中就这样指出过：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是世界主义。当时他认为：”固应该有人在中国做事，更应该有人在世界做事。如帮助俄国完成它的社会革命；帮助朝鲜独立I帮助南洋独立“等等。尽管毛泽东当时对”世界主义“的理解并不是那么清晰，并且他关于帮助俄国、朝鲜、南洋等国的话也仅仅是纸上谈兵，但他这种”世界主义“的思想观念后来却变得愈来愈鲜明，且愈来愈牢固。这表现在，毛泽东从来不把中国革命当作一种孤立的事业，他认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与全人类的解放事业紧紧相联，中国革命的胜利同时意味着对帝国主义东方战线的冲破，它同时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提供了一个基地。毛泽东坚定不移地信奉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原则，认为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因此，他就要求中华民族对于人类应有较大的贡献。正是在这种牢固的”世界主义“思想支配下，革命成功以后的中国，曾无私地援助了世界许多国家和民族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业。当美国在1950年发动侵朝战争时，中国立即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请求出兵”抗美援朝“；当美国60年代发动侵越战争时，中国又毫无保留地尽最大的努力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正义战争。中国还在物质上、道义上支持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民族的民主革命，英勇地扛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大旗。为了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中国一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颠覆活动，反对扩张主义的战争政策，反对核垄断和核讹诈，恪守自己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所倡导的国际间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筹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基本原则。在世界各国中也许还找不到奉行这种”世界主义“的先例，世界上也许还没有哪个国家和民族曾象中国这样，不畏强暴、正义地无私地援助被压迫民族国家，以使之争得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中国建国后所奉行的这种外交政策正好证实了毛泽东一贯地忠守自己的哲学信条。
改造人类社会、变革社会制度，目的是调整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使之有利于向自然界”开战“、改造自然，从自然中获取自由，这是毛泽东哲学关于”改造“的另一个重要论题。这一论题是通过毛泽东在改造社会的活动中，同时实行改造自然而总结提炼出来的。毛泽东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十分重视对自然的改造和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在中国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十分艰苦的时期里，为着抗日革命根据地事业发展的需要，毛泽东曾积极地提倡革命者去研究自然科学，用自然科学知识去武装自己、改造自己，以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从而为驱逐入侵之敌提供必要的物质装备和条件。当时中国革命的首府延安，不仅是全国真正革命志士汇集的地方，也是全国追求进步和光明的青年知识分子所向往的地方。当时许多学习自然科学的青年学生纷纷投奔延安，投身革命队伍，参加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工作，并在诸如建设厅、医院、实验农场、通讯机关和军工部门等各种建设岗位上干得很出色。为了培养自己的科技人才和加强自然科学的研究，延安还办起了一所高等学校——自然科学院，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会以及医药、农学、地质矿冶、生物、机械电机、化学等专门学会，以优先研究和普及于根据地经济建设急需的自然科学理论。延安的自然科学研究及应用活动一开始就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同时这种运动也有力地促进了毛泽东对自然科学的本质、职能和社会功用的认识。1940年春，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曾这样强调指出：自然科学是人类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中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正是由于有这样积极的倡导，在当时抗日根据地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抗日战士千方百计，自立更生，运用科学于军工生产和农业生产，取得了较好成绩，有力地支持和发展了解放区的抗日事业，并最后夺取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译东就在考虑实现工业化的道路。随着1956年底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在中国的迅速确立，毛泽东在1957年初，就把改造自然的任务及时地向全国人民提了出来。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应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入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以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毛泽东在这一段时间里往往把”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与”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提，他强调应当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技术革新上来。遗憾的是，由于毛泽东求成心切，轻率地发动了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结果使中国的经济革命和技术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并由于其他种种历史因素的制约作用，从此以后导致了中国社会政治运动的接连不断。不过，尽管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长期在歧途上徘徊，并遭受了种种严重的挫折和干扰，但是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仍然取得了改造自然的巨大成缋。建国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全国灌溉面积现已达6亿7千多万亩，全国主要大江河的一般洪灾得以初步控制，农用机械、化肥电力等大大增加，中国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保证了10亿人的吃穿等生活需要。更重要的是，中国在一个几乎没有机械制造业的国家，建立了独立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国现有的工业能力能保证原煤、原油、钢铁、电力等的产量迅速增长，能为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提供必要的能源。同时，第三产业正在中国兴起，新兴科学技术日益在中国人民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现在不仅能把核技术用于国防工业生产和民用工业生产，也能把用于科学试验的人造卫星送上太空，这为空间开发的起步开创了较好条件。中国最先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还育成并推广籼型杂交水稻等等，这预示了中国的生物工程将会有令人乐观的发展前景。随着中国人民改造自然能力的加强和中国国力的强盛，中国必将能够加快速度进入”现代化“时代，以新的姿态出现于世界民族之林——而这正是毛泽东在生之年梦寐以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