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个例子，美国在2010年开发出一种所谓的速效感冒药，这种药的唯一优点是比阿司匹林能更好地缓解那些头痛脑热的问题，然而化学分析的结果自然是惊人的，因为这种新药的主要成分不是别的，正是阿司匹林。2000年前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古中国类似治感冒的药物，分别是柳树皮、杨树皮，甚至柳树根等，现代化学家最后的结论是止痛成分现在和过去都是一模一样的—阿司匹林。意思就是，我们2000多年来都在“炮制”同样的药品。
对于药品公司来说，这不过是编造一个新的加工工艺，进行新的开发项目，然后推出貌似不一样的外观生产过程。药品的药名、价签上发生了变化，人们既然在安慰剂上喜新厌旧，药品公司也不担心在价签上不断标出不同的数字，从利润的角度出发，自然是越大的数字，看起来越可爱。医生们在没有发现安慰剂的副作用的时候，自然愿意使自己的腰包更鼓，结果一个可怕的问题出现了：美国人在这些小小的病症上过度医疗的麻烦接踵而来，药费升高，跟着手术费用也在升高，最终全美国的人都喜欢不治病也要去医院。
联邦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禁止给6岁以下的儿童服用任何感冒药，其实不是因为感冒药无效，主要因为儿童的处方药量对于药品公司而言，根本构不成可观的利润，还可能有副作用的道德谴责。但有些父母可能不管这些，他们发现，某种感冒药偶然给某个孩子使用，药效居然比大人要好得多。其实，那也是我们的心理在作祟。孩子没用过的药，对于孩子来说就是新药，不论这种药是原始的柳树皮还是速效感冒药。
事实上，也许我们可以作个另类的比喻，如果让医生们停止使用无效的感冒药和其他类似的过度使用的安慰剂，美国的医疗费可能马上会减少2/3，健康的美国人马上会多出1/3。也许正如那句俏皮话所说：“病人太多，是因为医生和药品太多。”
中国的镇痛剂和感冒药一类的安慰剂，可能比美国要严重得多，一些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有1/3以上的人将感冒药等同于镇痛药。中国常见病症的自我诊疗比例中最高的就是感冒，占常见病症的89.6%。中国也是世界上引入高价感冒药最急迫的国家。
中国的感冒药同样廉价和无用，但是感冒以外的安慰剂同样虚高，比如一些被证明无效的中药或者所谓药用保健品。实际上，并不是中国的医生特别贪婪，而是因为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更多的安慰剂只会让感冒药更快地黔驴技穷。结果为了赢利，除去抬高要价，病人自我诊疗增加，还将大量的更有效的其他药物的资金也统统占用。反过来，因为其他药物成本太高，价格也跟着升高，成了典型的医疗供应极端不足。除非降低有效药物的成本价格，否则这种怪圈很难打破，所谓以药养医，会不断地折磨中国的医疗体系。
第三节 如何测出全球互联网价值
英国一位数学家用新方法测出了互联网的重量。他发现，电子阅读器读取新文档时，因为电子运动，阅读器会增重，尽管这点儿差异几乎小到可以忽略的地步。根据他的估算，整个互联网大概只有50克，也就是一颗大草莓的重量。网络上平均传输的信息，一张图片、一段文字、一段代码的重量比灰尘还要轻。
这位数学家计算的网络信息总量数据是谷歌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斯密特所估算的。施密特曾估计整个互联网大约有500万TB字节信息，而谷歌只占0.04%，英国那位数学家估计的是这500万TB字节信息的重量。如果算上所有使用网络的家用个人电脑，互联网的重量大约等同于3颗草莓。如果仅仅计算互联网上所存储的数据重量，得到的数据就会小很多。
爱因斯坦著名的能量守恒定律及公式很好地把能量和重量联系在一起。公式表明，拥有更多能量的东西，其重量也会更大。存储数据的信息比没有存储数据的信息拥有更多能量，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存储数据的信息会更重一些。
这个方法听上去的确十分巧妙，用间接的办法“称”出了互联网甚至信息的总重量。对于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拟世界，这好像是一种颠覆。不过，有些人接下来会问：既然知道了互联网的质量、重量、信息总量，那么互联网的总价值是多少？互联网造就了那么多亿万富翁，容纳了成百上千的新兴企业，这样一种伟大的资源，应该价格不菲，但是真正知道答案的人，可以说寥寥无几。
其实早就有人给看得见、听得着但摸不到的信息确定了价格，我们甚至可以凭此给全世界的网络定出价格。这个人的办法，类似于上面的互联网称重的方法。斯坦福退休教授肯尼斯·阿罗是世界上第一个给“信息”定价的人，他测定信息价格的原理，就和电子阅读器存取前后增肥一样。阿罗发现人们得到信息前后，收益发生了变化，其他的条件都不变，只有一种可能的解释，信息产生了收益差，他还发现信息的价格和得到信息的难易程度、时间长短都有一定的比例关系。这是他在斯坦福的主要研究成果之一。
硬件往往没有软件贵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制造一套软件的时间和成本比工业机器的速度慢得多。尽管我们在计算机销售商那里看到过每种硬件的价格表、每种软件的详细价格表，但很少有人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凭什么一张普通的硬盘价格要几十美元？这里面时间的差异性是主要因素。信息的价格主要是以时间为变量基础确定的。
但是，发现这个清晰有力的测量法和证明曾经相当困难。如果不是阿罗的巧妙思路，也许到现在，善于计算生产总值的经济学家保罗·罗默的话—计算机在经济活动中的价值等于零—还是对的。如果是那样的话，今天的计算机和网络都将是摆设，像一堆废物和玩具。
微小的改进，实际上要翻越许多障碍，就像习惯了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的人，要突然使用linux操作系统一样。即使阿罗是最年轻、在数学和经济学上最富有天赋的人物，他也同样经历过普通人的曲折思维。这种思维的改进，大概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经济学家们分析不熟悉问题的常规办法。而且，与我们通常的想象相反，这个思维方式对于普通人来说，更加简单易学，更有实际意义。
阿罗的想法大致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会想，既然微软创始人和计算机公司受益网络，作为网络财富的源泉，网络的总价值一定大于这些公司在过去和未来的总价值，否则不可能产生如此多的财富。就是说，我们定个可参考的最低价格，应该不成问题。这就好像美国在加拿大的探矿队一样，在不知道深埋地下的矿藏有多丰富的时候，人们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地区这种矿山的历史产量。如果矿藏分布均匀的话，我们的估计应该不会离实际太远。
经济学家们也面临相同的问题，他们并不可以确切地知道网络和信息的总产值是多少，甚至也不确定某一网络的好处有多大。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网络和信息的价值，就像一个黑匣子，与经济学家的价格计算没有任何关系。亚当·斯密时代，发生了“南海泡沫”，不过他从未把那个欺诈和获得的财富直接联系起来，按照他的想法，这种行为最多只能属于那本《道德情操论》的范围。总之，在阿罗以前的经济学家，是不存在信息之说的。
犹太人的信息灵通者在股票市场上风生水起，不过这被认为是职业素质的必要部分，雇主不会因为某个人的耳朵特别长，就给他双倍的佣金。但像索罗斯那样的杰出人物，恰恰就是靠这种耳朵发家的。在华尔街的手册上，信息已经是商人们运用得炉火纯青的手段，经济学家还装作看不见。这让经济学家们越来越难堪，直到阿罗解决了该问题。
其次确定值多少，怎么估计才是硬骨头问题。1907年，邓肯·麦克杜格尔医生让濒死的人躺在一个秤上，然后称量他们死后体重的变化，发现有人在死后立即减少了21克的体重。人的灵魂的重量是21克，这一说法很多人深信不疑，据此创作的电影《21克》让西恩·潘成为一代明星。当然，事后的重复实验最终证明，灵魂重量为21克只是测量错误。
这个灵魂实验的素材居然被经济学家活学活用了。有些内容无法直接量化，直接测量是行不通的，比如人类的灵魂、商品给人的感觉。直接不行，一些人便会想到间接的办法。
间接的办法，主要是选好可以类比模仿的直接测量的内容。就像灵魂实验一样，不知道灵魂多重，但是活人和死人的体重都是可测的。信息的价格不能测，但是在信息上，不同时间作出反应的人，得到的收入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如果再找到一个理想的称量工具，那么一切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为此，阿罗选择了间接效用工具，意思是相当于某种效用程度可以用相应的商品数量、货币收入等可测的内容标示衡量。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测的信息价格被时间的价值效用替代表示。最后的步骤自然是比较简单的，只要将获得信息的难度系数作大致比较就可以了。比如一个人打听消息走了两英里，另一个人却只走了一英里，前者的难度系数就是后者的两倍。这个计算方法为后来的马克鲁普的推算奠定了微观基础，据他测算，1962年美国的信息产业总规模已经接近当年美国总收入的1/3。
我们现在根据阿罗和斯密特的数据，可以推算出互联网的总价值规模应该在全球信息字节的总量的平方规模，大概是2.5×101 2TB，相当于现在互联网的总产值的上千倍以上。也可以说，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的话，互联网产业大概自动发展500年才能让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变成信息帝国。
中国的人际关系价值，这好像也是个类似的命题，如果套用这个算法，不考虑培训教育这样的人力资本因素，任何人单纯的关系的价格，大概都可以用关系前后的收入计算出来，虽然在中国还没有人能够计算出这个平均的收入时间差是多少，但是可以肯定的是，14亿人的价值关系，绝对超过毫无瓜葛的14亿人的平均收入的价值。依照早已证明的“组织的绩效大于个人”这种观点来看，中国和东方社会热衷于关系，表现得也许更加符合经济理性。
第四节 “白日做梦”有没有价目表
1974年，史蒂夫·乔布斯去了印度，据说在喜马拉雅，他见到了一个印度的 “巴巴”（北印度语意为圣人），然后莫名其妙地从朝圣的人群中被这个巴巴看中，剃掉了嬉皮士的标志性长发，开始了一段旅行修行。回国后，乔布斯又去了俄勒冈一个宗教冥想实验中心，从此性格大变，脱去沉默寡言的外套，突然变成一个管理天才人物，甚至成为能够仅凭直觉就改变苹果公司的硅谷“圣人”。
乔布斯为什么要去印度？也许比他的传记作者更靠谱的解释是，史蒂夫·乔布斯的嬉皮士精神偶像—甲壳虫乐队，在他到达印度前，已经跟随乐队精神导师乔治·哈里森到印度去学习体验冥想。其实，这不过是一个追星族自认为提高自己修为和心灵解放的手段。在当时的美国，大众把他们的冥想体验和吸毒寻求幻觉的行为联系起来。
如今，冥想这种方式却成为硅谷乃至美国的一大风潮，加上瑜伽文化的流行，随着迷恋此种方式的乔布斯去世，冥想再次变得流行起来。
乔布斯的印度经历，是不是真像他自己讲述的那样充满迷幻色彩，除他本人，无法证实。不过，我们倒是可以亲身验证一下冥想。在中国，高深点儿的说法叫“参禅打坐”，通俗点儿的说法就是“白日做梦”，就是用想象和心理暗示治疗达到某种目的的方式。
你也许想不到，在经济学里，其实也存在这么一种“白日做梦”的方法，而且比冥想的方式要高明得多，因为只要加些必要的规则，如实验条件的可重复性、符合一定的统计规律。在一个人造的实验场所，我们完全可以制造出冥想世界，甚至会使盗梦空间成为现实。当然，这个世界是围绕经济活动运转的。
我们可以造出两个“白日做梦”的梦境，以下的内容是从已故斯坦福大学著名心理学教授阿莫斯·特沃斯基的经典实验改编而来。
首先，我们要做两个白日梦，第一个是做个“乞丐梦”，做北京天桥或者拉斯维加斯地下水道的那类乞丐。记下自己做乞丐想要的东西、想做的事情，按照自己需要的紧迫程度依次在纸上排序，比如，1.面包；2.衣服；3.金钱……最好有一个标准的条数，比如30条。然后把纸条封上。第二个是做个“盖茨梦”，假设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记下自己做世界首富想要的东西、想做的事情，同样按照自己需要的紧迫程度依次在纸上排序，比如，1.豪宅；2.游艇；3.投资……最好有一个标准的条数，比如30条。然后把纸条封上。
其次，发挥点儿娱乐精神，试试饥饿或者长途步行，和陌生人说话这样的冒险事情。之后再次对自己这种经历后最想要的东西、想做的事情按照需要程度依次在纸上排序。最好有一个标准的条数，比如 30条。然后把纸条封上。
再次，把3张纸条上的内容，按照序号进行对比，自己统计一下。一是统计3次记录有多少条是类似的，二是统计在做两个白日梦中，两者有多少是类似的。然后再思考一下，有多少条是看起来毫无意义的。如果再把各种物品按照实际价格也标出来，你就得到了一张梦中消费的价格表。